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代以來，中國這個5000年文明古國，遭遇了“走向世界的挫折”，深陷過文化自卑。但中華兒女硬是在苦難中奮起拼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使今日之中國站在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新起點上，也使我們更有理由重新審視我們的文化，更加堅定我們的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更深層次的“心理建設”，需要更加清楚地認知我們的文化對人民幸福、社會進步、國家富強的重要價值。“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充分而清醒的文化自信將支撐中華民族不斷煥發新活力、開辟新境界。

文化自信：有底氣的文化綱略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關於文化建設的綱領性、戰略性命題，尤其是文化自信的提出，具有極大的重要性與啟示性，體現了理論堅定與文化勇氣，需要我們更多地學習與探討、發掘與切磋，需要我們沿著這個思路有所回顧，有所總結，有所分析，有所展開。

 毛澤東同誌早就提出：“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鄧小平同誌也強調：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現在，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與面貌一新，隨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日益成為現實，也隨著人們的文化饑渴與精神急需，迫切需要中華文化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實現更大的繁榮昌盛、轉化發展，實現國家民族人民精神資源的最大化，使我們的文化事業取得與中國的國力、歷史與國際地位更相稱的創造與成績。

 隨著以文化復興助推民族復興的方針的確立，以文化支撐國家民族強盛的思想的引領，制度為本、傳統為根、價值為魂的邏輯闡述，一系列文化建設的理論與實踐課題擺在我們面前。我們越來越體會到經濟富裕的可望可攀、國防強大的可喜可期，而文化的昌明進步、成果豐碩、可親可敬、可感可泣、直達人心，更是令有識之士壯心不已。

中華民族玉汝於成，檢驗了中華文化的有效性

何謂文化?廣義地說，文化就是人化，是人類的創造、經驗、成果積累的總和，而非自然原生態。文化說大也大，說小也小，小到看不見摸不著，大到無時無刻、無處不有。人類帶來的一切物質與精神成果，都是文化。我們關切的一切，包括科學技術的發展、全面小康的實現、世道人心的優化，產品質量的完美，國際形象的塑造，無不期待著文化的培育與充實。馬克思認為文化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中國傳統的說法是“以文化人”，強調聖人以其先知先覺所言所行教化百姓，為民立極。毛澤東強調的是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文化的價值在於它的有效性，即一種文化能夠吸引凝聚人民，被長期廣泛接受，並為接受此種文化的群體與個體提供更好的生活質量，提供更好的人與社會關系，提供人類和平與進步的前景，提供發展的成果與動力;同時又能提供逢兇化吉、遇難成祥的應變、糾錯與自我更新能力。中華文化歷久彌新，百折不撓，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珍惜與自信這樣一個文化傳統，對中國、對世界，對今天與未來都有巨大的意義。

 我們說“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是因為中華文化從思想方法到日常生活，無所不包。同時它的基本精神、基本價值認同與思想方法、生活方式、風度韻味又是相當恒久的，自成體系的，經得起考驗的。有過這樣的事情，一位中國學者在境外大講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外國聽眾請他講講如何博大精深法，我們的教授則以“因為博大精深所以不可說”而最終沒說出所以然。這樣的做法恐怕是不行的。因為博大，它有恒久的精神、思路、風度與發展空間。中華文化忠奸分野的觀念，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觀念，滄桑盛衰聚散有常的觀念，得民心得天下的觀念，以及善有善報、和為貴、多行不義必自斃的信念等至今活在中國人民的心裏。近百年來中國經受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風雨，終能做出正確抉擇，取得一個又一個令世界矚目的可貴進展，往往是由於中華傳統文化在其中起著深層作用。當然，傳統文化曾經由於它落後於時代的種種“罪狀”拖過前進的後腿，嚴重地苦惱過我們，最終卻證明了它完全可以與時俱進，發展轉化，幫助也護佑中華民族知難而進，迎頭趕上。

 應該看到，古老中華是以文化立國的。可能我們是太認定自己文化的優勝性了，我們並不過分著眼於族裔之分與強力之用。同時，我們的文化富有此岸性、積極性、精英性、美善性與親民性，我們追求的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經世致用。因此之故，在最危難的際遇下，我們沒有失陷於虛無主義、神秘主義、消極頹廢、悲觀厭世。

 中華文化為政以德、修齊治平思想，性善論、天良論、良知良能論思想，形成了一種循環認同，具有從一而定、定之於一、一以貫之的特色。“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不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思想與“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的思想，使天命、人性、民心、道德、禮義、王道、仁政、世道串聯合一，乃是文化立國同時並不否定權與法、兵與政作用的綱領宣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互為因果的說法，說明中華文化把政治、哲學、道德倫理、終極信仰、唯物與唯心全部打通。個人與群體、家與國、天與人、慎終追遠與薪盡火傳、自強不息與無可無不可、一的一切與一切的一、變與不變、混沌與清明……所有這些“渾一”，精神自足，顛撲不破。

