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婪不僅無益，而且有悖於人類本性。利己，利他，孰輕孰重？
世紀之交，美國國會推出新法案應對接踵而至的企業醜聞，企業界卻反其道而行之，愉快地發揮著他們破壞規則的創造力，規則、法案效力幾何？
兩家醫療公司（耶南藥廠和UMHS）對待患者采取南轅北轍的舉措，是“可以”規則與“應該”價值的激烈碰撞嗎？
我們也許不信仰規則，但我們應該信仰自己的價值觀。頂著價值觀思考，才能在本質上激勵他人，激活組織人浪。

第4章發現本能：從“利己”到“共贏”

不能用產生問題時的思維方式來解決問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在電影《荒島余生》（Cast Away ）中，演員湯姆·漢克斯飾演了聯邦快遞員查克·諾蘭德（Chuck Noland ）這一角色。在一次送快遞途中，他搭乘的飛機掉進了大海，不得不在荒島上生活長達_ 年之久。在這_ 年裏，他靠島上的有限資源和被沖上岸的少量物品活了下來，挽救他生命的是他自己的智慧。
　　如果要問觀眾們的觀後感，得到的答案多半是“影片表達了人類為了生存而進行的英勇不屈的鬥爭”或“影片表達了愛情克服一切障礙的崇高力量”。然而，影片的兩幕場景向我傳遞了不同的信息，我對此十分好奇，於是給影片的編劇小威廉·布羅勒斯（William Broyles Jr. ）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向他詢問他們設計這些場景的原因。
　　第一幕場景是諾蘭德在殘骸裏找出了一個半癟的足球，然後和它成為了朋友，並為它取了個名字叫威爾遜（Wilson）。布羅勒斯告訴我，構思影片時，他曾獨自到科特茲灣的海灘上呆過一段時間，他在那裏發現了一個被沖上岸邊的排球。“我們是這樣一種社會動物，”布羅勒斯在回信中這麽寫道，“我們需要跟他人建立精神聯系的願望是如此強烈，以至於我情不自禁地把這個排球人格化了，一個人想要完全獨處是非常困難的事。”獨處於荒島上，你沒了道德與價值取向的束縛，沒有人對你作出任何回應，你的生存完全取決於你自己。當布羅勒斯創造出這位想象中的朋友時，他想要傳達出的信息是：人內心深處的某種力量可以讓人超越自我，讓人變得更偉大。
　　第二幕場景出現在影片最末處。諾蘭德結束了_ 年的荒島生涯後，把一個遲到_ 年的包裹送到了收信人手裏，並附了一張紙條：“這個包裹救了我。” 布羅勒斯解釋道：“這是他存在價值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諾蘭德的工作職責是在世界範圍內建立聯系，遵照承諾把包裹從一個人那裏運送到另一個人那裏。這樣一個為聯系而存在的角色，卻與外界斷絕聯系長達_ 年之久。正是因為這個送達包裹的承諾，才得以維持他在這個世界中的存在感。”要經受這麽長時間的嚴峻考驗，諾蘭德需要一個目標。他意識到，自己存在的意義不僅僅是運送包裹，更重要的是兌現承諾。在我看來，《荒島余生》反映的就是信守承諾、人類內心渴望與他人溝通互動、出於本能而回歸集體的主旨。我不禁產生疑問，渴望溝通與排斥孤單，這是不是人類在進化中獲得的經驗？是不是有某種生物學意義的基礎？我們是否生來便註定與他人建立聯系？
　　當我們談到體育館或全球供銷協作鏈中的人際空間突觸時，我們其實借助了一種生物學意義上的網絡作為比喻。我們的大腦隨時隨地都在處理著數量龐大的信息。從吸進一口空氣，到晚上親吻身邊愛人的臉頰，我們的一舉一動都由大腦操縱。
　　大腦是迄今為止我們所知的最為復雜的生物學網絡。實驗科學家與理論學者已經開始進行聯合研究，對大腦在處理政治、經濟和社會學等方面問題時的生理活動進行行為學分析。研究的目的在於找出在特定的行為中，人腦是否會作出某些生物學意義上的偏向性選擇：選擇發展人類能力與提高生產效率。研究表明，作為生物網絡的大腦與作為人際網絡的商業操作之間有很多以前並未發現的共性。
　　我們先接觸一部分這類開創性的研究，嘗試從中得出結論。也許你的第一反應是，在一本討論通信時代商業方式的書裏過分深入地介紹神經學與人類進化學的內容會顯得不倫不類，但我認為，清楚認識大腦的工作模式對理解我們的思考與行動方式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大多數人都認為，把精力花費在提高已經做得不錯的方面，不如把精力放在改進仍然存在不足的方面。因此，清楚大腦的生物學癖性，有助於找出一條自我提高的新途徑。實際上，相關科學研究已經表明，正確地認識自己的行為方式或許能幫助你在商業競爭中發揮優勢。
　　人類“利他性本能”
　　你正在一家超市購物，推著手推車，想著應該買哪個牌子的湯罐頭。這時，你與一位小個子擦肩而過，他努力想從對面貨架的最上面一格取東西，但不小心把架上的濃菜湯罐頭碰到了地上。他一只手試圖抓住罐頭，另一只手穩住貨架上的其他物品。下意識地，你沖過去幫他扶住貨架上松動的罐頭，然後揀起掉落的那些罐頭，這位陌生人反復地向你道謝。在此之前，你並沒經過刻意的權衡便對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人類習慣於互相幫助，就算提供幫助的人看不到任何回報的前景，我們不僅幫助朋友，也幫助陌生人。我們把這種行為稱之為“利他性幫助”，一種從本質上區別人類與其他動物的特點。提供利他性幫助需要經歷一個十分復雜的認知過程：你必須首先看到他人的行為，理解他的意圖以及完成這一意圖所需的努力，其次是評估他是否有能力達成此項意圖，以及權衡他是否願意接受幫助，最後忽視你無法得到即時的物質回報這個事實，決定出手相助。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精神分析學家們認為，利他性幫助是一種建立在社會性之上的現象，一種長期以來通過父母教養與耳濡目染的方式建立起來的現象。這一信念源自一個事實，即達成利他性幫助所需的認知行為有賴於復雜的大腦功能：推理、措辭分析、移情作用以及決策技巧。這些功能需要從幼年時期就開始進行社會訓練。
　　最近，馬克斯·普朗克協會（Max Planck Institute ）進化人類學研究所的費力克斯·沃內肯（Felix Warneken ）與邁克爾·托瑪塞羅（Michael Tomasello ）所作的一項革命性的研究表明，僅僅__ 個月大的嬰兒便已經會在多種不同的環境下幫助陌生的成年人完成一系列的行為。更令人驚奇的是，他們甚至能對實驗對象是否真正需要幫助作出綜合判斷。
