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來，療癒受摧殘的自然環境，並阻止事態更加惡化，便成為許多關心環保人士的著力點，企業環境倫理的推動及種種綠色科技的開發都是顯而易見的例證。除了較屬實務層陎的介入之外，相關人士更注意到建立新環境論述以開拓新行動空間的必要性。如果人類濫用科技過度開發是造成環境崩毀的主因， 檢討並重整人與自然環境的相對關係似乎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因應而生的相關論述不約而同指出，生態危機最根本的病灶在於人類自外於自然，將之區隔為工業及科技作用的對象，因此如何重新將人納入自然環境的生態系，甚至是否應該徹底拋棄自然（nature）的觀念，便成為思考的重心。²  本文將從檢視現今生態論述對於修正自然觀念及人類如何重回生態共群的辯證出發，並藉由對德國小說家薛慶 (Frank Schatzing)的科幻作品《群》(The Swarm)的閱讀，說明其如何標示了一條以德勒茲－ 柏格森(Deleuze-Bergson)式生命哲學中所談的生命概念來鬆動甚至取代自然觀念的路徑，冀能指出新世紀生態論述轉向的可能性之所寄。³

承前言，近年來頻頻發生的超級天災，迫使人們不得不認真思考： 過去因發生間隔往往以數十甚或百年計而被視為異常的大災難，是否已成為現代社會日常生活中的一種常態了?貝克(Ulrich Beck)是對於這類問題思考最力的當代理論家之一，他在《風險社會》(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一書中指出，相較於以生產並分配物質財富為優先原則的匱乏社會，現代工業社會的當務之急是如何陎對由科技生產所帶來的副作用，亦即工業社會的風險情境。由於這種風險源自於促進社會進步的生產力，因此是社會內部的構成因素，無法被排除到外部去；而這些科技生產力的副作用表現的型態常是超乎前工業社會想像的全球規模的生態災難，大至車諾比核災，小至無時不在發生的各種汙染，都不是工業社會的進步思維之所繫的工具理性所能妥善計算及處理的。

 ² 在此先簡單說明及定義本文所使用的自然、環境與生態等概念內涵為何。自然是本文探討的重點之一，因此行文中對其意義的演變及細微辯證會有較詳細的探討，但大致而言，本文偏重的是發生於西方哲學史中，經歷啟蒙時代、工業革命，乃至於風險社會的自然觀念。至於環境， 根據吳明益的說法，當今生態學者多以之來指涉一般定義下「具生命的生物與不具生命的無生物共同構成的生存場域」，此場域又可細分為非人為環境或自然環境(如森林、海洋)及人為環境（如城市、工廠）（125）。謝繼昌在《文化、生態與發展：人類學的探討》中也提及：「環境包含有生命部份與無生命部份，有生命部份指動物、植物和細菌，無生物部份指山、川、土壤、地形、礦物、氣溫、雨量等」（159）。生態則大致指涉涵蓋生物間與生物和環境間種種關係的體系（吳明益  124）。謝繼昌指出，一般而言，生物與其環境間會建立起適應關係；因生物體和環境皆變動不居，因此適應過程由某方面來看是機動的，但長遠來看，兩者間當能形成一種穩定帄衡的狀態（159）。筆者認為，所謂穩定帄衡的狀態與其說是相對於變動適應過程的靜態關係，不如說是生物間與生物和環境間彼此密切纏繞的狀態。本文將以生命論述角度想像這其中牽涉到的變動過程及種種連結。 

³ 德勒茲－柏格森的複合詞乃沿用包德斯（Constantin V. Boundas）的用法。包德斯認為，德勒茲往往在評點他欣賞的哲學家的作品時，讓這些哲學家扮演居間調停的角色（intercessor），以便於他提出自己的觀點。因此爬梳或引用德勒茲讀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討論時，重點不在微調兩人論點的異同處，而在於重演前者對後者論述的重複（repetition）。包德斯創造德勒茲－柏格森的複合詞即是旨在表達兩位哲學家的觀點如何在前者與後者的相遇（encounter）中相互激發出新的可能性（82）。本文在討論生命概念如何可能補自然觀念之不足時主要援引的是德勒茲對柏格森的閱讀， 因此此處參考包德斯的說法註明主要理論架構為德勒茲－ 柏格森（Deleuze-Bergson）式生命哲學。

（原載：文山評論：文學與文化．第四卷．第二期．2011 年 6 月．頁 5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