 中華文化更是早就認識到了過猶不及，不為已甚，物極必反，否極泰來，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的法則，這也正是自信法則，它同時進一步定下了反對極端、分裂、恐怖的中庸理性基調。中華文化一方面強調“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知其不可而為之”，同時又強調“以柔克剛”“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民間的說法則是“識時務者為俊傑”，即是審時度勢、靈活應變、善用謀略，給人以足夠的適應能力與選擇空間。

 中華文化的這些基本觀念，恰恰就體現了“自信”二字，是對道德與禮法的自信;是對人性、人心、人文、人道的自信; 是對天道、天命、天地、民心即天心的自信;也正是古代中華傳承至今，飽經風雨雷電，雖乃舊邦、其命維新的自信。自古而今，我們與野蠻自信、愚昧自信、暴力自信、迷信自信、金錢自信、神權自信、種姓自信等等進行過鬥爭，最終，我們選擇了文化自信!

中華風度令人迷醉，是我們眷戀的精神家園

中華藝文提倡“道法自然”“造化為師”“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講究風骨、氣韻、境界、器識，並將這些美學原則寄托於生活領域的各個方面。中華文化還得益於漢語漢字的形象性、綜合性與渾一性，有它特殊的感染力、表情性與微妙性。中原文化的優勝與各兄弟民族文化的多元，推動中華文化不斷擴容、融和出新、綿延不絕。

 中華文化形成了中華風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相處之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使命擔當，高瞻遠矚，凜然大義，塑造了一代代中華民族脊梁。與此同時，中華精英也有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動靜鹹宜，剛柔相濟，儒道互補，樂山樂水，陰陽五行，琴棋書畫，詩書禮樂，入山出山，方圓內外，大智大勇，素心內斂，進退有道，道通為一。

 還有中華詩詞、中華書畫、中華戲曲、中華故事、中華園林、中華功夫、中華烹調、中華工藝、中華文物……這些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寶，樂生惜生，代代相傳，共同延續著中華價值觀和中華智美，也為當代生活帶來快樂，帶來趣味。它們是中國人賴以安身立命的氛圍與自珍自賞的美好心願的對象化、具體化，也是中華文化與世界對話的特有媒介。中華文化為世界文化的豐富貢獻了重要一極，它的魅力令人迷醉。

 有一年筆者在河南開封清明上河園的晚會上，聽到合唱曲以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為歌詞：“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在那樣的場合，想起歷史上有過的繁榮與美好，感動得熱淚盈眶。筆者著文稱：“哪怕僅僅為了欣賞辛棄疾的詩詞，下一輩子，下下輩子，仍然要做中國人。”此話引來不少讀者共鳴，說讀得涕淚交加，此之謂“精神家園”是也。

反省、革新與開放，正是傳統文化生命力所在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樣的詩句端莊誠摯、循舊圖新。中華文化是歷史悠久的文化，也是飽經憂患的文化。我們經歷了輝煌與艱難、停滯與突破、困惑與焦慮、危機與轉機、紛紜與沈澱。尤其是中晚清以降，古老的中華遭遇了日新月異的西方工業文明，受到了嚴重的挑戰與欺辱，付出了沈重的代價，也獲得了醍醐灌頂的洗禮，終於由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找到了快速發展、通向現代化，同時符合國情、維護傳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是的，中華傳統文化也有明顯的不足、短板。不管多麽好的文化傳統，都怕陳陳相因。文化的多重性與復雜性使當下某些文化人對“文化自信”的提法感到困惑。他們非常了解歷史上中國文人老生常談的可悲。“魯叟談五經，白發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李白諷刺的讀死書無用文人不在少數;“尋章摘句老雕蟲……文章何處哭秋風?”李賀也為呆板的學風感到悲哀。原地踏步就必然會出現老化、僵化、醬缸化腐變，早在唐代，天才詩人們已經痛感到這個問題。元明以後，中國勢頭明顯不濟。到清代《紅樓夢》中記載的榮寧二府的狀況，暴露了其時中華主流文化已經捉襟見肘，難以應對多方危難。可以說《紅樓夢》正是中華封建社會走向沒落、孔孟主流文化出現危機的一個縮影。而到了1840年的鴉片戰爭，面對列強，中華文化現出了全面深重的焦慮感與危機感。清末民初的文化大家王國維自沈，啟蒙思想家嚴復也終入保皇一黨，吸食鴉片而死，顯現了文化危機的嚴重性。除了更新、革命、天翻地覆慨而慷，中華文化幾乎已經無路可走，這才有了新文化運動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反思與批判，與各種境外思潮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引進。只有不可救藥的糊塗人才會在強調繼承弘揚傳統的時候反過來否定革命與新文化運動的狂飆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