　　這些嬰兒會幫助陌生人拿他們夠不著的物體，會幫助陌生人堆起書本，會幫忙打開壁櫥門，但如果他們先把手中的東西放下空出雙手的話，這樣的幫助就不會發生；最後，他們會從盒子裏幫陌生人找出目標物體，但如果他們發現這些物體是被故意放進盒子的話，就不會再這麽做了。這些才剛剛開始建立語言能力的嬰兒已經能夠分清哪些目標真的需要幫助，哪些目標是有意表現出需要幫助的。
　　從這個研究中，費力克斯·沃內肯與邁克爾·托瑪塞羅得出如下結論：“即便是很小的幼兒，都表現出一種願意幫助他人解決問題的自然傾向，不管幫助對象是不是陌生人，或者幫助的行為能否帶來利益回報。”這一結論跟一個流行的錯誤概念直接抵觸，即：人類如果不經受必要的社會性調節的話，便會傾向於遵從個人利益來行事。研究結果表明：貪婪作為一種只顧自己不顧他人的行事原則，不僅無益，還有悖於人類本性。
　　第一印象對建立信任關系非常重要
　　另一個我們需要探討的話題是信任。平時，我們總是極力避免以貌取人。但是，現實似乎總是事與願違。
　　該信任誰，尼克松還是肯尼迪？
　　1960 年9 月26日，7000 萬人觀看了理查德·尼克松與約翰·肯尼迪之間的總統選舉辯論。這是後來被稱作“大論戰”的_ 場選舉辯論中的第一場並首次進行電視轉播。有史以來，美國民眾第一次可以看到兩位候選人展開對話。除了通過電視，很多人還通過收音機收聽了辯論的全過程。
　　尼克松出現在演播室時（由於膝部手術，他之前整個月都呆在醫院裏），面色蒼白，衣冠不整，化妝師曾建議為他稍微整理一下儀容，遮住不合時宜的胡碴，但他拒絕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之前一直在加利福尼亞州拉選票的馬薩諸塞州議員肯尼迪身材勻稱，衣著得體，皮膚呈現出健康的棕褐色。辯論之後的民意調查顯示：收音機聽眾認為尼克松明顯贏得了辯論，但電視觀眾的意見卻截然相反。肯尼迪的外表魅力與泰然自若的神情給電視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民眾認為，肯尼迪的活力讓當時的副總統尼克松感到不安。
　　實際上，根據當時的《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Tribune）華盛頓分部主任厄爾·瑪佐（Earl Mazzo）的調查結果，在尼克松獲勝的西部，有90％ 的成年人在收音機旁收聽了辯論，然而在他失利的東部，收聽辯論的人只有2％ 。
　　要向陌生人提供幫助，或者投票給政客，你都必須首先克服一種本能的恐懼反應。換句話說，你選擇了信任對方。
　　我們知道，嬰兒出生後不久就與母親呆在一起，但他們如何才能對陌生人產生足夠的信任，以至於能向他們提供幫助呢？這是不是另外一組復雜認知行為在起作用？
　　來自賈斯特斯-利比希大學精神病學與精神分析中心認知神經學課題組的彼得·基爾希（Peter Kirsch）、克裏斯汀·埃斯林格（Christine Esslinger） 以及其他一些學者做了以下實驗：他們向一個成年測試組的測試對象出示了一些男性白種人的面部照片，照片中的人都表情簡單；同時，在測試對象觀看照片時，測試者為他們做了腦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學者們要求目標組按照“可信任”與“不可信任”的標準將照片上的人物分類。
　　掃描結果顯示，大腦中某一部分我們稱之為“杏仁核”的影像在測試對象認為照片上人物不可信任時會出現高亮。杏仁核是位於大腦內側顳葉深處的一組神經元，作為大腦邊緣系的一部分，這組神經元的功能涉及情緒、動機以及情緒與記憶的關系，杏仁核會帶來恐懼感。（如果你嶽父突然登門拜訪，並與你一起吃晚餐，你的杏仁核便向你的腦幹發出恐懼的信號。這個主管覺醒與動機功能的組織就會讓你想起，辦公室裏還有一些工作得趕緊去完成）。
　　之後研究員又要求同一組測試對象對他們所見照片上人物的各種特征做出評判，那些被認為不可信的人物得到的評價遠遠低於那些被認為可信的。
　　新生兒最先註意到的便是他人的臉。上述研究表明：對臉的註意力源自生存進化。第一印象看起來確實非常重要。人類的本能註定我們在是否信任他人的問題上總是會作出輕率的決定，就像那7 000 萬觀看尼克松與肯尼迪電視辯論的觀眾一樣。看來我們的確傾向於以貌取人。
　　信任擴大合作與互利
　　如果信任並非來自於高層次的、理性的認知功能，那它到底是什麽呢？
　　信任可以說是一種名叫後葉催產素的分泌物。這種又被稱作“結合荷爾蒙”的物質是一種腦垂體分泌的由_ 個氨基酸構成的多肽鍵（納米肽）。後葉催產素會填充突觸之間的縫隙，使人產生一種幸福感。這種短暫的歡愉（3 ～ _ 分鐘）能克服恐懼。基爾希和埃斯林格演示了這一效應。他們給兩個測試組的人提供了同樣的一組照片，照片的內容是恐怖的臉部表情或其他恐怖場景。他們用fMRI 掃描了實驗對象的大腦，並對其中一組測試對象使用了後葉催產素鼻腔噴霧劑，而另外一組沒有，面對恐怖照片時，沒有接受藥物幹預的一組明顯更加害怕。
　　後葉催產素產生之後並不會充盈到整個腦部，它只在大腦中的特定部位起作用，如分管記憶和一些無意識功能區域，如呼吸、消化與心率等。令人吃驚的是，大腦的這些區域與另外一個與註意力相關並能認知環境中錯誤訊息的區域關系十分密切，這個區域反過來又直接給起決策功能的區域發送信息。簡單地說，後葉催產素會嚴重影響我們的決策，而我們自己卻不能有意識地察覺到這一點。
　　我們能從中得到哪些結論呢？我們對這個競爭高度激烈的全球化市場所作的很多決策都建立在這樣的前提之上：利潤最大化與個人成功源自對自我利益的不懈追求。常言道：商場即戰場，弱肉強食。我們通常假設，當處於湯姆·漢克斯在《荒島余生》中那樣的情況時，人們會變得一切都先為自己著想，這是出於生理的本能，我們只是在社會環境需要的時候才與他人溝通交流，這個假設也許並不正確。現在看起來，人類從心智發展的早期階段開始，便在生理上形成了與他人溝通、幫助他人的能力與欲望，盡管這樣做會帶來一定的生存風險，並且不會得到明顯的回報。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的身體得到了一份令人驚異的禮物，它使我們有能力克服與生俱來的對未知事物的恐懼心理。
