於是，晚期維特根斯坦花費大量的精力研究”確定性”難題：我們是在什麼意義上談論”確定性”的？他通過思考和回應”摩爾命題”及”摩爾証明”，探索出整體主義的思路——世間事物的確定性是由整個體系決定的，通過對整體的綜觀，便可確定某個對象。(參見劉暢)而確定性本身並非一成不變，他用”河床之喻”來闡釋這種間於獨斷論和相對主義之間的相似論。他把生活世界比爲河流，而將“世界圖景”(軸心命題、常識、集體經驗和基本信念)比爲通道或河床。在我們這晝夜不捨的生活之流中，那些相對牢固的信念(即基礎信念)則在信念的河流中，扮演着河床的角色，而那些相對不太牢靠的信念，就相當於信念之流中不斷被衝刷變換的泥沙。正是河床使得河流得以可能，但河床身處激流，也在流變之中。

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而言，自我和意識是存在的，但並不一定是固定的”實存”；他心也是可知的，但也不表明”他心”必定”實存”。當然，與語言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相比較，莊子是一種寓言式的表達，缺少嚴格的知識論證明，就連”印証”性的內在論述也極少。然而，匪夷所思的是莊子的境界甚高，不僅在世間法的層面上，認爲自我和意識的存在性，也承認他心可知，而且還能超拔到出世法，抵達佛教空觀，這是西方哲學比較稀缺的部分。

三、不斷抵近神秘之地

於此而觀，二人雖相距甚遠，在對待自我、意識和他心問題的理解與解答上，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但又各有特色，互有可鑒之處。依於文本而論，二者的相似性在於：他們持有相似的情懷，悲世憫人，卻又無心於功名，希望自己解脫，獲得自由，更希望他人也能自在而幸福。因此，他們努力揭示原有價值的漏洞與弊端，莊子極爲厭惡政治對人身的宰制，尤其是君主專制，故而不斷地批判以儒家爲主的禮制思想，進而確立自然主義傾向的道論。

維特根斯坦也無意於政治，他的著作幾乎與政治無關，而更多的是探究個體如何獲得自由與幸福。可以説，他們都是“反哲學”的哲學家——批判，甚至消解以往的哲學體系，根治理智的疾病，倡導實踐哲學，喜於革新——重估一切價值。哲學家不僅是一個“政治鬥士”，還是一個“唯美主義者”，亦是“痴情郎”和“有識之士”。(參見巴丟，第15-31頁)雖持他們對世間事物懷疑態度，但都不是懷疑論，他們有肯定性的立場。

莊子確立“道”的終極性，維特根斯坦則認爲世界圖景或生活形式是具有確實性的，猶如“河床”，儘管有流變性，但其整體相對穩定，能夠托起整條河流。在知識論上，他們並沒有否定一切，也不是不可知論者，嵌在日常生活中的“道”，隨時都在場，不是“道”不可知，而是我們缺少發現的“眼睛”。生活形式始終在場，是一切人都無法須臾可離的境域。因此，自我和意識是能夠認知的，也是“存在”的，他心難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答。他們所運用的思想方法與策略亦近似，先確立懷疑的合法性，進而對既定的思想進行深入的批判，攻破之，重建新的思想觀念體系。更爲巧合的是，他們的冩作風格都極爲一致，運用隨筆文體，多有名言警句，猶如語言大師，營造各種比喻和寓言，巧妙講述深刻的哲學理論。

然而，畢竟時代不同，文化、生活境遇及問題皆有別，二者的差異性也不容忽視：莊子的政治隱喻性批判較爲明顯，帶有很強的反政治色彩，而維特根斯坦則視政治爲無物，政治與他的個人世界無關，他尋求的是自我救贖與自由。毫無疑問，相比莊子而言，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理論更爲成熟，知識論更爲系統，他對語言的重視超乎尋常，將哲學問題歸於語言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語言具有本體的地位。而莊子則不過是將語言當成認知的工具，認爲“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莊子》，第466頁)，一種語言工具主義態度。且莊子志不在知識論上的貢獻，故而沒有自覺地建構新的知識，而是投身於人生哲學的沉思，通過對政治的探究，尋找全身之道和自由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