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

誰是我們這一代？社會學家有他客觀的尺度，我呢，只是從一己的視角來看。我1952年生在上海，6歲在北京上小學，知識分子幹部家庭，這大致劃出了我著眼的“我們這一代”。有一種說法，叫做“老三屆、新三級”——“文化大革命”時的中學生，恢復高考後的七七、七八、七九級大學生和研究生。這種說法，大概既有點兒客觀也有點兒個人，我的朋友、熟人差不多都在這批人裏。

一

鼎革之後，發生了很多大事件：“鎮反”、“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反右”、“大躍進”。我記事晚，這些等於沒趕上。我們這些紅旗下的蛋，開始切身記得清楚的，是“三年自然災害”。那時候，不知道“反右”反得全民噤聲，“大躍進”才會無人敢阻擋，“大躍進”又帶來了“三年自然災害”，只知道忽然飯不夠吃了，沒肉了，沒油了，沒菜了。國人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發明了一種叫做小球藻的東西，據說營養豐富，可以代肉。我現在還記得那味道，我們小時候，吃東西不挑不揀，即使如此，下咽也覺困難。課上到第三節，已然饑腸轆轆，只惦著午飯的鐘點，全然聽不進老師在黑板前嘀裏嘟嚕講什麽。不過，那時候沒什麽抱怨。一切思想感情都是從接受事實開始的。你要是生在三色犬家族裏，不讓你吃肉你就難受；你要是生在草魚群裏，成天吃小球藻就是自然而然之事。沒有比較就沒有苦樂，我們不知道成百萬成千萬的農村人正在餓死，並因此不知道自己其實是些幸運兒，我們倒是聽說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著我們去解放，因此產生出體積不等的自豪感和幸福感。

北京是個移民城市，最新一代的移民住在機關大院、部委大院、軍隊大院、高校大院裏。沒誰有自己的住宅，都住宿舍，單身的住集體宿舍，拖家帶口的住家屬宿舍，大床小床桌子椅子借自單位，暗角貼著單位的標記紙條。家屬宿舍建在辦公區邊上，溜溜達達上班，不用堵車。跟上海比，北京土多了。甘家口向西，現在的阜石路，那時是條土路。我們輕工業學院在路北，釣魚臺在路南。那時還沒有國賓館，沒有七號院，是一大片荒荒的水面，被密密的葦叢以及葦叢中的蜿蜒小路隔開。湖靠我們這面是些土坡，長著松樹、槐樹、棗刺。上學前，一清早，我跟著哥哥嘉曜到那些土坡上打兔草，我們在住宅小院前後養兔、養雞、種向日葵。放學後，戴著紅領巾，穿過機關種植的大片蓖麻，我們到湖裏去遊泳，在樹林草叢裏追打跑鬧。沒有電子遊戲，沒有卡通片，也沒有奧數班、鋼琴課。

二

我們年輕時，有幾個跑到緬甸打過遊擊，後來又有幾個參加過中越戰爭，大多數人沒經過戰爭時期的兵荒馬亂，但我們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古今中外，遇上過戰爭的人多，遇上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少。那真是千年不遇的歷史，因為歷史很少把所有條件都湊足——一個說一不二的領袖，想到用他的億萬子民做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實驗，而他的億萬子民此前已被教育成為唯領袖是從的民族。

按本國的學術體例，凡發生過的事情，似乎都不太光彩，須列入研究禁區。但“文化大革命”是我們這一代的少年時期，只要說到這一代，怎麽也繞不過去。可惜，禁忌既多，難得全景。例如，後人讀到老幹部挨整挨鬥，讀到讀書人受辱跳河，卻不很了解，“文革”中受苦受難最甚的，其實仍然是此前17年一直受苦受難的罪人。χ米χ花χ書χ庫χ http://www.7mihua.com

身為實驗品，也身為實驗者，我們這一代從此離開了正常的人生道路。狂熱席卷青少年的心魂，千百萬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同享高潮。天空永遠碧藍，紅旗永遠鮮艷，歌聲永遠嘹亮。這永遠的白晝隔離開另一邊永遠的黑夜，不願歸在狄奧尼索斯名下的腐屍、流血、呻吟。

我們這些teenagers（青少年），滿腦子都是軍國大事，想都沒想過安身立命的事兒。父母挨鬥被抓，我們十四五歲就開始當家做主，就乘坐偉大領袖提供的免費火車遍走新疆雲南廣東。沒有永遠的狂熱，早在上山下鄉之前，我們這一代中的先知先覺，就對那個時代產生了深深的懷疑。那時候，議論中央領導人，表達異端思想，輕易就被判刑甚至處死。

然而就在那時，我開始從兄長們那裏聽到，彭大將軍為民請命，結果天庭震怒，聽到成千上萬黎民餓死在幾年前，而那時並沒有什麽特別的自然災害。一個個故事或事實在壓低的聲音、含混的吐字中流傳。你知道國王長著驢耳朵，你忍不住要告訴別人國王長著驢耳朵。夜已深，將要四散的同學們東一處西一處坐著站著，誰拉起了手風琴，惆悵的音調唱起：

有人說，你就要離開故鄉，想一想，紅河谷你的故鄉，想一想留給我的悲傷。

三

我們來到內蒙古，種地、牧馬，跟農牧民摔跤、喝酒。

我們偷雞摸狗，打架鬥毆。我們讀托爾斯泰，讀黑格爾，在田頭土坑的陰影裏，在竈臺邊的油燈下，學俄語，學英語，學高等數學，唱俄國歌，聽貝多芬，七十八轉的手搖唱機，膠木唱片，用竹制毛衣針削尖的唱針。