　　這些以生物學為基礎的關於信任與利他性幫助行為的革命性認識激勵了保羅·紮克（Paul Zak）。作為克萊爾蒙研究生大學經濟學系主任兼洛瑪連達大學（Loma Linda University ）醫學院神經學副教授，紮克做了一次實驗來研究利益的最大化是否像人們多年來所認為的那樣，與優先追求自身利益的行為直接相關。紮克是神經經濟學分支的創始人和理論領袖之一，這門學科旨在更清晰地理解經濟領域的決策形成過程。它有機結合了經濟學與心智研究，並受到神經病學、內分泌學、心理學、古典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理論的直接影響。紮克的實驗模型是“誠信博弈”模型的改進升級版。
　　誠信博弈：納什忽視了什麽？
　　1995年，喬伊斯·伯格（Joyce Berg）、約翰·迪克霍特（John Dikhaut）和凱文·邁克卡比（Kevin McCabe）最先將這種博弈模型應用到實驗當中，並在有關自身利益的心理學研究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基本的誠信博弈規則是：測試對象被隨機分為兩人一組，然後分別被安排在不同的房間裏，每個參與者都能得到10美元。第一批作出決定者（DM1）被告知，他們可以自己決定將這_0 美元的一部分或全部交給他的搭檔（DM2），但DM_ 得到的是DM2交出的錢的3 倍。例如，DM1交出4美元，DM2 將得到12美元。而DM2被告知，他們可以自己決定將所得美元的全部或者任意一部分返還給DM1，或者不返還。DM1所交出的錢其實就代表了信任， 而DM2 所返還的錢則代表了可信度。
　　那麽，每個人應該怎樣進行誠信博弈才能得到最大的利潤呢？當時盛行的經濟學觀點來源於約翰·納什（John Nash）所做的研究工作。羅素·克勞（Russell Crowe）曾把這位數學家的形象搬上銀屏， 後來這部電影《美麗心靈》[A Beautiful Mind，根據西爾維婭·娜薩（Sylvia Nasar）為納什所寫的傳記改編] 還獲得了奧斯卡金像獎。著名的納什均衡描述了在理想的自我利益優先模型下取得博弈最大利益所采取的數學步驟。
　　對於紮克的博弈，納什均衡推論出的結果是：如果測試對象中有人是按照理想的自我利益優先模式行動的話，那麽測試組的兩位成員都不應該給對方任何金錢；DM1 不應該交出錢，因為他沒有理由相信陌生的DM2，交出金錢意味著犧牲利益並且無法保證得到回報；DM2也不應該返還金錢，因為這麽做不會帶給自己任何收益。
　　紮克在美國及其他很多發展中國家多次重復了這一實驗，向測試對象提供的金額也並不相同，結果出人意料。一般來說，75％以上的DM1 選擇交給DM2 一部分錢，而DM1的返還率更高。我向紮克請教了這一看似反常的結果背後有何意義。“誠信博弈建立在社交的基礎之上，”他告訴我，“納什均衡並沒有考慮到這一因素。”按照紮克所說，納什曾深受精神分裂癥的折磨，而這種神經
　　系統失調病癥的癥狀之一便是對社交活動退避三舍。紮克相信，在一定程度上，納什的經濟學理論受到了疾病的影響。“價格並不是消費者在選擇甲乙兩種商品時考慮的唯一因素，”紮克說，“它們總會涉及一些社會或人本因素，但納什從來沒把這些因素納入到他的等式中。”
　　按照紮克的理論，我們選擇信任他人時，就會激起一種社會依戀機制。信任感的產生並非源自對利益得失有意識的評估，而是源自一種直覺，你覺得你應該去信任。為了更好地解釋這一假說，紮克對參加誠信博弈的測試對象都進行了血液解析，結果是DM_ 從DM_ 那裏得到的金錢越多，其血液中後葉催產素的濃度就越高，相應地返還給DM_ 的金錢就越多。或者說，當你選擇信任某人時，他的大腦中便會產生催產素，這會使他也以同樣的信任做出回應。於是互惠成為了一種生理功能，信任喚起信任。
　　另外，後葉催產素作用的區域與記憶功能有直接聯系。當你的信任感增加時，腦中相對應區域不僅會分泌帶來歡愉感的化學物質，同時還對這種歡愉感產生了記憶。這促使紮克得到一個結論：信任感能在較長的一個時間段內相互影響並逐漸增強，即在生理層面上，人們可以長期建立信任感。
　　應當怎樣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解讀這一發現呢？如果信任真的如紮克解釋的那樣，是一種“有意將資源與他人分享的可重復行為”，那麽行為雙方就可以憑借信任擴大合作，獲取潛在的共同收益。我們通過信任他人而獲得讓我們自我感覺良好的荷爾蒙，而對方也從互惠性的信任中獲得同樣的好處，然後我們有意無意地對返還的信任產生與對方相似的生理反應，於是恐懼感被驅散了，合作也得到保證，這是一種呈螺旋上升圖式的自增強現象。從某種程度上說，人類在生理上就註定了要通過信任感與他人建立聯系，再通過這種源自本能的聯系獲取更大的個體收益。
　　協作聯結信任與價值觀
　　我們一直對進化論裏適者生存的觀念深信不疑，但當把這一觀念應用於人類社會時，我們應當如何定義“適者”呢？是否強者就是適者？我們的遠祖穿著獸皮住在巖洞裏的時候，是否由個子最大的人來統治相對弱小的同伴呢？體型能給他帶來更多食物或者交配權嗎？盡管這些情況符合一般情況下的假設，但前沿的社會人類學思想與此並不相同。現代人類的最大特點不是靠蠻力而是利用工具，在我們漫長的進化歷程中，我們為什麽會形成這樣的特點呢？人類所擁有的最強大的力量，顯然不是來自我們並不發達的肌肉，而是來自我們對於相互聯系與相互協作的偏愛，這種偏愛使誌同道合的人走到一起，組成自己的社群。我們已經認識到，人類從生理結構上就具備了相互合作的先天條件，這也是後天學習的結果。
　　想一想是什麽力量讓人們聯合起來的吧。人類社會或組織用以填補成員之間突觸的最基本道具便是共同的信仰或價值觀。這種信仰可能簡單到諸如“如果我們一起打獵，就能得到更多食物”的形式；也可能原始到“我們永遠都要相互照顧”；還可能涉及復雜的心理結構，比如“我們共同的宗教信
　　仰預示著我們將按照某種共同的方式相互影響”。
　　與信任感相似，價值觀的建立也或多或少與生理因素有關。它是信任感作用於大腦負責註意力、記憶與錯誤認知等功能的區域所產生的神經邏輯學產物。但比起自動分泌的後葉催產素及其副產物，價值觀就顯得更主觀、更有彈性，與自身意識和社會學習等因素有緊密聯系。我們學習價值觀的過程就像積累詞匯的過程，是從身邊的人那裏學來的，他們的一舉一動為集體行為樹立了榜樣。
