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鼴鼠那天並不孤寂冷落。漁人們有塗瀝青的，有補漁網的，也有修理蝦籠漁簍的。此外，還有上等人，趕早的遊客，當地的居民。他們沿著平靜的海邊溜達著。大海還在漲潮呢。查爾斯發現，要找的女人連影子也沒有。不過，他很快就把她或科布拋到了腦后。跟以往在城里閑逛時不一樣，他邁著輕捷的腳步，沿著海灘向目的地走去。

他可能會令你忍俊不禁，因為他為自己扮演的角色做了精心的打扮。他穿著一雙結實的靴子，上面有釘子裝飾。帆布靴套把厚實的法蘭絨諾福克馬褲裹得緊緊的。上衣穿一件又緊又長的大衣，長得有點不可思議。頭戴一頂米色低頂寬邊帆布帽，可那顏色一點也不正。手上拿著一根很大的木手杖，這是在去科布的路上買的。一只碩大的帆布背包沈甸甸的，有錘子、包裝布、筆記本、藥片盒、錛予以及天知道什麽東西。天下沒有什麽比維多利亞人辦事的那種認真勁兒更令人無法理解的了。而這一點在無償交給遊人的由貝德克出版社早期出版的《旅遊指南》中表觀得最為突出，也最為荒唐。人們也許會問，天下的樂事恐怕這里面都包括了吧？就拿查爾斯來說吧，他怎麽就不明白，輕便的衣服應更舒服一些？他怎麽就不明白，那頂帽子純屬多余？他怎麽就不明白那雙結實的用釘子作飾物的靴子在滿是鵝卵石的海灘上與滑冰鞋沒什麽區別？

約翰·弗爾斯《法國中尉的女人》（一九六九）

第一個借用小說讓人們產生一種實實在在的歷史感的作家是沃爾特·司各特爵士。司各特的小說寫的是十七、十八世紀的蘇格蘭，如《韋沃利》（一八一四）和《中洛錫安之心》（一八一六）等。這些“歷史”小說描寫的是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但是通過對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描寫，在文化、思想、禮儀和道德規范方面令人回想起過去。司各特通過這種方式對后來小說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有人說，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是一種描寫現在的歷史小說。許多小說，如《米都馬奇》和《名利場》，從創作的角度來看，是把時間推到過去，推回到作者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從而可以更加突出社會文化方面所發生的變化。然而，現代讀者很難體會出這種效果。下面這段文字摘自《名利場》的開場白：

本世紀初，六月，一個晴朗的早晨。在通往座落在契斯威克林蔭道上的平克頓小姐女子學校大鐵門的路上，走來了一輛巨大的私人馬車。拉車的兩匹馬膘肥體壯，挽具閃閃發光。車把式是一個體態臃腫的人，頂著一頭假發，戴著三角帽。車速是每小時四英里。

薩克雷創作這本書的年代，即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后期，似乎跟他所描寫的那個年代一樣久遠。不過，薩克雷顯然想營造出一種幽默的氣氛和懷舊的情愫。對他和讀者來說，鐵路時代似乎不請自來，硬闖入十九世紀初期和四十年代中來。馬車速度之慢讓人想起本世紀早期那種較為優閑舒適的生活方式。對乍夫假發和帽子的描寫對於當時的讀者似乎比對我們今天的讀者更有明顯的時代感。

時至今日，剛剛過去的事情仍然是小說家們青睞的主題。費·威爾頓的小說《女朋友》便是其中—例。然而，上個世紀人們的所作所為與所描寫的生活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異，尤其是上個世紀的作家對那個世紀的生活已有大量的描述，並且這些著作已深人人心。二十世紀后期的作家對十九世紀蕓蕓眾生的刻畫如何才能超過查爾斯、狄更斯或托馬斯·哈代？回答顯然是不可能。作家能做的無非是用二十世紀的眼光去評判十九世紀的行為準則，或者去展示維多利亞時代人們的生活方式，因為他們自己對那個年代的生活方式尚不清楚，或不願去弄清楚，或全憑想當然。

如果拋開了具體的語境孤零零地去看《法國中尉的女人》的第一段，我們無從知道它的創作年代。這是因為作者所描述的海邊情景是“跨越時空”的，如漁人、漁網、蝦籠漁簍、海邊行人等等。此外，這也完全符合近兩百年來久而不衰的小說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查爾斯即將踏上搜尋化石的冒險征途，透過他的眼光來描寫景物，如何在科布風暴中巧遇神秘女人，巧妙地再現了小說中敘述手法之高明。惟有“elastic”（輕捷）這一多少帶點古色古香的詞語才暗示出這也許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或今人的仿古作品。

不過，小說的第二段則明顯地表現出作者及讀者與小說中人物在時間上的距離感。故事發生在一八六七年，離弗爾斯創作的時代恰好一百年。人物的服飾是小說表現時代的主要手法，注意“古裝劇”，“婦女緊身胸衣拆衣工”等字眼兒。有關古人服飾的資料通過研究便可得到。在這一點上，弗爾斯顯然做了大量工作。然而，查爾斯的服飾及其用品對於他本人，他的同代人和我們今人的意義是不同的。對他們來說，這意味著他是一位紳士，所作所為符合時尚，代表維多利亞時代的價值觀。對我們來說，則代表著繁瑣、不便，以及這種服飾與所從事的活動的不配。

這兩段文字中視點的變化代表著弗爾斯的小說創作手法。在第一段中，作者動用想象力對過去的事情進行再創造。而第二段與第一段則表現出明顯的分野。引文的下面是這樣寫的：“是的，人們不禁要笑。然而，‘舒適’與‘時尚’之間的差異中也許有幾件令人仰慕的東西。我們再—次遇到兩個世紀之間的爭端：責任義務是否是我們行動的指南？”“責任義務”一詞上方打了一個星號，下面有一個腳注，引用的是喬治·艾略特（一位真正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家）對“責任義務”的有關論述，弗爾斯是一位描寫十九世紀風土人情的二十世紀的作家，這一點最突出地表現在他后來對查爾斯的描寫上。查爾斯最終如願以償，得到了神秘莫測的莎拉。作者故意利用“年代誤植”（即所敘人事與時代不符的錯誤）這—手法，描寫了查爾斯此時的心態：“如被晴空中投下的一枚原子彈炸響的城市。”故事發生的時間與作家創作年代中的差異不可避免地表現出歷史小說乃至所有小說的“虛假性”。弗爾斯不久后寫道：“我所敘述的這個故事純屬虛構。我所塑造的人物純屬大腦的產物。”《法國中尉的女人》既是—部歷史小說，也是一部有關小說創作的小說。這類小說有一個專有名稱，叫做“超小說”。這一點在后面的一節中將詳細討論（見第四十六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