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朔將以高級參議的身份退休, 仍醉心於俄囉斯文學, 甚至當代俄蘇文學。甚至他還有機會向老格魯伊滕道歉, 並通過教會他的外孫、萊尼的兒子萊夫掌握極好的俄語來慷慨地補償; 而且, 如今萊尼的房間是有時會有一束鮮花( 雖然她與花打交道有將近二十七年之久, 就像別人與豌豆打交道一樣, 但她一直還喜歡花) , 那都是朔爾斯多夫博士送的! 目前朔爾斯多夫正在潛心研究阿赫馬杜林娜的詩。“我當然沒有去告發。我先是寫信去, 大意如下: ‘有急事相商請速來面談。’”一次、兩次他催促了, 設法尋找亨格斯, 但沒有找到——“由於我也受到例行檢查, 被發現了我經手的這件事情, 於是便立即立案對‘施萊姆父子公司’進行偵查。這樣一來——這樣一來, 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朔爾斯多夫是這件案子的主要證人。由於老格魯伊滕供認不諱, 審判一共只用了兩天。在法庭上他很冷靜, 只是在叫他說出“名字供應人”( “您想想, ‘名字供應人’”——朔爾斯多夫語) 時他才不知所措。雖然朔爾斯多夫心中完全有數, 但也沒有說出來。用了大約三小時, 第二天開庭時, 由一個從柏林召來的斯拉夫語專家對格魯伊滕的文化水平進行鑒定, 因為這些名字格魯伊滕聲稱都是他從書本上看來的——事實證明, 任何一本俄國作品“或一本德國書他都沒有看過, 連《我的奮鬥》都沒有看過”( 朔語) , 這樣一來事事情就“追到亨格斯頭上”。格魯伊滕並沒有供出他, 而是朔爾斯多夫此時已找到了他。“他以特種兵軍官的頭銜為國防軍工作, 從俄國俘虜口中設法掏出軍事機密。而此人本來有機會作為契訶夫專家聞名於世的。”

的確亨格斯是自願出庭的, 他穿著特種兵軍官制服, “看上去不太合身, 他穿上身才四個星期”( 朔語) 。是的, 他承認, 格魯伊滕找過他, 他向他提供了一份俄國人的名單。但他閉口不談他提供每一個名字獲得十馬克的酬金。事前他曾同格魯伊滕的辯護律師討論過這個問題, 向他交底說: “我現在絕對擔當不起這一點——您明白嗎? ”於是, 格魯伊滕和他的律師都不提這一令人為難的細節, 但在法院附近一家小酒館里亨格斯同朔爾斯多夫繼續爭吵時這一點, 向他承認了。原來, 朔爾斯多夫和亨格斯在法庭上發生了爭論, 朔爾斯多夫憤憤不平地向亨格斯大聲嚷道: “所有的人都被你出賣了, 所有的人, 只有你的屠格涅夫和你的契訶夫例外。”這場“俄囉斯鬧劇被檢察官打斷了”。

這一插曲的教訓不言自明: 偽造工資表的建築公司老板要有良好的文學修養, 而——具有文學修養的審計員證明是有用的, 對國家有好處。 

有罪的在這個案件中只有一人: 格魯伊滕。他全都招認, 但不承認作案動機是牟利, 這使他處境更加困難; 問到他作案動機時, 他拒不交代, 問到是否他蓄意進行破壞時, 他又矢口否認。後來, 他的作案動機人們曾多次向萊尼問起, 她咕噥什麽“報復”( 報復什麽呢? ——筆者) 。只是在“非常非常有權勢的朋友提出, 對德國軍用建築工業他有過無可爭議的功勞這一理由”( 老霍伊澤語) , 大力干預後, 格魯伊滕才免去了一死, 被判處無期徒刑, 全部財產予以沒收。萊尼兩次出庭, 但被證明無罪, 霍伊澤、洛蒂以及所有朋友、同事也都被宣告無罪。唯有萊尼出生的那幢公寓房子沒有充公, 這要歸功於那位“一向很苛刻的檢察官”, 他提出她“作為陣亡將士遺孀的不幸命運, 經查明無辜”這一理由, 並且令人尷尬地大談特談, 再次將阿的英雄事跡“搬出”, 甚至萊尼參加過一個納粹少女組織的活動, 也被當作她思想可靠的證明。“法官先生, 剝奪這個已失去一子一婿、病入膏肓的母親( 指格魯伊滕太太) 和這個循規蹈矩的英勇的德國年輕婦女的一份財產是不合適的, 這份財產更何況不是被告掙來的, 而是他妻子帶來的。”這場醜聞格魯伊滕太太沒有能經受住。由於她不能動彈, 躺在床上她接受了幾次審問, “這就夠她受的了”( 范多爾恩語) 。“離開這個世界她並不很傷心——她畢竟是一個善良正直勇敢的女人。她很想再和胡貝特見上一面, 但已不行了。我們悄悄地把她安葬了。教會儀式當然舉行了。”這時萊尼已二十一歲了: 汽車她當然不再有了, 她認為自己應當辭去公司的職務, 她的父親暫時去向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