　　文化背景對價值觀的形成也起了關鍵作用，在某一文化裏理所當然的舉止，放到另外一個文化裏也許就是禁忌，但對於第三種文化來說，又可能無關緊要。所以價值觀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背景決定。每個社會都擁有一套獨特的價值觀，各個社會對事物重要性的看法也大相徑庭。第_ 章那個關於車禍的研究顯示：在對待法律和友情的態度上，美國文化與韓國文化差別很大。所以在某個特定文化背景下長大的孩子會受到一些特定的道德束縛，這些束縛對其他文化來說可能根本沒有意義。
　　深入研究社會規範這一範疇，我們會發現有一些社會道德標準跨越了文化的界限。在歷史上，文化價值觀極大地影響了文明的興衰。例如人類學家約瑟夫·謝佛（Joseph Shepher ）研究了在以色列農業人民公社（以色列一種烏托邦式的農業集體聚居點。——譯者註）裏被集體撫養長大的小孩。這些小孩在成長過程中每天都有很長時間與同組的孩子集體相處。謝佛發現，這些觀察對象長大成人後竭力避免與同組的其他人有兩性關系，盡管他們並非血緣近親。長期的集體生活經驗幹擾了求偶的生理本能需要。這一發現也驗證了__ 世紀人類學家愛德華·威斯特馬克（Edward Westermarck）的假說：這是一種避免亂倫傾向的機制。在最早期的人類社會裏，一個與你從小一起長大的同齡人很有可能就是你的表親，而表親不是生物學意義上最理想的繁殖夥伴。所以文化上的亂倫禁忌很有可能源自於我們的生理本能。
　　文化與價值觀並不完全靠後天學習，它們或多或少地受到生物進化的影響。澳洲國立大學的理查德·喬伊斯（Richard Joyce ）博士在他的著作《道德進化論》（The Evolution of Morality ）中，把這一現象稱作“社會習性的適者生存”。每位與喬伊斯博士交流過的人都認為，他是一位非凡的思想家。他將人類進化學與道德哲學的研究結合起來，為人類如何在網絡組織中發揮功用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富有遠見的理論模型。“道德思考力（一種用價值觀評估社會行為的能力）可以在人類歷史長河的每一種文化中找到蹤影，甚至早在《吉爾伽美什史詩》（Epic of Gilgamesb ）和古埃及文字記載中已有它的存在。”喬伊斯博士說。他相信道德思考力的普世存在向人們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人類的價值思考力是否存在先天因素？或是我們作為理性的社會生物發明了社會道德這個觀念，並將它作為融入社會的一種方法？”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想要在商業競爭中發揮優勢的話，我們最應該施展哪一種才能呢？對此，理查德·喬伊斯的結論是：道德思考力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人類進化的最早期，並且在長期的自然選擇過程中已經成為我們生物本能的一部分。喬伊斯解釋說，關於人類的價值本位行為模式和它的進化過程帶給我們的利益有兩種不同的解讀思想：“集體受益論”和“個體受益論”。在集體受益理論裏，虛構的穴居人祖先[ 暫且稱他為烏克（Ook）] 以及他的部落成員設法建立起了一個相互協作的、利他價值本位的社會，這使得他們的集體運作（包括狩獵、耕作和抵禦外敵等）比其他部落更有效率。總之，這是一種有助於部落發展壯大的社會體系。離他們幾個山頭遠的鄰近部落缺乏價值觀，於是內部缺乏秩序，也沒法合作、分享與相互信任。最終，饑餓、寒冷或其他因素淘汰了那些無法形成功能性社會體系的部落。這種群體意義上的適者生存圖景在現代社會中仍然有跡可尋，比如企業的生存與淘汰。然而，這種解讀有其局限：如果人類並非生來就是道德思考家的話，他們最初又是如何建立價值本位社會的呢？
　　“個體能從道德思考與道德規範的行為中獲益。”喬伊斯博士解釋道。這就是說，烏克具有自我奉獻和利他主義的精神——分享、合作、幫助他人，這些精神喚起了他人的信任感，根據紮克教授的實驗得知，信任感可以使烏克的部落同伴炅鍩嶁肝釗司澳洲國立第翌養熾的第藝住洞穴等行為以及的第對象那裏最終炅好處，這些好處甚至包括在覓偶和生育後代方面相對於其他部落成員的優勢。信任感較強的穩司能繁殖更多的後代，並借此將他的基因沿著文化的存續推廣開來，這意味著會出現更多的道德思考者。喬伊斯博士認為，這種個體受益論的解讀思維更能解釋為什麽我們具有價值本位的思考和行為能力。
　　生物進化並不是導致穩司式價值取向擴散的唯一因素。作為部落領袖，烏克理所當然地會影響他的跟隨者。烏克的朋友，比如說努克（Nook ）和圖克（Took），目睹烏克過上令人羨慕的日子：他有充足的翌養熾溫暖的洞穴和很多交配的機會。如果這些朋友足夠聰明，懂得觀察和模仿烏克的行為模式，他們就會照著烏克的方式去做。所以努克和圖克以及他們的子孫最後也建立了道德思考力。他們的部落逐漸壯大，不是因為他們比鄰近部落更有蠻力，而是因為他們能更好地協作。喬伊斯博士並不清楚人類具體於何時學會了價值本位思考，但他相信，正是這種價值思考帶來的交配權上的選擇優勢使它最終能存在和發展到今天。
　　有趣的是，這一理論看似與進化論不吻合，但卻包含了適者生存的理念。烏克也許不是澳洲大陸最強壯或速度最快的原始穴居人，但與他人展開合作的能力，以及激勵他人一起參與合作的能力使他變得很受歡迎，而受歡迎的穴居人總能得到異性的青睞。烏克繁殖的後代越多，這些後代把他的價值本位思考基因傳播開來的機會就越大。於是在人類進化的漫長時期裏，好人，即基因意義上的好人獲得了勝利。
　　讓我們來一點跳躍性的思維：這種從生理本能角度解釋價值本位思考的假說與亞當·斯密的理想資本主義市場（一個出於互利目的、公平自由的市場體系）有直接聯系。
　　聽起來很牽強嗎？思考一下。
　　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誕生那天開始，許多人就誤解了他的理論，用他的理論錯誤地闡釋各種版本的“商場即戰場”式的放任型資本主義。這些人所忽視的一個關鍵點就是互利的概念。這一概念在亞當·斯密的理論中貫穿始終：所有的市場體系之所以成立，是因為貨養熾金錢與勞動力澳洲鍩嶧，而且交易雙方都能從中獲利。如果沒有道德價值體系的話，這一切都不成立。為了達成交易，雙方必須首先有一個共識，即一方不能只拿走對方的貨品而不付出等價物。
