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感恩節前的星期三，杜勒斯國際機場。今天是一年中最繁忙的旅遊日，機場裏到處是家長拖著孩子、孩子拖著毛絨玩具在各個門之間穿梭的場景。但是，盡管人流湧動，和我們今天熟知的場景卻有一點明顯不同。人們沒有在排隊，也沒有收拾衣物準備經過安檢機器的模樣。沒有脫下鞋子、解下皮帶，或接受安檢人員搜身檢查。大家徑直走到各自的登機口，準備登機。放眼望去，似乎看不到任何安檢設備。

人流中唯一的瓶頸似乎出現在登機口旁邊的入口。幾年前，旅客在這裏要接受各種檢查：金屬、氣體或粉末物質類檢查。而在未來的杜勒斯，旅客們只要走向一個機器，看鏡頭，回答幾個問題。

遊客們魚貫而入，完成指定動作，速度很快……除了一個人，回答問題時遇到了點障礙機器不讓他通行，隊伍一下子慢下來。第三次嘗試還是不行，兩個肩膀寬闊的交通安全管理局（TSA）工作人員出現了，站在乘客旁邊。

“這機器大概壞了吧。”這個人對他們說。工作人員笑了笑，搖搖頭，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帶走了。機器沒有故障，其他乘客看到這個場景，不知道他被帶到哪裏，也不關心。他們只知道，一個障礙被掃清了，他們會趕上自己的飛機。因為第二道搜查僅在特殊情況下啟用，所以下面沒什麼事要做了，即便被帶走的人也不會耽擱太久——當然，假設系統判斷他沒有造成什麼非法威脅。

有關上述程序，其實全國少數機場已應用了它的早期版本（金屬探測器還沒有被卸掉）。這一檢查的對象不是行李、穿著或人們的身體，而是內心想法。

當今的計算機測謊儀外形上是一個電腦智能亭，根據瞳孔是否放大和其他因素辨別某位乘客是否說謊。當然，這個智能亭不會深入搜索，但是如果它認為你顯得詭詐，必須深入詢問才能登機，就會自動召來工作人員。

它們的工作原理是基於保羅R26;艾克曼博士的研究成果，他開展了全球最前沿的測謊實驗，尤其是如何通過面部表情測謊。艾克曼之前的研究表明，只需稍加訓練，就可以根據某些視覺、聽覺線索——比如，睜大的恐懼的雙眼和焦慮不安——判斷某個人是否在說謊，準確率高達90%，耗時僅30秒。如果你是TSA工作人員，需要在繁忙的機場檢查上百名乘客，30秒內就必須做出決策，是把可疑人員揪出來還是讓他通行。

生物測謊方法有很多種，最有潛力的是對焦慮程度的熱成像分析。如果你用熱感攝像機觀察某個人臉上的熱度，會看到眼眶周圍出現大量熱點。這表明交感神經—腎上腺素神經系統活動；是恐懼的指示，不一定表示撒謊。一個人站在檢查站，眼周熱度高，很可能是對某事感到緊張。而站在機場檢查站，出現高度緊張表現，就需要額外審查。測謊行業中的人們希望，將高度敏感的傳感器放在對象臉部幾英尺範圍，就可以提供有關謊言的可靠數據。

2006年，TSA開始利用攝像頭實地審查人們的臉部表情、特殊行為習慣等，尋找謊言跡象，該項目稱為SPOT(利用觀測技術進行乘客審查)。一次，接受過“行為檢測”訓練的機場警方，騷擾了金R26;道寧——擔任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協調員的美國黑人，一場尷尬的訴訟隨之而來。道寧的律師約翰R26;雷恩斯坦對《紐約時報》記者埃裏克R26;利普頓說，“這種安檢方式很可能被歧視性地濫用，因為審查過程中，工作人員需要對很多高度敏感的因素進行判斷。”

之後，美國政府問責辦公室（the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告知國會，TSA在“全國範圍內部署行為檢測程序之前並沒有先充分考慮這一程序的科學依據”。

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的拉裏R26;威利斯在國會前為該程序辯護，表示“采用SPOT比采用一般檢測方法，確認高度危險旅客的概率提高了9倍”。或許你覺得，在機場運用電腦行為檢測令人毛骨悚然，但是，讓機器人根據我們的眼球運動和臉部熱成像圖來測謊，難道不比某個警察根據他們所看到的情況主觀推測好一些嗎？而警察或機器人這兩種方式，難道不比現在的情形好嗎——如果你的名字和檢查清單上的某個人有一點相似之處，就無法登機？有證據表明，當前機場安檢系統最糟糕的一面或許在於，我們並沒有獲得想象中的安全保障。當初給《未來主義者》雜誌寫稿時，發現最近有研究表明，美國機場現行的更為嚴格的安檢措施，實際上在降低飛行安全度，機場其實變得更為脆弱。根據伊利諾伊大學數學系教授謝爾頓R26;傑克布森的研究，大量資金實際花在了審查威脅很小的乘客身上，而這卻降低了TSA辨認出真正威脅的能力。仔細考慮一秒鐘。我們最後的狀況是，一個戴著徽章的陌生人可以命令我們……走著走著……當眾……脫衣服……我們毫無怨言地接受了這種安排……而實際上，這種措施並沒有讓我們更安全。

