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關於方式（How）的書，而不是關於具體方法（How to）的書。這兩者有何不同嗎？可以說，完全不同。
　　在21世紀，你在做什麼或者知道什麼，已經不再重要了。這一點不僅適用於商業機構，也適用於其他營利性或非營利性機構、政府部門甚至國家。即使對於個人發展以及實現個人目標，這一點也同樣適用。
　　在這個全球化的網絡經濟時代，個人或者集體通過提供產品或服務的方式取得成功已變得越來越困難。事實上，如果列舉當今所有的成功者，你會發現沒有哪個人是單憑制造某樣東西或者做了什麼事情而成功的。如果你創造了更好、更快、更便宜的新產品，競爭者很快會用更低的價格把它做得更好。顧客無時不在對價格、功能、質量及服務等方面進行比較，孰優孰劣，一目了然。
　　與此同時，我們還發現，在這個緊密聯通的透明世界裏，“個人行為”已經不復存在了。無論好事壞事，所有正在發生的都可以成為微博的談資。我們如今掌握著前所未有的力量，可以超越公關部門的圍墻，進入到組織運作的最深處，甚至進入董事會會議室去窺探這個組織中的每個人，從管理者到普通員工。我們不僅可以知道他們做了什麼， 還可以知道他們是如何做的。
　　通常說來，我們習慣用不同的“追求”來區分個人、組織甚至國家的屬性。我們都想出人頭地，想和別人不一樣，想做別人做不到的事 情。我們想具有獨特的價值，去完成重要的事情，去創造傳奇。我們永遠都想這樣，但在這個商品化的透明世界，我們不再具有這樣做的條件。
　　但是仍有一個領域具備著驚人的多樣化及多變性，我們還沒有將其進行分析、量化、系統化或商品化。這一領域在許多方面是無法被商品化或復制出來的，那就是人類的行為：如何做、做什麼。這裏涉及無數種可能性，而機會正存在其中。人類的多樣化行為給我們提供了珍貴的機會，讓我們能夠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創造出持久的價值。
　　當然，我們如何做自己必做之事，仍然非常重要。但在今天，我們如何表現，如何消費，如何在關系網內建立信任關系，以及如何與他人建立關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而且通過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
　　當今世界充斥著數不勝數的網絡信息，其中有一些我們甚至來不及理解；全球範圍的雲數據庫使我們可以與同事、客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類產生即時聯系；科技的進步更使我們聯絡得比以往任何一種人類組織架構之下的都快。由此帶來的結果是，許多已被經驗證實的合作與進步方式都不再適用了。
　　正如我們每天所見，以及你接下來要讀到的， 世紀最有價值的改革，不在於新的產品、服務、技術、商業經營方式或公共政策項目，而在於新的創造價值的方式和個人與組織在表現差異性時的行為方式，也就是方式的變革。無法順應這一潮流的個人或組織，必將被時代淘汰；那些已經先驗性地理解並用方式的力量引領自己走向成功的個人或組織，將成為時代的佼佼者。這本書所講述的，其實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理念的力量和可行性。
　　原來，一切都是“方式危機”
　　當本書在2007年首版面世時，我曾斷言，人類正在進入我稱之為“行為方式新紀元”的時代。
　　但我真是大錯特錯。
　　在過去的四年裏，人們已經清晰地發現，我們並非剛剛進入這個時代。我們早已深陷其中。人類行為的價值，比我寫這本書時所認為的更為重要，而且用我難以想象的方式表現出來。比如，當我寫到紐約的一位賣甜甜圈的小販讓顧客自選購買，並用這種充分信任的姿態使自己生意火爆時，我並沒有想到“信任”已成為一種全球性的經營方式，某些國家甚至將其升級為應對經濟危機的戰略；當我分析近年來最大的“龐氏騙局”，用以說明對信任的濫用會導致何種嚴重後果時，我並沒有預料到伯納德·麥道夫的驚世大騙局會在全球範圍內造成那麼大的回響；當我寫到，由於通信技術的飛速發展，人與人之間、國家之間、不同文化之間的距離被無限拉近時，我並未充分意識到人類的互相依存，甚至是道德上的互相依存已經到了何種程度。想想吧，也許加利福尼亞的抵押貸款交易會使挪威某農村的公積金計劃徹底泡湯，而對於手機和遊戲機控制器電池的消費需求會導致非洲中部某種族滅絕。在當今時代，誰能逃得開全球範圍內的道德共存呢？