後生聽了這些，脫口而出：浪漫。比起習題備考然後朝九晚五，那是浪漫吧。初次收割谷子，一天下來，腰累斷了，手掌上的皮磨掉了，回到青年點，女生一個個痛得眼淚汪汪。

第二年，臨近秋收，一場大冰雹毀了田裏的一切，接下來的一秋一冬一春，三頓苞米子，拌上從北京帶來的辣椒粉下咽。當然，有點兒困苦是另類浪漫的條件。正宗的浪漫是帶上一束紅玫瑰，乘電梯到江濱大廈的頂層旋轉餐廳，在亮晶晶的玻璃杯裏，為你新結識的女友斟上法國葡萄酒。好奇怪，“浪漫”這同一個詞可以用來形容那麽不同的事情。

受苦不總該受到詛咒。事後，是苦難而不是康樂，成為引人入勝的故事。因為苦難給予生活以深度。但那是修成正果者的苦難，苦難因為它的成就而獲得意義。卻有一種受苦是自找的。我們這代人曾發展出苦行主義的小小萌芽——中國樂感文化的異數。我們為《牛虻》、為車爾尼雪夫斯基筆下的拉赫美托夫所吸引，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睡在碎石上，洗冰水浴，一天跋涉60公裏，冒著傾盆大雨登山。圖什麽？我說，苦行為精神的力量作證。尼采說，人生充滿苦難，更苦的是這些苦難沒有意義，苦行者以自己的意誌求苦難，從而賦予生活以意義。

部分地由於這些苦行傾向，我們被視為或竟自詡為理想主義的一代。如果去得掉這個詞的褒義和貶義，我更願意把它用於我們的父輩。我們年輕的時候，肯定是有理想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個時代如此不正常，很難把它認做長久的現實，先知先覺者早就開始為根本變革臥薪嘗膽。這是理想主義嗎？對現實的批判是明確的，所附麗的理想則多種多樣。而且，那個時代的現實一直頭戴理想主義之名，於是，我們這一代則毋寧說是反愚忠的、反理想主義的理想主義。80年代中，我們之中的年輕一夥開始了俗稱為“後現代”

的思想觀念行為。我們骨子裏有至為嚴肅的東西，卻也有點兒不恭，有點兒管他娘，我們究竟是什麽人，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哪一種元素駕馭了另一種元素。

上面說到，我們之中的先知先覺早已經發展出基於真相的批判。我們從各種途徑了解世界的真實情況，例如“偷聽敵臺”。但主要的，我們閱讀。回憶文章中幾乎篇篇會提到當時內部發行的灰皮書、黃皮書。實際上，僅僅閱讀古典，閱讀歌德和托爾斯泰，就會引人進入對健康人類精神的理解，從而反過來對當代形成批判。誌同道合的年輕人分散在黑龍江、內蒙古、雲南、海南，以及河北的白洋澱，在政治高壓之下，形成了一個一個小小的圈子。有不少散落在各地的牢房裏。偶然相遇，發現我們偷偷讀的書竟是同樣的。共同閱讀形成了這一代強有力的紐帶。那個時代，我肯定，是最後一個共同文本的時代，最後一個主要由文字閱讀培育精神的時代。就這一點而言，我們的青年時代更像朱熹的時代，更像阿奎那和伏爾泰的時代，與我們後半生的時代離得更遠。」

到了70年代中，年輕人聚在一起，不抨擊時政，不罵罵江青和她的同夥，會顯得太幼稚淺陋，盡管專制的殘酷毫無松動。1976年是我們這代人的裏程碑。周恩來、朱德、毛澤東都在這一年去世。春天，爆發了“四五運動”。夏天，唐山大地震。秋天，“四人幫”被抓。中國這座大座鐘的鐘擺在一個方向上擺到了盡頭，開始擺向另一個方向。又過了一年，我們陸續踏進大學校門。10年的社會生活，是失去的10年，抑或我們最寶貴的財富？在這一代大齡學生面前，敞開了新的地平線，沒有多少人在前面擋路，畢業後五年十年，成了大企業家、各級領導、名作家名導名教授、留洋科學家，或著名邊緣人。終於，我們各就各位，地位、利益、觀點逐漸分散，“這代人”這個詞不大用得上了。

四

我們這一代，經歷了兩個世界。我們小時候，丟一支鉛筆都會遭到責備，現在，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國度。年輕時，我們很少談到選擇，我們被生潮業浪拋擲，所能做的是在不由自主的處境中堅守自己的品格。現在的青年，每一步都須權衡選擇，所要擔心的反倒是在一步步最優選擇中失去了自己。

我們曾經追求政治自由，如今，一些人已經身居國家機器的頂端。我們曾經以清貧艱苦為榮，如今，一些人身家億萬。我們曾經熱愛真理，如今，一些人主持著各式各樣的國家項目。真理、自由、品格，不像我們年輕時想象得那樣單純、那樣簡單，它們要通過不斷融入現實才能實現。但若我們這代人自得於今朝，任我們曾經有過的精神力量流失，憑你國家領導，憑你福布斯名列前茅，憑你在各國電影節上獲獎，我們仍只是過氣去勢的一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