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說書人與敘事者（5）

草亭老人杜綱所撰《娛目醒心編》，刊行於干隆五十七年（1792）；此後，再無重要的話本小說集問世。對於中國白話短篇小說傳統的中斷，胡適與鄭振鐸都深表惋惜，並提出若干解釋。胡氏將清代章回小說的成熟以及文言短篇小說的流行，作為白話短篇小說發達的最大障礙；鄭氏則歸結於古文家既不能也不屑於寫作白話小說，還有就是朝廷的禁止印售(30)。但實際上章回小說的成熟，甚至在“三言”問世之前；且一依“講史”，一據“小說”，各自淵源有異。中國之長篇小說，並非由短篇小說雜湊組合而成，這點史家意見基本一致。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並行不悖，此乃中國小說史一大特色，蒲松齡《聊齋誌異》之成績斐然，本應促成白話短篇小說更上一層樓，怎麽有可能迫使其銷聲匿跡？而歸結於古文家的蔑視與朝廷的查禁，則無法解釋一個簡單的事實：何以同遭厄運，章回小說仍生機勃勃？

在找到更令人滿意的解釋之前，我傾向於從讀者欣賞趣味與作家獨立意識之間的巨大縫隙入手。早期話本小說如“三言”，沒有完全擺脫說書藝術的制約，仍以“怪怪奇奇”為主要追求目標。借用笑花主人《今古奇觀序》的概括，便是：“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隨著話本小說越來越深入文人書齋，作家表達政見的願望日漸強烈，而講述故事的能力則相對下降，李漁以善於處理喜劇題材著稱，艾衲居士則喜歡在構思上出奇制勝；即便這兩位清代最為出色的話本小說家，其精心結撰之作，對比“三言”，仍感覺生氣與魄力明顯不足。舍棄可喜可愕的故事，追求不偏不倚的勸戒，把“消閑”的小說，當“覺世”的文章做，長此以往，難怪其被廣大讀者所冷淡。在二十一世紀初西方小說大量湧入中國以前，中國讀者普遍欣賞“亦驚亦奇可喜愕”的小說。相對來說，章回小說家仍保持講述曲折有趣故事的能力（即便像《紅樓夢》那樣文人色彩很強的小說也不例外），而話本小說家則多在如何“教誨諸眾生”上做文章。除非思想潮流及讀者趣味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否則，像《豆棚閑話》那樣只在敘事方式上尋求突破，雖也不無貢獻，畢竟無力挽狂瀾於既倒。

注釋：

(1 )參見王利器為其輯錄《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所寫的《前言》。

(2)奕賡：《佳夢軒叢著·管見所及》。

(3)昭梿：《嘯亭續錄》：梁章鉅：《歸田瑣記》。

(4)參閱誌希（羅家倫）《今日中國之小說界》，《新潮》一卷一號，1919年1月；胡適《論短篇小說》，《新青年》四卷五號，1918年5月。

(5) 參閱增田涉《論“話本”一詞的定義》（《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第三輯，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1）、韓南《早期的中國短篇小說》（《韓南中國古典小說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

(6)參閱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第一章，北京：中華書局， 1980年。

(7)參閱王重民《郭煌變文研究》一文，見其《郭煌遺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8)近期的研究成果，梅維恒（Victor H Mair）《釋“變文”的底蘊》（《學術集林》卷三，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一文有精要的評介。

(9)王重民等編《郭煌變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時，代擬題《韓擒虎話本》：王慶菽撰《試談變文的產生和影響》（《郭煌變文論文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更斷言“畫”與“話”同音借用，文中自稱“並無抄略”的，正是今人談論不休的“話本”。

(10)周紹良《談唐代民間文學》（《郭煌變文論文錄》）論伍子胥故事：“可以斷定這是早期的‘詩話’，不可與‘變文’混為一談。”

(11)羅燁：《醉翁談錄·小說開辟》：吳自牧：《夢梁錄·小說講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