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最好的事，就是能自己上廁所

比爾·托馬斯想要重建療養院，克倫·威爾遜希望徹底取消療養院，代之以輔助生活機構。但他們追求的是同樣的理念：幫助處於獨立狀態的人們維持存在的價值。托馬斯的第一步是提供生物給人們照料，威爾遜的第一步是給他們一扇可以上鎖的門和一間屬於自己的廚房。這些項目互為補充，從而改變了老年護理從業者的觀念。

問題不再是因為身體機能衰退而被迫依賴他人的人們是否還可能過上更好的生活——這顯然是可能的。現在的問題是：幸福的晚年生活需要哪些基本要素？全世界的療養業專業人士都在尋找答案。2010年，當路·桑德斯的女兒謝莉為父親尋找療養院時，她並沒有這麽強烈的想法。為路這樣的人存在的絕大多數地方都還是像監獄一樣，這令人沮喪。然而，試圖重新規劃依賴性生活的新地方，和新項目已經在全美各大城市蓬勃湧現。

在波士頓郊區，距我家20分鐘車程的查爾斯河畔，就有一家名叫新橋（New Bridge）的新型退休社區。它是按照標準的持續護理框架修建的——包括獨立生活區、輔助生活區和療養區。但是，這家不久前我剛剛造訪的療養院跟我之前熟悉的療養院完全不一樣。新橋不是把60個人安置在無盡頭的醫院走廊兩側共用的房間里，而是將社區劃分為面積較小的單元房，每個單元房入住不超過16個人。每一個單元房被稱為一“家戶”（household），也打算具有家庭的功能。所有房間都是私密的，圍繞著一個共同生活區，包括餐廳、廚房和活動室——像個家一樣。

每個家戶中的人口數必須符合人性的要求，這是一個關鍵的考慮。研究發現，住在人數少於20的單元房，人們產生焦慮和抑郁的情況會更少，會有更多社交和友誼，安全感提升，與員工的互動更多——即便居民患有老年癡呆症也是如此。但是除了面積，這里的設計還有更多的優點。家戶的修建特意要避免給人醫院門診的感覺。開放的設計使居民可以看見別人在做什麽，鼓勵他們加入和參與。中心廚房的存在意味著，如果有人想加個餐，他就可以加個餐。僅僅是駐足觀看了一會兒，我就看得出里面的所有活動的確會像真的在家里一樣。兩位男士在餐廳打牌，一名護士在廚房填寫表格，而不是回到護士站。

除了建築以外，還有更多細節的不同。我碰見的員工似乎與我在其他療養院遇到的員工，對於工作有著不同的信念和期盼。例如，行走不被視為一種反常行為，這在我遇見99歲的已是曾祖母的羅達·梅克沃爾時立刻顯現。像路·桑德斯一樣，她也有血壓問題，還有導致她頻頻跌倒的坐骨神經痛。更糟糕的是，她還患有老年性視網膜病變，眼睛幾乎失明。

“下次如果看見你，我會認不出你。你灰蒙蒙的，”梅克沃爾告訴我，“但是你在微笑。這我看得見。”

她的思維依然敏捷、敏銳，但是失明和跌跤構成的糟糕組合，使她沒有24小時護理根本無法生活。在一般的療養院，她會由於安全原因只能坐輪椅。而在這里，她還在走路。顯然，這有危險。盡管如此，這里的員工明白運動的重要性——不僅僅是為了她的健康（一旦坐上輪椅，她的體力就會迅速衰退），甚至更是為了她的幸福。

“噢，感謝上帝，我可以自己走到衛生間。”梅克沃爾告訴我，“你會認為這沒什麽，因為你還年輕，等你年齡大了就明白了：生活中最好的事情，就是你能自己去衛生間。”

她說她2月份就要滿100歲了。

“太令人驚訝了。”我說。

她回答道：“是有點兒老。”

我告訴她我祖父差不多活到110歲。

她說：“天吶，我可不想這樣。”

僅僅幾年之前，她還擁有自己的房子。“我在那兒好開心啊。我是在生活，我過的是人應該過的生活：我有朋友，能玩遊戲。有個人會開車，我們說走就走。我是在生活。”然後出現了坐骨神經痛，跌跤、視力喪失也接踵而至。她一開始被送到一所療養院，而不是這里。她在那兒的經歷很可怕，幾乎失去了所有——她的家具、她的紀念品，並且跟別人同居一室。那里執行規定嚴格的時間表，床頭掛著十字架，“作為猶太人，這是我不喜歡的”。

她在那里住了一年後搬到了新橋，她說：“沒法比，沒法比。”這跟戈夫曼筆下的精神病院相反。先驅者們認識到，人類既需要隱私也需要共同體， 需要靈活的日常節奏和模式，還需要與周圍的人形成互相關心的關係。梅克沃爾說：“在這里，感覺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