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期間的資料，由許雲樵和蔡史君主編於1984年出版的“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年）”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這本重要的史料集包括日據時期的文件、檔案、相關的專論、社會大眾的回憶錄以及珍貴的圖片資料。全書共分六大章：

第一章：戰前新馬華人的賑災援中運動。

第二章：日軍進攻新馬的經過。

第三章：日軍統治下的新馬（一）：基本方針與一般施政。

第四章：日軍統治下的新馬（二）：各州施政實況。

第五章：新馬華人敵後抗日活動。

第六章：日軍統治的結束及其余波。

除此之外，1984年8月10日，由森美蘭中華大會堂成立的“日治時期森州華族蒙難史料搜集委員會”召集州內各縣區的團體代表、日據時期劫後余生者及蒙難者家屬、後裔，展開有關史料的搜集工作，於1988年出版“日據時期森州華族蒙難史料”，也是一部研究森州日據時期下華族的第一手珍貴資料。

收入在林水檺、駱靜山合編的“馬來西亞華人史”，由蔡史君所寫的“戰時馬來亞華 人”，分析華人對日本侵略馬來亞的反應、日軍對華人政策及華人的抗日活動。作者在文中認為日軍侵占馬來亞的三年零八個月中，無疑是提供各族人民一個反面的教材，尤其是提高華族的國家意識，使華人在戰後積極爭取公民權及參與政治活動。另一方面，馬來民族主義思想的興起，也是在日本占領時期間孕育而成的。

由於日據時期的文字資料散失及受破壞的情況非常嚴重，口述歷史的重要性在研究日 據時代的歷史方面顯得突出。這一方面，幸新加坡國家檔案局屬下的“口述歷史單位”已在1980年進行了一系列的移民口述歷史紀錄工作。（在馬來西亞方面尚 未聽說有類似計劃的進行）。其中已知完成且已編目問世的有兩大類。其一為“新加坡先驅者訪談錄”，另一則為“昭南～日據時代的新加坡”。

前者目錄於1984年刊行，該計劃共訪談了73位各族人士，都是事業有成的人。 華人占51位，包括胡一虎及邵仁枚。全部共用了701卷錄音帶，共費350多小時。訪談語言五花八門，華人中則以方言交談，所應用的訪談問卷結構嚴謹，所 談項目包含了以下七大項：家庭背景、在原鄉的生活情況、移民原因、來新的航程、來新後的工作經驗與期望、商場生活以及家庭情形等。

有關昭南島的訪談是在1981年開始，1985年結束；共訪問了175名各族人士，仍以華人居多。其目錄於1986年刊行。上述兩種刊行的目錄，皆載有每一卷錄音帶內容的摘要。

口述歷史最令人憂慮之處是其可靠性，受訪者多是年事已高的人士，記憶力當會稍為減退，在錄述時很可能會有差錯，但在細心和訓練有素的研究者應會如何由糟粕中提取出有價值的東西，更何況那不是糟粕呢！

峇峇社會

峇峇社會是華人社會的次族群，他們的文化和認同問題是學者們相當關註的。所謂“峇 峇”（ BABA ），是指文化上受到馬來人或者其他非華人族群影響的華人， 他們自稱為“伯拉納干”（ PERANAKAN ），峇峇大部份講馬來話或英語。不過他們絕大部份還是信仰華人宗教，遵守華人的禮俗。研究峇峇這個領域的學者是以馬大人類學系副教授陳誌明為最傑出。他采 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曾發表多篇相關性論文，如收錄在林水檺、駱靜山何編的“馬來西亞華人史”中的“海峽殖民地的華人 ---- 峇峇華人社會文化”、“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 也出版了“馬六甲的峇峇社會”一書。　

社團宗親會館組織

寺廟、會館和學校是海外華人社會的三大特色。會館最初成立的宗旨是協助移民南來 的鄉親克服生活難題。聯絡鄉親和排解紛爭等。興辦學校更是宗親會館的優良傳統。隨著時代的變遷，會館的功能和活動方面也跟隨時代的要求而有所更動。發展至 今，會館最大的功能之一是維護和推展華族文教事業，少數會館甚至成立大企業公司，匯集同鄉的人力和財力，向經濟領域進軍。　

關於宗親會館這方面的資料，吳華先生先後於1977年出版了“新山華族會館誌” 和1980年的“馬來西亞華族會館史略”兩書。據他的研究指出，馬來西亞各邑籍華人中，客家人和廣東人最早創立會館，即在1801年分別成立了檳城嘉應會 館及檳城廣東暨汀州會館。其次是福建人，接下來是潮州人和瓊州人。在第二本著作中的第一章，對各幫邑人興建會館的年代、活動和功能的演變做了概括性的論 述。

此外，以華人社團為題的馬大碩士論文有：萬明星於1967年的“雪蘭莪華人社團史”、朱留維於1971年的“馬來亞的客家組織”、黃育源於1981年的“華人社團在馬來亞政治上的角色”以及蘇偉妮於1986年的“馬來西亞半島喬治市、巴生及瓜拉丁加奴的華族會館”。

鄭良樹也在雪蘭莪中華大會堂慶祝五十四周年紀念特刊中有一篇對雪蘭莪中華大會堂的活動內容偏向做了一番的分析，其文為“論中華大會堂52年來的貢獻（1923 —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