　　比方說，烏克或他的部落有一根猛獁象牙，而鄰近部落的薩滿祭師納托（Natto ）看上了這根象牙。他可能不經過烏克同意便直接拿走象牙，也可能掏出自己的一些玉米來交換。把某樣東西視作自己（他人）的所屬物，這本身就是一種價值本位的思考，它暗示了我們對權利的認識。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制作或創造出了某種東西，他人就必須尊重我們的物權。物權帶來權利、義務與禁忌。要建立一個市場，交易雙方首先必須都具有價值本位的思考力， 這樣才能從物品交換的過程中看到自己和對方的收益。如果沒有協作化的價值本位的思考方式，市場本位的經濟制度也許就不會出現。
　　頂著信仰思考
　　關於大腦，我們還有最後一部分沒有提及：信仰。信仰在人類的心智系統中占據了很特殊的位置，它能獨立於甚至有悖於客觀證據而存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信仰體系。在宗教教義、源自古老文化的神話，甚至口述的歷史故事中，都存在缺乏事實根據的信仰。有些人甚至會依賴這些信仰，比如說，那些相信“地球是平的”這一理論的人，澳洲通過學習了解到地球是圓的，但他們依舊相信地球是平的。盡管很多家長從來沒坐過聖誕老人的飛行雪橇，卻讓自己的孩子相信聖誕老人的存在。
　　在掌握客觀知識的同時卻相信某些與之相抵觸的信仰，這一能力是人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拿聖誕老人來說，有人甚至相信他的力量來源正是得益於我們的信仰。而信仰的過錯是，它常常使我們忽略事實。我們得知某些事實，卻拒絕相信它，為了確保自己信仰體系的完整性，而把這些與信仰相悖的事實當成是謬誤。有些人相信妖魔鬼怪，不管它的是非對錯，為了維護這一信仰，他們無視很多與之矛盾的經驗證據。在這裏，我並不是想質疑或駁斥讀者的個人信仰，只是想說明這對我們接下來的討論非常重要，那就是“相信”與“知道”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並且依靠大腦中不同的區域來發揮作用。
　　信仰對我們思考與處理信息的方式有強勁的、不受控制的影響。對此最深刻的描述便是安慰劑效應。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開展的一次實驗裏，研究員告訴兩組不同的實驗對象他們將服用一些抗抑郁藥物，其中一組真的服用了藥物，而另一組則只是服用了安慰劑。實驗結果顯示，服用安慰劑的實驗組產生了與服用真正藥品的實驗組相似的生理反應。藥品和安慰劑都能對大腦的特定部位產生作用，但藥品的作用直接得多，而安慰劑的效用只是由信仰所激發。
　　信仰使大腦像真的服用過抗抑郁藥一樣行動。在密歇根大學進行的另外一次實驗裏，科學家在一組健康的男青年的下巴裏註射了一定量的鹽水，鹽水的壓力使他們感到疼痛，同時實驗者利用正電子斷層掃描儀記錄下受驗者大腦的即時變化。在其中的一次掃描中，科學家告訴受驗者他們將服用一些鎮痛藥，但實際上服用的卻只是安慰劑。鎮痛類藥物產生療效的典型過程是模仿大腦內啡肽的作用，或是刺激內啡肽分泌，以達到隔斷疼痛感覺的目的。然而在這次實驗裏，受驗者大腦內主管分泌內啡肽的無意識部位，卻仿佛真的受到鎮痛藥刺激一樣分泌出大量內啡肽，他們感覺好多了。
　　這些發現向以前的一些研究成果發起了挑戰。以前的研究成果認為，期待作用在安慰劑效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一般來說，期待作用要求對當前體驗和未來體驗產生實質性聯想，即我們的期待可能影響我們的體驗；信仰可以篡改我們對信息的認知，有時還會無意識地證實自己，而這個證實過程存在於我們有意識的思考過程之外。如果孩子們撞見父母在聖誕前夜躲到起居室裏為他們準備本該由聖誕老人送來的禮物，他們便會虛構一番解釋，來保證自己所見的事實與對聖誕老人的信仰不相沖突。這種行為對他們來說並不奇怪，也不違背邏輯。相似地，那些深信每個人都是靠自身利益驅動的憤世嫉俗者，會給他們所見到的任何事情都刨出些自身利益的根源，哪怕是明顯的利他行為。他們這麽做的時候，並沒有覺察到信仰對他們思路的影響。
　　上面的第一個例子無傷大雅，最多會對孩子們的神話美夢造成些影響，而第二個例子則會妨礙你取得成功。你可以吸收新的信息，並以此修正你的信仰；你也可以修正你的信仰，並因此接受更多新的信息。
　　讓我們再回顧一遍保羅·紮克的誠信博弈實驗，實驗還得到了頗有意思的結果：信任他人的人得到了更豐厚的回報。平均起來，那些選擇交出部分金錢的DM1 最終炅了14 美元，那些選擇返還部分金錢的DM2 最終炅了17美元，而那些既不交出又不返還金錢的測試組得到的只是最初的10 美元。獲得更大回報的唯一途徑就是承擔預先投資的風險。在紮克的博弈裏，金錢暗喻了信任感，而最終昴結果是讓我們用雙峰圖來代表信任感：如果相信他人的本質是善的，並且信任他們，對方也會對你產生類似的感覺，因為正如基爾希和埃斯林格所證明的那樣，人類傾向於互相信任，別人認識到你是可信任的，然後以更多的信任感來報答你。對信任感的信仰為信任感的存在提供了條件，同時也使它能夠帶來收益。
　　信仰充滿能量和鼓舞力，但它可能會阻礙我們的視線。信仰與認知功能有某種內在聯系。要想通過方式的旅程到達頂峰A，你就必須正視信仰對我們思考方式的巨大影響力，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漫長的進化歷程使我們的大腦結構變得異常復雜，它通過內部各種肽和荷爾蒙的相互作用來確保人類的生存和延續。但在今天，人類已經不再像數萬年之前那樣靠恐懼感來確保自身生存了。我們無需再為對未知環境的恐懼而感到臉紅、反胃或者心跳加速。現在，大腦更多地被用來體會美好的感覺。利他性幫助、信任、信仰、鍩嶁以及價值本位的思考方式，這些有利於增強人際突觸的行為，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被預先輸入我們的DNA 。
　　所以，將註意力集中在這些行為上，你便可以借助生物本能的力量發揮優勢。某位理論家把這種途徑稱作“順其自然”，正如語前幼童懂得幫助陌生人一樣，我們也在自然地、本能地、下意識地為他人的利益而努力。對這一自然癖性的理解自然地將我們引導到探索方式世界的道路上。
