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憲帝制的時候，北京有位記者表現積極，對袁世凱自稱“臣記者”，被媒體傳為笑談，帝制還沒有結束，臣記者就已經混不下去了，只好夾起皮包走人。後來歷史的大勢所趨，任誰也做不成皇帝了，中國近代以來出現的新職業，諸如記者、律師、作家之類，庶幾得以幸免加蓋“臣”的印記，稀里糊塗過了幾十年。

然而皇帝這個東西，廢除其名號容易，要真的將之從國人的心里和文化里消滅，卻難上加難。在沒有皇帝的天地里，很可能皇帝更多了，遍地都是。大小是個頭，感覺上就覺得自己像皇帝，像皇帝一樣做事。於是有人驚呼：上級皇帝化，下級奴才化。在這“兩化”的浪潮里，媒體的“臣記者”是否重出江湖我不知道，但教授像“臣”或者說像奴才的卻委實不少。

我們最後一個王朝是滿人的，在滿清王朝里，只有滿人才可以自稱奴才，而漢人只能稱臣，奴才和臣有自己人非自己人的分別。如此說的話，那麽我們今天的教授，也可以分稱臣教授和奴才教授，屬於領導自己人圈里的，是奴才，圈外的是臣。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過，現在在大學像衙門，其實我說錯了，大學本來就是衙門，不是“像”！而自從國家的教育行政部門財大氣粗，加強管制能力之後，大學變得比衙門還衙門。大學衙門的表征不僅僅是它的機關多，官多，而且教授爭官做，主要是所謂的教學和科研單位，也完全按行政級別分三六九等，所有事情，包括學術上的事情，一律行政領導說了算，所謂的學術委員會，不過是漂亮的擺設，就連這個擺設，都是首長在辦公會上決定的。跟別的衙門一樣，大學衙門也有一套官場文化，這種官場文化跟別個衙門的也沒有兩樣，一言以蔽之，兩個字：聽話。聽話兩個字里面有學問，是木然的聽，還是積極主動地聽，甚至帶著服從的滿足感、幸福感去聽，效果是不同的，雖然很可能當面聽話背後罵娘，但表面的柔順卻是領導之所以為領導所共同追求的東西。

有幸的是，我們的教授，經過黨的多年的訓練和考驗之後，基本上都能很自覺地認同這種文化，上之所是必是之，所非必非之。開會的時候，無論這種會是學術還是非學術的，只要領導講了話，大家後來的發言，如果不是對領導講話的學習體會的話，每個人在開始的必然要征引領導的話——正如某某領導所說。那架勢，很容易令人想起文革時期做什麽都要朗誦的“最高指示”。平時開會，就是領導發號施令的機會，大領導站最多的時間，其次二領導，三領導……，先虛後實，布置任務，點名這個做那個，那個做這個，所有的人，哪怕你是再大牌的教授，只有聽喝的份。無論要做的事情關系到誰，大家只有做的義務，至於建議，基本上沒有安排提的機會，如果有哪個不識相的還想發表點不同意見，簡直就是大逆不道了。

中國這個地方很有意思，最講民主的地方是農村，因為哪里有村民定期的選舉，最不講民主的地方是大學，哪怕就是講民主理論的所在，在實際生活中卻丁點民主也沒有，只要坐在了領導的椅子上，任你是誰，不知不覺就成了皇帝，別說民主，就連聽不同意見的雅量都沒有，誰要是在公開場合說了點和領導不一致的話，那麽領導不馬上訓斥你一頓，已經是給你面子了。

說到這里，也許有人會說，聽話有什麽不好？至少這樣的教授不會胡來，守規矩。然而，事實恰恰相反。眼下，僅就揭露出來事實而言，我們的教授們已經沒有不敢做的壞事了，貪汙受賄的有，做奸商的有，欺詐的有，嫖娼的有，至於抄襲作假，更是教授們的專利事業，別的人想干，還干不了那麽專業。以至於大眾過去對這個職業的那點期待，已經變成了失望乃至絕望，網上在排列五大或者十大惡心職業的時候，教師都赫然在列。沒有操守，不講廉恥，我們的領導和大眾一起搖頭嘆息，在學校里，教授大體上已經被視為“賊”或者準賊，講課有人監督、巡查，考試出題要圈禁，判卷要有人看著，還別說對教授不尊重，就這麽看著，研究生招生賄賂性賄賂還層出不窮呢。是誰讓我們的教授這麽沒臉沒皮沒羞沒臊呢？是我們的衙門。既然教授早就成了臣教授或者奴才教授，不僅沒有尊嚴，而且沒有人格，怎麽會有羞惡之心？換言之，一個奴才，要臉干嘛？人要是沒了廉恥，沒有起碼的羞惡之心，那麽什麽惡心事不能做呢？我們這些聽話的教授，現在越來越令我們的領導感到頭痛了，領導們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些教授的胡來，原本就是他們自己所提倡的文化培養出來惡之花，反而在面對這些令他們頭痛的惡果的時候，進一步強化這種官場文化，好讓部下這些臣教授、奴才教授們聽話些，再聽話些，殊不知，越是這些身段柔軟、面容溫順、一點尊嚴都沒有的教授們，才更容易出事，一出就出大事。

當年，某記者稱臣的時候，同行都笑，現在，遍地都是臣教授，同行沒人笑了，但是網民在笑，大眾在笑，我們自己的學生也在笑。其實，做教授的，如果還有人味的話，還是偷偷地哭一次吧，就哭一次，哭一哭，都混成教授了，怎麽在領導面前，連個人都不像了。（愛思想網站 2007-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