　　我開始意識到，過去我們用了太多無關道德的詞匯來描述這個世界，比如“平坦”“連通”“透明”“復雜”“不確定性”，以及“充滿風險”。這個世界確是由以上種種特質組成，但遠不止如此。大約兩個世紀以前，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發現，道德的影響力會隨著距離增加而減弱；既然我們現在的世界由於信息和資本的全球化而變“小”了，道德的影響力就應該相應加強。事實也的確如此。
　　我設計了一套公式，用以表現當前互相連通、互相依存的世界性趨勢：
　　極端主義和全球機能失調= 科學技術+人類的激情×（錯誤思想+ 負面價值觀）
　　全球穩定和可持續繁榮= 科學技術+人類的激情×（正確思想+ 正面價值觀）
　　這套公式中有兩項常量，兩項變量。第一項常量是科學技術，在科技的引領下，人類之間的聯系必然越來越緊密；第二項常量是人類對於進步和更好的生活環境的永久性激情，當它與科技結合，其影響力將成倍增長。
　　現在來看一下兩項變量：我們對於世界的看法和價值觀。當科技與人類激情的結合影響力與錯誤思想和負面價值觀結合，將會帶來極端主義思潮泛濫，全球機能失調，人類將在一個又一個危機之間掙紮徘徊；反之，世界則會朝著我們希望的方向良性發展。
　　在當今時代，如何將這一公式運用得當，已成為了利害攸關的問題。在高度連通的透明世界裏，地方性的小問題有可能迅速膨脹為世界危機。財政垮臺、核危機、冰山融化、流感、恐怖主義，其蔓延速度和規模可以讓我們每隔一天面臨一次世界末日。雖然這些問題看起來像是“生命終結型”危機，其實他們卻只是“生活方式型”危機。其出現原因，在於我們與同類之間、與這個星球之間聯系的特質。
　　先行領導者需要什麼
　　在過去幾年中，我有幸為全球的商業領導者和聽眾演講，同他們探討如何構建事業，如何應對不可以預知的危機，並把這些觀念應用於生活領域。我曾經應邀參加《早安美國》（Good Morning America）的節目，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在數百萬觀眾面前，和主持人羅賓·羅伯特斯探討關於養育兒女的問題。撫養孩子的歷程，就像創建事業或者團隊一樣。
　　在過去，當我們需要約束孩子的行為時，只需要關掉電視機，把他們關進房間裏面就可以了；而現在，我們幾乎不可能讓他們遠離所有與社交網絡相關的設備。我們曾經希望孩子們在自然長大的同時塑造自身行為，如今孩子們的行為都在網絡世界裏得以體現。在這本書的首版上市後不久，我成為了一個父親，我的兒子現在已經3 歲了。隨著他長大，他的一言一行其實都可以永遠保存於網絡世界，無論他去哪裏，他的動向總會比他自身更快一步到達目的地。對我來說，現在更重要的是通過正向價值觀來鼓勵他，幫助他學會腳踏實地，指引他在這個陌生而又多彩的世界上堅持前行。
　　我到的地方越多，就越發現這本書中所講述的觀點是通用的。我從觀眾們對方式這一詞語的不同闡釋中獲益良多。我曾經在北京的一次演講中告訴在場的大學生聽眾，演講結束後我會留下來回答他們所有的問題。結果是，個小時過去了，我們還在討論可持續行為理論和中國古代經典哲學千絲萬縷的關聯性；在歐洲的一次國際商務會議上，我詢問在場的CEO 們，誰能夠確切地講出他們公司表現最出色的員工的名字，他們都舉起了手；我繼續問，誰能夠說出公司裏最具職業操守的員工的名字（這些員工將公司的核心價值觀與自身價值觀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並用正確的方法來達到目標），這時所有人的手都放下了；我又問道，如果他們能夠像回答第一個問題一樣回答第二個問題，他們是否會將公司運營得更加出色和持久，所有人的手都舉得高高的。
　　我也註意到，越來越多的人，包括我自己敬佩的思想者和領導者們，都開始接受並闡述方式的概念，他們也接受我把方式當做一個名詞而不是副詞。前總統克林頓宣稱他計劃將他的余生投入到方式的事業中，而將什麼的事業留給別人去做。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將方式作為一個規則收錄到其新版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中；在他的另一本書《世界又熱又平又擠》中，他將可持續價值的方式框架作為可持續世界的一個基本原則。他也強調基於方式的領導力是在這個政治、經濟和環境頻繁變化和動蕩的世界中不斷創新和成長的關鍵；而在弗裏德曼今年月的新書《曾經的輝煌》中，他提到美國沒落的四大因素，並再一次強調方式的重要性，以及它對創新所起的決定作用。無論從哪個角度，弗裏德曼許多重要觀點都與本書不謀而合。
　　從“大而不倒”到“可持續而不倒”
