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例說明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形容體貌甚至方位都是意境化的、非具象的。而莊子更提出：“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是乃大道。”

直到魏晉開始有了文人敘事作品，出現了建安七子、竹林七賢貴族文人集團，開始了對人體的審美。例如，曹植《洛神賦》描寫洛神其膚色如綠波芙蓉、朝霞初升，肩腰苗條，長脖秀項，牙齒潔白、嘴唇鮮紅，神態閑逸，暗香襲人。這是對人體近距的審視。爾後人體審美逐漸風行［２］。但是，畢竟還是處於“神態閑逸，暗香襲人”的異項（標出項）地位。

最後，在西方，自古希臘開始的人本主義傳統，使“身體”在其文化傳統中沒有被完全淹沒，盡管如此，在理性主義和基督教的雙重力量下，身體也依然被壓抑或者懸置，身體的存在往往是不被思考的。

從19世紀末期的尼采開一直到20世紀，西方哲學開始走上了對理性主義哲學反轉的道路。尼采開始關注到了被理性主義哲學忽略的身體存在，由此西方學界敞開了被埋沒的“身體”問題，哲學範式出現了由意識哲學向身體哲學的轉向。尼采、梅洛·龐蒂、福柯都是這一轉向的關鍵人物［5］。

與之同時，大眾傳媒的圖像轉向，更使得身體敘述成為了大眾熱捧的文化類型。例如，各種明星充分運用婀娜身姿或帥氣外形代言廣告。

因此，無論中國還是西方，隨著圖像轉向，身體敘述從文字媒介轉向視像媒介，才真正加速了身體敘述從標出項向正項（非標出項）地位的翻轉。

（二）身體敘述的“狂歡”表征

從哲學史的角度來看，這種身體問題的翻轉，是一種符合歷史發展步伐的時代性進步，是人對自我的認同———這是身體敘述“狂歡”表征的思想基礎；而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使人們的工作越來越以信息為基礎，職業和工作越來越白領化，休閑時間越來越多，生活水平越來越高，消費熱情高漲——這是身體敘述“狂歡”表征的社會基礎。

在這兩個基礎之上，傳媒迅速發展，符號領域大面積擴張，使得生活方式和消費主義話語變得流行，大眾傳媒成為了有閑有錢的消費大眾自我認同的鏡子。而且隨著媒介的圖像化轉向，這種趨勢愈演愈烈。


［2］彭逸林．對消費社會身體景觀的文化反思［Ｊ］．重慶大學學報，２００３（５）．
［5］陳迎輝．大眾傳媒中的身體倫理［Ｊ］．傳媒觀察，２０１２（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