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以上的著作，我們可以發現，對於華人私會黨的研究多以英殖民地官員為主，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為了有效的控制華人私會黨及能得到大量資料的緣故。而華人學者的作品可說仍不多，這主要是早期的華人移民社會多缺乏“士”人所致，另一方面或許是懼怕遭受私會黨的迫害吧？

海外華人與辛亥革命

孫中山先生說：“華僑為革命之母”，這句話說明在近代中國革命建國過程中，海外華人所做出的貢獻；海外華人聚集的區域主要是在南洋，也是孫中山先生革命活動的重要根據地。

1982年李思涵將顏清湟所著的“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一書譯成中文，顏清湟博士是傑出的學者之一，他於1986年又根據英殖民原始檔案以及其他語文資料，完成了“新馬華人社會史（1800～1911年）”。並打算繼續研究1911年後的新馬華人社會。

1986年2月17日至19日假臺北圓山大飯店舉行了一次以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為主的國際研討會。會中共有十八位學者提出論文，這十八篇論文大體可以歸納為下列五個部份：

第一部份屬於綜合性的論述；美國學者蔡石山的“1911年革命與海外華人”，是 綜論海外華人與中國政治關係的論文，所用的史料不多，但運用了心理學的解釋方法，使論文大為生色。政大教授李國雄的“南洋華僑與民族主義之發展”，則從政 治學的角度出發。而顏清湟則在這次會議提出“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綜合論述革命的原因、革命的主流問題、孫中山先生的領導角色，以及南洋華人與辛亥革命 的關系。

第二部份以革命黨在南洋的活動為主題；楊進發對新馬史的研究，斐然有聲。他的 “舒展政治的筋骨 ---- 國民黨在馬來亞之革命運動的第一階段（1912—1925５）”，是利用馬來亞報刊和英國殖民部檔案，詳細的分析國民黨在英屬馬來亞活動的文章。新加坡國立大學高級講師崔貴強利用該校圖書館所藏的同盟會機關報“中興日報（1907—1910）”作個案研究，肯定了中興日報對展開當地的民智、鼓勵華人參與革命的貢獻。

第三部份是以人物為主體的研究論文，劉世昌利用國民黨黨史會的珍藏，寫出“中山 先生與南洋”一文。文大程光裕教授提出的“林義順的革命志業”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員呂芳上提出的“鄧泽如與辛亥革命（1906—1912）”，林義順是新加坡的革命志士，而鄧泽如則屬馬來亞華人。從南洋華僑人物的研究經驗中可以得知，資料搜集確非易事，以鄧泽如為例，如果不是他自己有意大量保存大批的文 件，許多史事幾乎都要淹沒不彰了。

第四部份以南洋各地華人對辛亥革命的反應為主題的論文。新加坡國大講師李勵圖的 “海峽政府對孫中山之態度（1900—1911年）”一文，利用英國殖民部、外交部檔案，分析兩位海峽殖民地總督對孫中山的態度，指出孫中山之所以被驅逐是革命活動擾亂了當地社會的治安。鄭良樹的論文“試探馬六甲青雲亭領導層對辛亥革命的態度”，是討論十六世紀以來華人寺廟演變為處理華族事端，進一步指出十九世紀後青雲亭領導人多因有具峇峇意識，拒絕了辛亥革命的推動。“宗教與革命：新加坡華人基督徒對革命運動之反應”，是由新加坡國大講師梁元生的論文， 以小範圍的新加坡華人基督徒作為研究對象。另一位新加坡國大講師廖建裕則是研究印尼華人的專家， 他的論文“辛亥革命與爪哇華人— 初探性研究”， 探討爪哇華人社會革命運動，荷屬當局對華人團體的態度，以及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建立對當地社會的沖擊。除了以上四篇外，還有東海大學呂士朋教授的“越南華 僑對辛亥革命之貢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員蘇雲峰教授的“星洲瓊僑與中國革命（1906—1927年）”、政大教授蔣永敬的“辛亥前南洋華人對孫中山先生革命運動的支援”及中華學院南洋研究所陳樹強的“辛亥革命時期南洋華人支援起義經費之研究”四篇論文。

第五部份是以南洋華人的教育與法律地位作為重點，新加坡國大講師李庭輝的“馬來 亞華人教育：早期華教的民族主義”一文，敘述1894年當地新興學校出現到辛亥革命止，馬來亞華文教育與民族主義的關系，論文指出1894年後馬來亞華文教育，分別由清廷、保皇派及革命派三種政治勢力所創辦的。而殖民政府這一時期對這些學校則一直采取容忍的態度。香港中文大學講師鄭赤琰的“辛亥格命前後期 之護僑法制”，泛論海外華人 —特別根據美洲華人的經驗—的法律地位的演變， 對十九世紀後中國人由海禁到準許人民出洋，到政府采取護僑措施的種種演進，可惜對對南洋華人的情況著墨不多。

對於這十八篇論文，明顯可以看出，臺灣本地學者使用史政機關的原始材料為主，而其他的學者多運用大量的海峽殖民地檔案為主，從這可以看出資料交流的不足。

日據時期的新馬華人

有關日據時期的華人社會，可以說是新馬華人的浩劫，在三年零八個月中，新馬全體人民均備受蹂躝，而華人所遭受的迫害尤其的嚴重。除了大檢證外，掌毆逮捕、嚴刑迫害乃至殺戮，都是日軍慣用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