　　這就是《荒島余生》如此打動我的原因。盡管在影片中始終形單影只，湯姆·漢克斯扮演的角色卻始終在努力為他人著想、保持對他人的承諾。我們天生就知道，為他人著想與保持對他人的承諾使我們的人生富有意義，一種大多數人畢生追求的生活意義。正因為如此，從文化與本能兩方面來說，通過適當的行為方式在生活環境中建立起堅韌的人際突觸，這對我們長遠的成功至關重要。我們當今生活的世界環境比以往更加互聯互通，那我們有什麽理由不使用更成熟的人際溝通手段來適應這一新環境呢？
　　第5章轉變觀念：從“規則”到“價值觀”
　　你有權利做的事不一定就是你應該做的事。（波特·斯圖爾特，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每個人都愛結稅期（美國每年從年初到4月15 日的一段時間。這段時間內納稅人自行整理、上報和上繳所得稅。——譯者註）。每年的這段時間，我們都會和家人一起，細數自己上一年為社會所作的財政貢獻。全國各地的民眾都舉行盛大的納稅慶典來慶祝自己對這個公平、公正、高尚的社會所貢獻的力量。我們載歌載舞、開懷痛飲，為社會的繁榮富足而自豪。
　　但這些可能都是表面現象。
　　我在美國納稅，所以對這裏的稅收制度最熟悉。據美國國稅局（IRS） 估算，平均每項個人納稅項目大約要花費納稅人45 個小時填寫相關的表格，填表可不是件輕松的差事。盡管這樣，還是讓我們來簡單回顧一下我們的結稅期吧。你要權衡每一張收據，這一項應該被扣除嗎？這一項我們應該申報嗎？這一項能不能省略掉？可不可以在數字上做點對自己有利的小手腳呢？
　　在梳理這些數字的時候，你是否感覺到自己正在默默地和貪念角力，盡量不在賬面上動手腳？如果你擔心因為做手腳而被發現，這種擔心會不會給你帶來負擔？就算你不用親自填寫那些表格，你是否仍然會感到壓力？你為結稅投入了多少心力勞動？你是否因為結稅細節與配偶或生意合夥人發生過爭執？你是否因為花掉了準備上繳的稅款而感到不安？你花了多少時間試圖逃脫結稅這個惱人的過程？在你進行其他活動時，它是否仍然在你的腦海中揮之不去？就算你想逃避它，你是否依然隨身揣著結稅單？
　　現在我們來討論一下所謂的單一稅率制。如果有這麽一套稅制，不管你年收入是多少，只需要交納固定比例的稅款，比如說總收入的20％ 。沒有免稅條款，也沒有逃稅漏洞。你只需要一次性付給政府一筆固定金額的款項，便可以了結一年之中應盡的公民義務。這種稅制下的結稅過程是多麽節省腦力、精力與時間啊！如果讓我猜這種結稅方法會耗費多長時間，我想大概不會超過半個小時。節省出來的時間能使全國範圍內的生產力得到多大程度的提高呢？上億美元！這正是大多數單一稅率制擁護者所持的論點，它不僅能節省大量的時間，似乎還有助於平息關於納稅數目引發的很多社會爭議，這些爭議同樣浪費了我們大量的時間與註意力。
　　當然，單一稅率制度看起來實在有些簡單，但其背後的理念卻並不簡單。稅收法規這類規則代表了我們社會的整體願望，它把我們社會文化的標準與價值粗略量化出來，然後通過一系列明確的手段在整個社會範圍內實現。
　　在這樣的背景下，累進稅率制，即收入越多納稅比例越高的制度，試圖實現平衡化的社會財富再分配、富裕階層與低收入階層公平分擔社會責任的願景。或者說，累進稅率制致力於體現一種社會公平。如果我們的稅務制度只是為了達到財政平衡和追求規則自身的簡潔與整體性，那麽，單一稅率制便是唯一可行的選擇，但如果考慮到稅制背後所代表的種種社會文化涵義，問題就變得復雜得多。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人口比例都過於多樣化，對他們來說，制定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價值觀，比如公平與尊重的觀念，就顯得有些困難。然而，公平本身是一個有力的概念，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它對社會有利。所以，我們的立法制度創造出一套缺乏效率的復雜規則，並認為這套規則足以代表大多數人對於公平的主流看法，但矛盾隨之而來，幾乎每個人都覺得稅務制度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公平。或許你會覺得，針對營業機構的某些稅務漏洞可能會讓那些大公司占便宜；或許你又覺得住房貸款減免條款過於偏向中產階級，而忽視了工薪階級的利益；或者低收入津貼偏向了窮人而忽視了小型企業。
　　稅收規則裏的每一行對特定團體公平的條文，在另外某些團體眼裏都顯得不公平。比如，某條關於小企業購買小型卡車或運動型越野車的稅收減免條款，便無意中惠及了那些購買油耗極大的悍馬作私用的富有階層。
　　規則就是規則。與人際溝通欲望還有價值本位思考力不同的是，我們的大腦在生理結構上與規則無關。規則只是一種社會現象。
　　我們都在一個充滿規則的世界裏長大，“不要碰爐子”或者“不要在大街上亂跑”，諸如此類由父母決定並執行的規則最終都被孩子所接受。長大之後，我們便能將規則和自己的想象遊戲（想象遊戲泛指幼兒的幻想遊戲，如扮家家酒、醫生與病人等，幼兒園和小學生經常玩這種遊戲。——譯者註）結合起來。
　　最開始的規則總是赤裸裸地為自我利益服務，“好吧，現在的規則是你不許碰我！”我們制定規則，同樣遵守規則，把它們當成別人強加給我們的限制，換句話說，那是爸爸媽媽的需要。
　　我們很快了解到，其他小朋友和自己一樣也不喜歡強加給他們的規則。於是，大家為了融洽相處，規則變得更為中立，我們學會了“規規矩矩”。隨著年紀的增大，大多數小孩都能遵從規則遊戲，並從中體驗到快樂與挑戰。下棋開始變成受歡迎的遊戲，因為受到規則限制，每枚棋子只能在規定的時間內做規定的動作。橋牌遊戲比棋類遊戲更有趣，因為它的規則更復雜。
　　另外，各種運動的規則也使我們的體育活動變得有章可循。長大後，我們與規則建立的關系更是深深地受到早年了解到的規則信息與集體活動經驗的影響。
　　當成年人面對群居壓力而適應一套更為復雜的規則系統時，其所在的文明也朝著規則化的方向發展。我們的人際關系隨著社群的擴展而越來越復雜。
　　於是，我們發明了規則來互相指導、鍩相管理，甚至鍩相控制。我們以法律的形式將規則代碼化，比如稅法。社會領袖設計出規則系統，並以此作為文明社會的結構基礎。
