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曾有名言曰：“在戈登廣場46號，沒有什麽是不能談的，沒有什麽是不能做的，這是文明的一次偉大進步。”（《生命的瞬間》）這幾句話幾乎可以視為布盧姆斯伯里（Bloomsbury）文學圈子的“革命宣言”。這是一個英國上流社會的文化人圈子，這個圈子與同性戀有著不解之緣。

在戈登廣場46號的客廳里，人們經常談的是什麽呢？首先是關於性的問題。在這方面，這里的人們有著完全的言論自由，瓦內莎·貝爾（Vanessa Bell，就是前些年在中國引起官司的著名才女K的英國情人朱利安的母親）寫道：“大家可以毫不皺眉地談論親吻、肛交、口交和愛撫。”伍爾芙也說：“性事滲透在我們的談話中，‘男色’這個詞不斷在我們口中出現。我們帶著同樣的熱情和自由來談論交媾和談論善良本性。”

戈登廣場46號客廳里的人們，在性愛方面並不是僅僅滿足於紙上談兵的意淫之輩，正如《歐洲同性戀史》的作者弗洛朗斯·塔瑪涅所說，布盧姆斯伯里圈子“創造了一種非常自由的生活方式。同性戀和雙性戀是那里的標準，但卻伴隨著情人和伴侶的不斷交換，感情的坦誠勝過嫉妒心。”事實上，布盧姆斯伯里這些成員之間，有著錯綜複雜卻能相安無事的性愛關系。這正是伍爾芙筆下“沒有什麽是不能做的”之真實所指，而這樣的言行，被伍爾芙視為“文明的一次偉大進步”。

布盧姆斯伯里是倫敦中北部的居住區，1905年，弗吉尼亞·伍爾芙、瓦內莎·貝爾等人移居戈登廣場46號，並在這里發起每周四的晚間聚會，這被視為這個圈子成立的標誌。這個定期聚會最初和劍橋大學的一個文學社團“使徒社”有關，後來逐漸以“布盧姆斯伯里”名世。對中國讀者而言，布盧姆斯伯里的著名人物除了上述兩位女士之外，比較熟悉的似乎只能數到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 Keynes）了。

在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主編的《倫敦文學地圖》中，布盧姆斯伯里圈子的文學見解被認為是完全不足道的，“很快就被人淡忘了”。而這個圈子的聲譽，則是“來自於他們富有傳奇色彩的約會以及成員之間的三角戀愛關系”。這樣的判斷當然是偏頗的，但是“布盧姆斯伯里發展出一套性學理論和私人關系，質疑了維多利亞朝的道德基礎”，這確實是布盧姆斯伯里的引人注目之處。

這個圈子里的許多男性成員是同性戀者，例如李頓·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和他的表弟，畫家鄧肯·格蘭特（Duncan Grant）；而格蘭特後來又愛上了凱恩斯。但格蘭特還和深愛著他的瓦內莎·貝爾生了一個孩子。女性成員中，至少伍爾芙是女同性戀者——她雖然結了婚並也會對丈夫懷有“深深的柔情”，但丈夫無法引起她的生理欲望。據說這與她童年時代遭遇過異父兄弟的性侵犯有關。

但伍爾芙已經愛上過至少兩個女性，而當她40多歲遇到青年女子維塔·薩克維爾-韋斯特（Vita Sackvill-West）時，激情迸發。她和維塔相愛，並發生了肉體關系。維塔出身貴族，而且是一位女詩人。伍爾芙為維塔寫了奇情異想的小說《奧蘭多》（Orlando），小說中雌雄同體的“美麗佳人奧蘭多”就是以維塔為原形，其中很多情節都以維塔的經歷為素材。1992年的同名電影選擇了身兼兩性之美的女演員斯文頓（Tilda Swinton）(上圖) 來飾演奧蘭多，可謂深諳其旨。

同性戀在20世紀20年代有過一段黃金時代，但這段黃金時代在德、法、英三個主要歐洲國家中的表現各有千秋。

在德國，雖有對同性戀治罪的法律“第175條”的威脅，有社會上的鄙視和偏見，但由於為同性戀者爭取權利的運動先驅者們持續不懈的努力，終能營造出二十年相對寬松的環境，柏林在此期間竟成為“同性戀的世界之都”。而法國由於法律不對同性戀治罪，也就無需搞什麽運動，但這也使得法國在這一時期的同性戀史上相對顯得乏善可陳。當然法國也不缺同性戀的文化名人，比如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和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普魯斯特的文學才能雖被肯定，但他因同性戀而被指責為“一個病態的人、知識分子中的墮落者”。紀德本人確實是一個同性戀者，他的作品《哥利東》（Gorydon，1924）引起爭議，使他被歸入同性戀作家行列。

相比之下，英國的同性戀論運動比不上德國，論名人比不上法國，但是同性戀在英國貴族中卻是很有傳統的。英國的貴族“公學”制度，被視為滋生同性戀的溫床，九大著名公學中七所是寄宿制的，各校同性戀盛行。從這些學校出身的英國貴族男性，從少年時代起就視同性戀為家常便飯，再將此風帶往牛津、劍橋。所以許多描寫20世紀初期英國貴族生活的小說、電影里，總有同性戀之類的主題。這些作品如果孤立來看相當“腐朽沒落”，但是置於那個時代的有關背景中，就顯得很容易理解了。

伍爾芙等人搬入戈登廣場46號是1905年，上距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因同性戀獲罪不過10年。按照英國1885年的法律（王爾德即據此被定罪），布盧姆斯伯里圈子中人的言論和行為，很容易面臨指控。但數十年間，他們通過文學作品和活動，高調宣揚包括同性戀在內的各種“先鋒”理念，而且身體力行，居然全都安然無恙。

                                                      原載2014年10月21日《第一財經日報》（愛思想網站 2017-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