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德勒茲主義的閱讀，齊澤克（Slavoj ?譕i?觩ek）曾使用“眼睛”作為例子：人的眼睛在形成視覺的瞬間，以某種方式將光進行簡化（如感知為某種顏色、某種物體），形成視覺感知上的“當下現實”。而光束本身，恰恰指向當下現實之外的無窮可能。在相同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思想文本也一樣——其處身時代的歷史現實，將它簡化為某種固定形態。而文本本身，當它越出其自身出現的那套歷史現實之框限後，就成為充滿無窮活力的新而刺入當下。在這個意義上，“溫故而知新”，就是一個最純粹的哲學“事件”（“事件”是在完全巴迪歐［Alain Badiou］意義上說，即歷史的斷裂、湧現出全新）。在這個意義上，誠然“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Why？不妨讓齊澤克代孔子來回答：某君的“眼睛”看同樣的對象，卻能夠看出不同，看出全新的東西（即，看到永恒在時間中的穿越，在時間中豐富自身）；惟有這樣的人，才能真正傳播新知（才真正可以為師矣）。

關於哈耶克研究，值得進一步細究的是：對於我們，哈耶克不單是一個過去的思想家，而且是一個西方的思想家。哲學性地研讀哈耶克，於是不僅需要去歷史化（將他拉出歷史語境），而且需要——再次用德勒茲的術語來說——“去領土化”（將他拉出地域語境）。“地層學”（研究“哲學的時間”），使不同歷史時代的哲學概念共存、疊置；而德勒茲所說的“地理—哲學”（geo-philosophy），則使不同地理領土中的哲學概念形成共存、產生疊置。故此，我們不能像今天那些“文化研究”學者那樣，去將德勒茲的“地理—哲學”粗暴地扭曲成（各種本質主義—基礎主義的）“文明論”，進而轉變出各種基於文化身份的“認同政治”。 

“西方思想家”所創造的概念，並不只是“西方的”，盡管它們在歷史性的發生學上，最初是在被命名為“西方”或“歐洲”這個空間中被創造出來。同樣地，發源於“東方”、“亞洲”或“中華”的儒家等思想，也是如此，並不僅僅歸屬於那個特定的地理空間。德勒茲區分了“空間”（space）和“地方”（place）：“地方”即一個給定的區域（給以名稱、在地圖上標識），而“空間”則是關於一個“地方”的話語性實踐。只有在變成生活著的行動者們進行各種符號性交換與創造之場所時，“地方”才變成“空間”。德氏曾表明，地理哲學同地域之歷史狀況有一定關系，但決不能被簡化為後者，因為哲學會不斷質疑自己所最初出現的那些狀況，並通過這種哲學性的質疑而激進地越出歷史的—地域的狀況。關於“去領土化”，德氏區分了兩類：“絕對去領土化”和“相對去領土化”——前者的典型就是哲學，而後者的典型就是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