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出版界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老照片”熱。這些照片把人們帶回文革、三十年代、甚至二十世紀初，激起人們對往事的回憶。

一個人一生會有許多經歷。他住過的房子、用過的器物，記載著他的人生歷程。不論人生充滿燦爛輝煌，還是坎坷不平，當他撫摸兒時的器物，幼年時的書本或與生命中某些重要關頭相聯系的物品時，大概都會產生某種聯想，甚至某種說不出的激動。因為這些物品有某種“符號”(symbol)意義，它們記載了人生的歷程，能喚起人們的記憶。

如果說個人的記憶有賴於符號的話，群體的記憶就更有賴於符號了。從一個村莊、城市到一個民族，往往有許多具有符號意義的事物。這些事物由於歷史的記載、傳說、文學藝術的描述而變得重要，成為人們集體記憶的象征。雄偉的長城、壯美的三峽、威嚴的古都長安，構成中華民族集體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任何一個民族都會有這些符號。如果沒有這些符號，一個民族就很難使自己的集體記憶一代又一代傳承下去。

集體記憶是集體認同的前提。“認同”是英語“identity”的中文翻譯。“Identity”就本意而言指的是自身獨特的、與他人不同的特征。一個人或群體對這種不同特征的自覺意識就成為所謂認同。一個群體區別於另一個群體的特征大都是在歷史中形成的，這些特征通過諸多符號保留在人們的記憶中。這些特征構成一個群體集體認同的基礎。

物的符號可能會遭遇各種各樣的破壞，甚至遭到毀滅。最常見的破壞是天災。古城龐培因火山突然爆發而遭到滅頂之災，黃河多次改道使沿岸的許多著名古城受到破壞。

除了天災，便是人禍。人禍中最大的元兇恐怕是戰爭，特別是對外戰爭。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將圓明園付之一炬。二次世界大戰中聯軍對德國的轟炸將許多城市夷為廢墟。當然，內戰的毀滅性也絲毫不比對外戰爭遜色。

另外一個不大常見的情形是自我毀滅，即一個群體有意識地、系統地摧毀自己的記憶符號。我們這個民族最近半個世紀的歷史大概是人類自我毀滅能力最極端的展示。我們摧毀了截至50年代為止保留完整的東方古都–北京。在50大慶那段時間，電視台播出一套“50年前的今天”的節目。當我從電視上看到半個世紀前北京雄偉的城樓與渾厚的城墻的畫面時，我的心在顫抖。我們原來有如此美麗的北京！我們永遠失去了如此美麗的北京！北京只是我們民族自我毀滅的例子之一，但決不是唯一的例子。我們將幾乎所有具有歷史特色的古城無一例外地“改造”為毫無特點的現代建築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更將古人留給我們的寺廟、樓閣、書籍作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集中毀滅。

多少年來，我一直試圖理解，為什麽一個民族會系統地摧毀自身的記憶符號？為什麽一個民族會將祖先留給後代那些最珍貴、最值得向別人顯示、最可能引發民族自豪感的東西毫不憐惜地加以摧毀？我愈來愈感覺到，在我們的思維深層，在我們的基本理念中，有某種執著毀滅傳統的欲望，這種欲望在今天依舊十分強烈，以至於現在我們仍然能在報紙上讀到許多城市為了“開發”與“改造”舊城而毀滅珍貴的古建築，一些地方的領導為了“發展”而拆毀古長城。

從近代以來，我們從西方引進了科學主義、實證主義與庸俗唯物主義。人生的目標、社會的目標被簡約化為經濟的目標、物質的目標。當然，我並不想附庸風雅，將我們對傳統的摧毀、對文化的蔑視、對藝術的褻瀆與後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的批評聯系在一起。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如果說現代性象征著福柯所謂的牢籠的話，這種牢籠的嚴密與完善在近代中國遠遠超過任何西方國家。西方的科學主義、實證主義與庸俗唯物主義從未達到完全支配社會道德、文化、藝術的境地。筆者曾閱讀過一些有關英國維多利亞時期思想的著作。即使在科學主義、“進步”觀念與庸俗唯物主義達到頂峰的維多利亞時期，對人文精神的關懷、對人生豐富內涵的關懷從未被壓倒、被遮蔽。頗為有趣的是，恰恰是在維多利亞時期出現了英國近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宗教覆興運動。對科學、進步、物質的追求與宗教、傳統在新基礎上重現活力交相輝映，構成現代文明平衡發展的基礎。至於歐洲大陸，庸俗唯物主義從來未能成為主導的哲學。以德國為例，康德以降的哲學充滿了對人生精神目標的關懷，對文化價值的珍視，對人有別於動物的需求的強調。

在中國近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也許因為我們的傳統文化與道德缺乏韋伯所謂的超越價值，也許因為我們的傳統中彌漫著“實踐理性”，傳統的道德文化在近代科學主義、實證主義與庸俗唯物主義面前幾乎不堪一擊。對物質的崇拜，對精神、文化的貶抑，以及對真、善、美本身價值的蔑視成為近代以來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我們每天誦讀的教條是，人們首先必須有了衣食住，然後才能從事其他各項工作。物質需求的滿足被理解為人生的唯一目標。任何精神的、文化的生活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人的需求被化約為動物的需求。

當然，不可否認，任何人都有衣食住的需求，任何哲學、理論都不應該否定人們追求物質滿足的要求。但問題是，衣食住是否是人生的唯一目標與追求？人是否有與動物相區別的欲望與要求？這些欲望與要求是否一定與人的衣食住需求相違背？

即以保護我們民族的古建築為例。在庸俗唯物主義熏陶下的人們或許會津津有理地爭辯道，我們不能以死人壓活人，以保護古建築為理由剝奪人民大眾希望改善生活條件的權利。為了改善人民的居住條件、交通條件、或其他條件，必須拆除那些礙事的古跡。

這種貌似有理的爭辯其實經不起推敲。我們國家盡管土地資源貧乏，但畢竟我們還有960平方公裏國土。難道偌大的國土就容不下先人留下的一些建築嗎？難道我們一定要在拆毀古代建築後的廢墟上建造現代人的安樂窩嗎？

比這種庸俗唯物主義更可怕的是將民族的記憶符號化約為壓迫符號。這恐怕是深藏在幾十年來系統摧毀古代遺物後面的心理背景。我們不僅要在今天、未來建立一個反映我們意識形態理想的制度，而且要用這種意識形態理想重新改造歷史、改寫歷史，抹去歷史上那些記載被壓迫人民屈辱的符號。長城難道不是秦始皇奴役幾十萬勞工修建的嗎？故宮難道不是封建壓迫的象征嗎？所有豪華的宮殿、氣派宏偉的廟宇、高大的樓閣，那一件不是勞動人民受壓迫的罪證，那一件不是少數統治分子驕奢淫逸的象征？所有那些所謂高雅的文學、藝術作品那一件是勞動人民創作或為勞動人民服務的？

當一個民族的註意力不再是自己的成就與輝煌，而是成就與輝煌背後代價時，摧毀自己的歷史記憶就不難理解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不是一個民族、一個文明從搖籃到成人的歷史，不是一個不斷創造的歷史，不是一個值得驕傲的歷史，而是一部辛酸的壓迫史。這樣，理所當然，我們必須改寫歷史，改造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