我們現行的方案肯定不會持續下去。10年之後，我們不可能還脫鞋子接受檢查。但是，取而代之的是什麼呢？怎樣才能最有效地防止一些瘋子摧毀飛機，卻同時能保證國際航班按時起降？傑克布森的研究表明，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所有人接近登機口之前，將少量高風險乘客與大量低風險乘客分離開來。用乘客數據將“山羊”和“綿羊”分離開來，可以縮短機場審查排隊，解除更多真正威脅，提高整體系統效率。為了實現以上三大好處，我們都需要放棄更多隱私。一開始，我們可能有些怨言，在推特和博客上大加批判，就像喬治R26;奧威爾對TSA的不滿一樣，但是很快我們會精力耗盡，妥協於預測性審查，從而節省20分鐘。我們的最終頭像，就像未來很多其他方面一樣，已經可以完美地預測。

原因如下：

我們對更強大的安全系統的抗拒，源自對權威的一種自然而適度的懷疑，但同時也擔心成為“錯誤判斷”的犧牲品。正是出於這種擔心，我們才會對法庭上的被告表示同情，對那些被錯誤添加到黑名單、無辜受害無法登機的人表示同情。事實上，我們整個刑事司法體系的正常運轉需要所有人的努力，作為目擊者、陪審團成員、納稅人，對“假陽性”者表示多關心。隨著“假陽性”案例減少，我們對額外安檢的接納程度就會增長。

誤判某個人犯罪是代價高昂的（代價往往超過犯罪本身）。這些代價大多數時候由受到指控的個人承擔，但社會也受到連累。逮捕一位無辜的旁觀者，代價也很高，不過程度稍輕一些。相對來說，把錯誤的目標從安檢隊伍中挑出來進行額外審查，成本較低，但如果反復如此，成本也會上升。你增加了其他人的等待時間（因為這段時間可以用來做其他事），而正如傑克布森模型所示，它很快會侵蝕整個系統的表現。

於是，有關數字的暴政出現了：減少高成本的假陽性案例，你就可以做更多的倉促逮捕；而這個數字如果降下來，你就可以負擔更多搜身檢查或安檢搜查。如果最後這個數字降下來，資產負債表上似乎就有了改善。犯罪率看上去降低了；機場安檢隊伍似乎移動更快了。生活變得更美好了。而如果攝像頭、機器人、大數據系統和預測性分析對此結果有幫助，我們就更容易接受機器人、攝像頭和系統來量化我們登機時的潛在威脅。總體來說，我們更適應監管，尤其當額外監管帶有一種自願性質，因為順從很便利，而抵抗尤為不便。這就是為什麼在美國國安局啟動元數據監管項目之後，皮尤調查顯示大部分（56%）美國人相信，國安局的策略是可以接受的。這個結果有些令人吃驚，因為目前媒體的觀點顯然是站在對立面的。

另一個可選擇性監管系統的案例是TSA的預檢系統，通過整體飛行人群中個體風險評分，加快合格乘客的審查過程。為了在預檢時顯示合格，你需要向國家安全局提供一個關於個人生活的窗口，包括你將去哪裏、職業是什麼、綠卡編號（針對合法外國人）、指紋和其他一些表明你無罪的事實和小報道，假設TSA已經掌握了相關信息（美國國內稅務局已經擁有大量信息）。雖然它不像全身掃描那麼具有侵入性，但是實際很多方面信息是更加個人的。國家安全局利用這些信息來計算你成為安全威脅的可能性。如果你和美國大多數人一樣，是一個自然出生的公民，沒有任何特殊理由，就不會被判定危險。

使用TSA預檢系統的人，感覺好像回到了更簡單、更純真的年代。但是存在下降趨勢，正如雜貨店的顧客忠誠度下降一樣。預檢系統等項目讓更多人接受更高級別的頻繁監管。突然，那些不願意接受的人似乎變得更可疑。從定義上看，他們就成了“非正常”者。安檢變得更快、更高效，通過預測分析和自動化變得更有價值，因此，以後除了機場安檢口之外，你會在更多地方接受預測性審查。但是對電腦程序來說，讓人們通過檢查登機，並不像把儀器設備裝進箱子那麼簡單。受訓算法並不會像南方的老派治安官一樣對“非正常”現象高度敏感。但是當一個州警察在路邊盤問你，他所能知道的就是他用眼睛、耳朵和鼻子感知的一切信息（或許還有警犬鼻子感知的內容）。因為我們留下來的數據痕跡實在太龐大，這些程序的潛在覆蓋範圍只會大得多。而且他們已經在監視著你。如今，很多類似程序已經在掃描“內部威脅”。如果你不認為自己是內部人員，請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