　　迄今為止，規則正在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填充人際空間，並在社會各個領域為我們服務。但是，當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在方式時代獲取成功時，我們便不得不從深層次考察自身與規則的關系，反思它給我們帶來的利弊。
　　規則“有效，但未必有價”
　　為什麽我們要拿規則當代理？因為規則似乎具有高效性，而現代社會以及整個工業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都是建立在高效率的基礎之上的。比如，絕大多數的民主國家都把年齡作為劃分公民投票權的標尺。在美國，18 周歲澳洲鍾得投票權，在日本是20 周歲，其他一些國家可能是21 周歲。然而，
　　年齡並不一定如實反映個人的心智發展、思想成熟度，或是社會責任感，而這些素質是澳洲更準確地衡量選舉人資格的標準。如果你想進行一次社會回報效應最理想的選舉，並使這個選舉給更多人帶來利益，你可能只讓那些成熟的、有公民責任感的人參與投票。但事實上，我們只選擇了年齡作為心智成熟度與社會參與感的客觀量化標準，希望靠這個清晰的界限把更多的合格選民包含進去，選出一個可以代表民意的新政府。可很多人到__ 歲時都搞不懂什麽才算是合格的政府，而有的人從15 歲開始便具有了極強的公民責任感。由於采用年齡，而非主觀價值作為選民資格評判的標準，很多本來不夠資格參與投票的公民投了票，許多理應參與投票的公民卻被排除在外。從這種意義上說，法定選舉年齡等類似規則的範圍總是顯得既過於寬泛又過於狹窄。
　　如果只允許素質合格的選民投票的話，這無疑是一次理想的選舉。但在實際操作中，我們很難做到這一點。相反，如果選舉規則只限定於年滿__ 周歲便可投票的話，那麽執行起來會簡易許多。你在選民註冊時便可以輕易地確定他們的年齡和公民權；到時候他們帶著註冊證明就可以直接參與投票，這樣全國大選時間就可以控制在一天之內。但是如果想調查清楚選民的心理成熟度或公民責任感之類的素質，就必須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最終犄查結果可能只是主觀結論。因此，在一個基於規則的社會體系裏，在效率與價值的對比中我們通常會選擇前者。基於規則的社會統治體系一般可以公平地代表大眾的價值，而這一體系所推崇的效率中卻隱藏著一個深層的缺陷：我們深信不疑的規則體系在很多時候並非是達成特定目標的最有效或效率最高的方案。認識到這一缺陷，對於在方式時代取得成功來說非常重要。
　　規則往往缺乏一個有效率的、系統化的制定機制。規則有的由民選政府制定，但政府往往被手持票倉的政治利益集團控制；有的由掌控政治或軍事權力的野心家制定；還有的由企業主或大公司董事會制定，這些人本身可都是按照精英的標準被挑選出來的。威廉·F. 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曾經開玩笑說，他寧願接受波士頓電話號碼簿裏開頭2000名陌生人的管理，也不願意呆在哈佛校董會那些看似聰明的人手裏。
　　盡管人們總是出於善意來制定規則，但最終出臺的規則卻總免不了要針對種種消極的社會行為。這時我們就不得不反復修訂規則，以堵住各種隨著社會環境變化而出現的漏洞。讓我們通過一些例子了解這種情況。
　　第6章 調整認知：從“認知失調”到“認知和諧”
　　在現實中保持榮譽的最簡單可靠的辦法是以自己的真面目生活。（蘇格拉底）
　　每年夏天在英國舉行的冠軍公開賽是職業高爾夫球運動裏歷史最悠久、最有分量的賽事之一。2005年，這項賽事在高爾夫球運動發源地蘇格蘭的聖安德魯斯皇家古典高爾夫球俱樂部舉辦。在那個賽季，前職業高爾夫球手協會（PGA ）總冠軍戴維·湯姆斯（David Toms ）共取得了_ 次分站冠軍和_ 次排名前_0 的好成績。他是公開賽冠軍的熱門人選，但這次的經歷對他來說不同尋常。
　　在第二輪比賽開始前的那個早晨，湯姆斯走進了比賽官員所在的帳篷，向詫異的官員們（後來向媒體）解釋了昨天發生的事故，因為他自己也不清楚該不該為此被扣分。在球場著名的第十七桿洞（果嶺桿洞）附近，他打丟了一桿短打球，接著他走到球洞附近補了桿，但他無法確定補桿時球是否因為風力還在微微顫動。高爾夫球規則認為，擊打處於運動狀態的球是犯規行為，正因為無法確定自己是否觸犯了這一條規則，戴維·湯姆斯後來放棄了參賽資格。
　　在大型體育賽事中途放棄自己的參賽資格，這需要格外崇高的競技精神。但為了一次可算可不算，而且沒有目擊者的輕微犯規而這麽做，則更值得關註。湯姆斯一直被認為是PGA 巡回賽裏循規蹈矩的好球員，他設立的慈善基金為全國範圍內受虐待、被遺棄，或者權利得不到保證的兒童提供幫助，他自己曾在_00_ 年親赴颶風卡特裏娜的重災區支援受害者。他心直口快，很容易相處，大家都覺得他很不錯。當我得知他這個充滿競技精神的舉動時，我覺得他一定是作出了什麽重大決定，一個可能幫助他取得最高的自身成就的決定。於是在他回國的途中，我撥通了他的手機。我直截了當地問道：“當時你是怎麽想的？”然後便有了以下的對話：
　　戴維·湯姆斯：那天下午，完成第一輪比賽回到旅館後，我的頭腦稍微變得清晰了一點。於是，我開始回想__ 桿時的情形。我想到，如果我擊球入洞時球還在動，那我就得受罰，但實在難以分清球到底有沒有晃動。我沒法問其他人，而且我已經在擊球記錄上簽了字。所以我清楚，如果球當時確實在動的話，我就得被取消參賽資格。
　　第二天一醒來，我就去了裁判的帳篷裏，告訴主裁判昨天發生的事情。他重新看了一遍比賽錄像，但是上邊什麽也看不清楚。最後他讓我自己作出決定：到底是承認自己犯規，還是繼續第二輪比賽。如果我繼續比賽的話，他也不會介意。但是，接著他私下問我：“如果最後牧了冠軍，你會有什麽感受？”他想知道我真實的感受，我告訴他，我會感到一種失落。如果我就這麽牧了冠軍，那麽在今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不管我怎麽做，都會有那種感覺。如果我靠鉆空子盜了冠軍，這不僅對其他選手不公平，對我自己也不公平，因為那樣的話，我就不得不一輩子為此背負內心的壓力。
　　多弗·塞德曼：所以你覺得無法繼續比賽了？
　　戴維·湯姆斯：對。
　　多弗·塞德曼：為什麽？
　　戴維·湯姆斯：因為我還想繼續打高爾夫球，但那一桿的感受不會自己消失。如果再碰到這種情況，我該怎麽辦？我會感覺不好受，特別是在我打開慶祝勝利的葡萄酒時。所以，我說服了自己。高爾夫運動不該是那樣的，我也不該是那樣的，賽事的主辦者也不願意看到那樣的事情發生。不過當時只有我自己能作決定，所以……
