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物的時候, 教授講, 每個存在都是一個奇跡, 所以我們要捍衛物種多樣性。翻閑書, 哲學家講, 幸福的嚴格定義是多態, 所以隔壁班上女生的豆腐再好, 我還是偶爾想起陳麻婆的豆腐, 所以花瓶里的玫瑰花再好, 我還是間或想起蒜蓉的西蘭花。

於是我們期望改變, 期望不一樣。

摘下眼鏡, 戴上墨鏡, 眼里的姑娘漂亮了, 整個世界變藍了。塞上耳機, 推土機、軋路機的聲音不見了, 陳升在嚎叫：“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許多情”。推開門, 雪還沒停, 唯長安街一痕, 景山一點, 所有由現代城領導的“紅配綠, 賽狗屁”建築, 都被白色鎮住。一覺兒醒來, 窗戶陰仄, 雨疏風緊, 想起年輕時候好多個不明白, 其中包括一張臉能夠長多少個包、一雙腳能夠走多遠、一個姑娘能夠想多久。還有, 我們換電腦墻紙、屏幕保護。我們換手機圖標、來電鈴聲。我們學英文、加入WTO。我們辦奧運、修通了五環六環路。

但是, “不一樣”再走一步是“太不一樣”, 是翻天覆地。

9·11的那天, 北京時間的晚上, 我在深州。從客戶那邊回到酒店, 打開啤酒, 打開電視, 紐約世貿大樓在里面冒煙。第一反應是美國大片, 《真實的謊言》續集, 喝了一口啤酒, 等著施瓦茨辛格撅著一身腱子肉出現。第二反應是邪教鬧事, 攔截了通信衛星, 播放假想的世界末日。第三個反應是打我同事的手機, 看我自己是不是工作過度, 開始幻視幻聽。

2003年的春天, 北京沒來沙塵暴, 北京來了非典。

山非山, 水非水, 生活改變。二十幾年來, 第一次感覺北京金刀大馬, 馬路老寬, 小孩子可以像我小時候一樣, 在街頭踢足球, 在便道打羽毛球。十幾年來, 第一次重遊北海, 丁香還盛, 楊柳還青, “仿膳”還是國營的, 還號稱慈禧愛吃, 紅燒駝掌還是一股腳丫子味兒。幾年來, 第一次接到婚前某女友的電話, 問還好嗎, 問郵寄地址, 說剛買到城里最後一箱N－95口罩, 說放下電話就會用特快寄出。一年多來, 老婆第一次主動下廚房, 麻婆豆腐, 蒜蓉西蘭花, 我問她會不會做香辣蟹、福壽螺。 

山非山, 水非水, 工作改變。第一次從周一到周五不用穿西裝。老板的目的不是放鬆下屬, 而是希望同志們一天一洗衣服, 遠離非典。第一次七點之前回家不感覺負疚。反正客戶已經在家辦公了, 隔壁寫字樓也被封了, 我一個人急有什麽用呢？七點回家, 春夜方長, 看老婆和玫瑰花, 磕瓜子和新聞聯播, 讀《霍亂時期的愛情》和《臨床醫學的誕生》。第一次, 所有人都成了醫學愛好者, 討論冠狀病毒長得什麽樣, 為什麽激素有效, 什麽時候出現疫苗。第一次想, 為什麽要求經濟每一年每個月都要增長呢？為什麽要求自己每一周每一天都要向上呢？

山非山, 水非水, 觀念改變。第一次, 大家了解, 自然要敬畏, 個人衛生要注意, 當眾打噴嚏、隨地吐痰、濫殺邪吃是罪大惡極的。第一次, 大家知道, 除了道瓊斯、恒生指數、GDP, 還有非典指數：多少新增, 多少疑似, 多少死亡, 多少出院。還有一群穿白大衣的同志, 踏著生死, 每天幹著十幾個小時, 領著很少的工資。第一次, 大家明白, 無論庶民公侯, 說話做事都是要負責任的, 沒有報紙電視還有互聯網, 沒有互聯網還有短信息, 沒有短信息還有人心。 

2003年的5月底, 坐在出租車上, 三環東路又開始塞車了, 街邊的火鍋館子又基本上滿了人。車上的收音機里, 一個經濟學家在發言：“非典的影響是短暫的、局部的、可逆轉的。”手機上老總留言：明天穿西裝, 見客戶, 新項目啟動。寫信謝我的前女友, 告訴她我沒得非典, 但人卻被N－95糊得缺氧。問她為什麽好久沒有音信, 她回了一句惡俗的臺灣愛情詩：有時關切是問, 有時關切是不問。這樣水波不興, 你好我也好。山還是山, 水還是水, 生活和工作終會照舊。希望觀念的改變能留得長久些：敬天憫人, 相信人心。

學醫的時候, 老師講, 人是要生老病死的, 致病微生物是到處存在的。回家刻了顆陰文印, 截朱敦儒的《西江月》：不須計較與安排, 領取而今現在。（2003.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