　　我以經營一家盈利性公司為生，在過去的 0 年間，我時不時發現自己經常和一些批評家們討論資本主義價值的問題，他們將經濟蕭條歸咎於貪婪的銀行家、愚蠢的政策制定者或是沒有競爭力的汽車制造商。我總是提醒他們說，經濟行為一直以來有其自身的道德維度。
　　事實上，“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原本是一個道德哲學家，並沒有受過經濟學的教育。我認為我們應該自然地趨向於認同“經濟增長對每個人有好處”的觀點，無論對於企業還是普通百姓來說，更多的增長意味著更多的工作、更多的財富、更多的安全。
　　貫穿整個20世紀，我們看到許多行業由為數不多的幾個大型企業把控著，從發展的方面來說，這沒有什麼錯，因為大公司比小公司更具生命力。所有的公司都追求“大而不倒”，但是在商業領域，規模並不能保證企業長久存活。相反，過度地追求規模：無論是更多的回報、利潤和顧客，還是更多的存貨，或者是更大資本總額，會讓公司忽視對於真實的可持續價值的追求。如果某一個風險資本家問企業家 “你如何擴大你的價值規模”，我會非常有興趣投資這家基金；如果某個公司是“可持續而不倒”，我會非常有興趣買這家公司的股票。
　　如果你擔心從這本書中一無所獲，請記住，在 世紀，有原則的行為（Principled Behavior）是通向成功的最佳路徑，而且對事業和生活都有重要意義。如果這看起來有點違反直覺，那是因為我們過去通常認為事業和生活是不同的領域，應該遵循不同的規則來行事。主流文化充分地強化了這一信息觀點。
　　早年在洛杉磯開創自己的事業時，我總是喜歡從電影中獲得某些社會啟示。想一想《教父》中的黑手黨人物，他們通過將事業和個人分開，將背信棄義的行為和暴力合法化，“這只是嚴格上的生意，告訴邁克爾我一直都喜歡他”。
　　或者想想那句著名的口號“貪婪是個好東西”（Greed is Good），這是邁克爾·道格拉斯在奧利佛·斯通導演的電影《華爾街》中的一句臺詞。這些說法在一個互不聯系的世界裏是講得通的，在這裏，人們可以建立分隔的區域，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是由環境狀況決定的。
　　商業世界就是這樣的世界，所有的次級貸款都是“嚴格上的生意”，這是一個與道德無關的領域，只要你不違反法律，你的唯一任務是股東的價值和追求利益。
　　可悲的是，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沒有意識到技術不僅僅讓我們相互聯系，它也讓我們在道德上相互依靠。“貪婪是個好東西”和“大而不倒”在商業和個人生活分離的世界是一個合理的戰略，但是在一個相互聯系的世界中這是一個最為糟糕的戰略，因為每個人的行為都影響到了其他人。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一些過去以討論經濟觀點為主的論壇，如今將“如何看待世界”變成了引起參與者共鳴的論題。一年一度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致力於匯集世界各國的企業家和政治領袖評估全球經濟狀況，並提出促進經濟增長的觀點以促使整個世界的進步。但在 0 年，達沃斯論壇的主題卻是“新形勢下的共同準則”（Shared Norm for a New Reality），也就是“我們應該做什麼”的行為準則。會議的小冊子上鮮明地印著會議將聚焦於“方式的問題”（The Question of How）。
　　在2011年的初春，阿拉伯的幾個國家發生了反對現政府的革命運動，那些國家的政治長期被“大而不倒”的政府所統治。我們曾認為阿拉伯世界的獨裁體制會永遠持續下去，因為權力和金錢都站在了獨裁那一邊。有些政府也受益於美國的支持，但並不是因為這些政府和美國享有共同的價值，而是因為我們認為只有強大的獨裁者才能打擊恐怖主義並保持石油的生產供應。
　　然而，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在突尼斯和埃及，示威人群中的大部分人都擁有手機攝像，他們利用社交媒體渠道來組織示威者，並向全世界傳輸他們的信息。示威者的訴求點在於：公平、尊嚴和自由。盡管他們沒有坦克或者酷刑室，但他們很快成功地將舊體制從權力位置上趕了出去。
　　換句話說，他們創造了環境的自由。前方的路依然不確定，沒有人會知道這種自由是不是可以持續下去，但至少我們現在知道，由永恒的價值觀激發的群眾運動可以戰勝暴力。沒有一個獨裁者可以“大而不倒”。相反，我們需要的是“可持續而不倒”“有原則而不倒”“優秀而不倒”的領導者、公司和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