　　多弗·塞德曼：所以你就自己作出了決定？
　　戴維·湯姆斯：是的。有些東西只有我們高爾夫球員才能感受到。不管那一桿球到底有沒有犯規，我都不想以後生活在疑問之中。所以我決定取消自己的資格，飛回家。我覺得這是正確的選擇。
　　多弗·塞德曼：你覺得這次事情發生後的感受會影響你今後的運動生涯嗎？
　　戴維·湯姆斯：當然。這件事不僅會影響我，還會影響在場比賽的所有人，這跟其他行業一樣。
　　多弗·塞德曼：明白了。但他們是你的競爭對手，你的工作就是打敗他們。
　　戴維·湯姆斯：（笑）在高爾夫球運動裏，這種類型的“犯規” 都是靠選手自己承認的，因為裁判也沒法判斷當時的情況，就跟籃球比賽一樣。比賽的出發點可不是為了犯規。我並不是說在其他運動裏就沒有體育道德，但在高爾夫球運動裏，大家更重視職業道德。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的，高爾夫球運動教會了我這些。
　　我到家之後，很多媒體都趕來采訪我，但當一切都過去之後，我的心平靜了下來，感覺就像懺悔自己的罪過一樣。把一切都說出來，把該做的事做了之後，整個人都感覺好多了。
　　多弗·塞德曼：你是否覺得清醒的頭腦會影響你的比賽？或者最好應該這麽問：你是否認為矛盾情緒會影響你的比賽？
　　戴維·湯姆斯：如果不能保證頭腦清醒和良心無愧，你很難發揮出色。你必須在精神和身體上都做好比賽的準備。
　　多弗·塞德曼：為什麽？
　　戴維·湯姆斯：我覺得這就是意識的力量。當太多其他事情占據你的意識時，你便無法集中註意力。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其他情況，但在我們這項運動裏，這點尤其重要。在比賽中，集中註意力就是全部，你必須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我覺得高爾夫球運動裏的救球數據最能反映這一狀態，比如說打出柏忌球之後立刻又能打出小鳥球（柏忌球指的是比標準桿多用一桿完成桿洞；小鳥球指的是比標準桿少用一桿完成桿洞。——譯者註）來挽救整個局勢。這能很好地體現選手的身心狀態。
　　多弗·塞德曼：有人曾告訴我，高爾夫球是精神壓力最大的體育運動，因為在其他運動裏，你都是在和運動著的球進行較量，球飛過來時把它打回去，掉下來時把它接住等。但高爾夫球總是在草地裏靜靜地躺著，直到世界末日，或者直到你下定決心把它打出去。
　　戴維·湯姆斯：（笑）是的。
　　多弗·塞德曼：所以我覺得，這項運動的精彩之處，或者說它之所以能展現選手的個性，就在於你將自己融入到這項運動中的方式甚至比你打球時的具體戰術更重要。
　　戴維·湯姆斯：是的，你說得太對了。的確是頭腦裏的東西更加重要。你讓我想起了鮑伯·羅特拉（Bob Rotella），那位體育精神分析家，在我跟他唯一的一次交談裏，他這麽告訴我：“我們知道， 你可以說服自己打出臭球，那你為什麽不能說服自己打出好球呢？”
　　我並不是很清楚其中的奧妙，但是我知道那些真正成功的人士，不管來自高爾夫球場或是其他領域，都擁有某種特殊的東西，一種不管在什麽場合都能讓他們保持平和心境的東西。你可以靠外在訓練學到技巧，但真正把天才和平凡人區分開的是另外一些內在的東西。如果我能找到這樣東西，我就能賺大錢（笑）。
　　多弗·塞德曼：那誠信在你這個理論中占什麽地位？
　　戴維·湯姆斯：就像我剛才所說，我需要明確自己在做正確的事，這使我做事時心情輕松愉快。幫助他人使我盜了許多快樂，所以我情願通過自己的努力使別人也鍾得平等發展的機會。這種努力讓我感到自己回報了社會，這對我很重要。回報的形式可以是通過參與慈善活動，可以是為他人作出正面榜樣，還可以是通過我的誠信。我沒法代表所有人，但至少對我自己而言，目睹自己的社會貢獻時讓我有成就感。
　　多弗·塞德曼：那你從聖安德魯斯俱樂部離開時有成就感嗎？
　　戴維·湯姆斯：離開那裏時，我覺得自己作出了正確的選擇。可以對自己說“你作出了正確的選擇”，這對我以後的每一次揮桿來說都非常有意義。它象征著我不會再因當時的事情而分心，還象征著我為社會作出了正確的示範。如果有位年輕的選手正在某家俱樂部練球，但他老是無法全心投入到擊球之中，我想聽到他說：“看看湯姆斯是怎麽做的，我也許應該讓自己頭腦更清晰。”
　　多弗·塞德曼：戴維，我覺得你這樣的人並不多見。高爾夫球是一項個人運動，但你總把自己和比賽裏的所有人、你的群體、你的球迷，還有所有關註你的人聯系起來。你做其他事情的時候是否也有類似的責任感？
　　戴維·湯姆斯：人們在關註你，關註你的行為、言語，甚至你行為和言語背後的東西，但他們並不是每一次都能正確地解讀，並不是你不想把自己的想法和意見坦率地說出來。別人隨時都在衡量你的一舉一動以及它們對他人的影響。你要顧及他人會如何看待你，這對你在賽場內外的表現都有影響。如果你有誌為他人樹立榜樣， 你就得隨時隨地註意到這一點，表現得讓他人都能以你為榮。這種壓力每天都伴隨著你。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其實我們每天都在失敗。你總是差一點就能達到自己的期望值。就算某次我只用61桿就完成了一輪，回顧比賽時，我仍然會惋惜道：“為什麽沒能用59桿？”假以時日，這種對完美的追求便在頭腦裏根深蒂固。“你看，這就是我的生活態度，我每天24小時都這樣。為了我的朋友， 我的家庭，以及所有支持我的人，我必須這樣做。”
　　如果你的真實性格與你在球場上或鏡頭前表現出來的截然相反，那麽你就會刻意地留意別人對你的看法。但對我來說，球場內外都一樣，所以不覺得這樣做有多難。
　　像戴維·湯姆斯這樣到達了事業巔峰，奪得過各類大獎，在所處的行業中常年排名前_0 ，年收入長期處於領先地位的人，總是懂得在競爭中保持自己的獨立意識。
　　也許一次“心不在焉”就能將你淘汰出局
　　盡管我們絕大多數人都不是精神分裂癥患者，但我們的大腦中還是經常出現不同的聲音。每種聲音都代表了一部分人的人格或經歷，如誠實、危機感、憐憫心、對強權的抵抗或順從等。在不同的場合裏，不同的聲音會占上風並影響我們的行為。比如，某次老板用輕描淡寫的口吻讓我們去做一件簡單的事，但由於他的腔調讓我們回想起小學六年級時被老師訓話的情景，我們在心裏也開始像六年級時那樣嘟囔著自己的不滿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