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在這一思想照耀下來看一看蘇格拉底，我們就發現，他是第一個不僅能遵循科學本能而生活，更有甚者，而且能循之而死的人。因此，赴死的蘇格拉底，作為一個借知識和理由而免除死亡恐懼的人，其形象是科學大門上方的一個盾徽，向每個人提醒科學的使命在於，使人生顯得可以理解並有充足理由。當然，倘若理由尚不充足，就必須還有神話來為之服務，我剛才甚至已經把神話看做科學的必然結果乃至終極目的。

我們只要看清楚，在蘇格拉底這位科學秘教傳播者之後，哲學派別如何一浪高一浪地相繼興起；求知欲如何不可思議地泛濫於整個有教養階層，科學被當做一切大智大能的真正使命洶湧高漲，從此不可逆轉；由於求知欲的泛濫，一張普遍的思想之網如何籠罩全球，甚至奢望參透整個太陽系的規律。我們只要鮮明地看到這一切，以及現代高得嚇人的知識金字塔，那麼，我們就不禁要把蘇格拉底看做所謂世界歷史的轉折點和旋渦了。我們且想像一下，倘若這無數力量的總和被耗竭於另一種世界趨勢，並非用來為認識服務，而是用來為個人和民族的實踐目的即利己目的服務，那麼，也許在普遍殘殺和連續移民之中，求生的本能削弱到如此地步，以致個人在自殺風俗中剩有最後一點責任感，像斐濟島上的蠻族，把子殺其父、友殺其友視為責任。

一種實踐的悲觀主義(derpraktischePessimismus)，它竟出於同情制造了一種民族大屠殺的殘酷倫理——順便說說，世界上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凡是尚未出現任何形式的藝術，尤其是藝術尚未作為宗教和科學以醫治和預防這種瘟疫的地方，到處都有這種實踐的悲觀主義。

針對這種實踐的悲觀主義，蘇格拉底是理論樂觀主義者(dertheoretischeOptimist)的原型，他相信萬物的本性皆可窮究，認為知識和認識擁有包治百病的力量，而錯誤本身即是災禍。深入事物的根本，辨別真知灼見與假象錯誤，在蘇格拉底式的人看來乃是人類最高尚的甚至惟一的真正使命。因此，從蘇格拉底開始，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邏輯程序就被尊崇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級的活動和最堪讚嘆的天賦。

甚至最崇高的道德行為，同情、犧牲、英雄主義的沖動，以及被日神的希臘人稱作“睿智”的那種難能可貴的靈魂的寧靜，在蘇格拉底及其志同道合的現代後繼者們看來，都可由知識辯證法推導出來，因而是可以傳授的。誰親身體驗到一種蘇格拉底式認識的快樂，感覺到這種快樂如何不斷擴張以求包容整個現象界，他就必從此覺得，世上沒有比實現這種占有、編織牢不可破的知識之網這種欲望更為強烈的求生的刺激了。對於懷此心情的人，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儼然是一種全新的“希臘的樂天”和幸福生活方式的導師，這種方式力求體現在行為中，為此特別重視對貴族青年施以思想助產和人格陶冶，其目的是使天才最終誕生。

但是，現在，科學受它的強烈妄想的鼓舞，毫不停留地奔赴它的界限，它的隱藏在邏輯本質中的樂觀主義在這界限上觸礁崩潰了。因為科學領域的圓周有無數的點，既然無法設想有一天能夠徹底測量這個領域，那麼，賢智之士未到人生的中途，就必然遇到圓周邊緣的點，在那裏悵然凝視一片迷茫。當他驚恐地看到，邏輯如何在這界限上繞著自己兜圈子，終於咬住自己的尾巴，這時便有一種新型的認識脫穎而出，即悲劇的認識，僅僅為了能夠忍受，它也需要藝術的保護和治療。

我們的眼光因觀照希臘人而變得清新有力，讓我們用這樣的眼光來觀照當今世界的最高境界，我們就會發現，蘇格拉底所鮮明體現的那種貪得無厭的樂觀主義求知欲，已經突變為悲劇的絕望和藝術的渴望。當然，在其低級水平上，這種求知欲必定敵視藝術，尤其厭惡酒神的悲劇藝術，正如蘇格拉底主義反對埃斯庫羅斯悲劇這個例子所顯示的。

現在，讓我們心情激動地叩擊現代和未來之門。那種“突變”會導致創造力、或者說從事音樂的蘇格拉底的新生嗎？籠罩人生的藝術之網，不論是冠以宗教還是科學的名義，將編織得日益柔韌呢，還是註定要被如今自命為“現代”的那種喧囂野蠻的匆忙和紛亂撕成碎片呢？——我們憂心忡忡卻又不無慰藉地在旁靜觀片刻，作為沈思者有權做這場偉大鬥爭和轉折的見證。啊！這場鬥爭如此吸引人，連靜觀者也不能不投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