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現象所產生的刺激，已經超過我們自己以及世界已有的經驗範疇。中國成為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無論在速度、方式，還是自身的價值觀和未來價值取向判斷的未確定性等方面，都產生了巨大的“震撼”和“懸念”。中國必然地成為全球一體化實踐的最關鍵參與者之一，各種文明沖突、冷戰遺產、國族—地緣政治，使得我們必須處理越來越多以及越來越強的焦慮；並且，外部世界對中國崛起產生的焦慮會疊加到我們自身的焦慮之上，會使得中國的大眾文化生產成為這種焦慮的呈現，甚至成為各種意識形態與情緒的角力場所；當然，也會因其作為大眾文化產品的極具風向標的重要性，而有可能促成更為強烈的故作鎮定式的表面敘事選擇策略。上面提及的《唐人街•探案》裏的“周邊”現象的加強，《戰狼》裏面非常鮮明的國族立場的訴求都證明了這一點。而且在二〇一五年，從《變形金剛4》裏出現中國國防部長的角色，到《火星救援》中獲得中國航天與NASA合作的設定，提示了好萊塢主流電影產品越來越註重對中國市場的立場的考慮。這樣也更加明確地證明，中國電影觀眾的消費經驗必然成為中國—世界關系修正演化的一個重要領域。中國電影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裏，觀影消費經驗必將成為倫理和精神世界建構的核心領域。

最後，出於對二〇一五年中國電影討論的全面性考慮，我需要提及二〇一五年知識分子觀影人群所討論的重要作品，比如《刺客聶隱娘》；也要提一下在電影產業內部造成了強烈意見沖突的IP與原創之爭，以及這一論戰背後的互聯網巨頭和文化創意的關系。這些問題都指向和上述三個討論相關的一個根本問題：中國電影的幼稚性在於中國經濟倫理以及中國整個現代轉型都處在初級階段。這一情況在現實中有兩種表現：其一，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還處於一種話語權的爭取狀況，而不是一個成熟市場中，消費群體的多元化或者個體消費需求的多元化呈現；其二，文化生產裏尚無成熟的經濟學規則和資本倫理用以調整創作人的身份困擾，一個基本的“契約”關系和讓“原創能力”與創新能力獲得有效的資源配置和激勵的機制尚未建立起來。

二〇一五年的電影生產與消費市場已經開始出現明確征兆來回應“市場多元性”的預期：以通俗類型敘事為主要特征的主流商業電影作為大眾文化消費已成規模，而隨著消費終端規模擴張到可以支持分眾營銷的階段，中國有充分電影消費習慣的人群也漸漸到了內部可以分層的情況，中國電影的內容以及相應的內容傳播形式也將會出現多元的情況。在二〇一五年，中國電影市場上一些較為知識分子傾向的作品，以及主題涉及“後青春期”更復雜生命體驗的電影，都開始獲得相應的支撐，這種信號勾畫了一個清晰的軌跡，分眾市場會慢慢成型。

二〇一五年，互聯網巨頭強勢布局電影產業引發的IP和原創的爭論，其實是一次非常情緒化的表演。互聯網時代構築了每一個現代人的存在感覺；同時，互聯網經濟因其革命性和顛復性而獲得巨量資本的追捧。它們聚集的資本必然進入電影產業，以互聯網時代的整合訴求，將電影（其實是整個娛樂需求）納入其體系，構成了一個叠代的經濟生態和生存體驗的生態，是一場不可抵禦的革命。這種巨額資本和互聯網經濟的顛復性所帶來的企業經營的強勢經驗，與仍然大量依附於傳統作者—作品關聯的創作經驗，雙方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展開了一次短兵相接的遭遇戰。隨著二〇一五年的過去，在短短的幾年內可以預期，這種沖突的激烈性會明顯消失，一個更大的歷史整體性結合現實運作的統一邏輯，將會在文化創意工業體系裏，消解掉資本運作邏輯與個體創造力之間的矛盾。新經濟資本的湧入也許會更快速地構建中國電影產業的新的遊戲規則和新的倫理體系。

二〇一五年中國電影發生的事情，以一種喧鬧的方式呈現出某種單純的趨向。在經濟規模的刺激下，電影正重新回到其作為提供快感的文化生產這一基本規律當中，而這一文化生產所依賴的文化經驗、技術經驗和美學經驗也正在重新回到內容供給的最關鍵資源裏。同時，快感提供的多元化也會在整個體系裏逐步找到自己合理的比例與自足的模型。（收藏自愛思網 2016-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