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寓言詩還在語言字詞上進行了刻意的錘煉和鑄造，使之精煉準確、簡明勁挺、高度概括而又意味無窮。像“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雪泥鴻爪》）、“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粗俗”（《空谷海棠》）、“不辭脫袴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瘢”（《布谷》）、“似花還似非花”（《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多情卻被無情惱”（《蝶戀花•多情卻被無情惱》）等，都已成為人們習用常見的佳句美辭。東坡還對寓言詩的警句格言要求甚高，這是由於格言警句包容著寓言理性認識的核心和精華，它是表達理念的最突出、最關鍵、最重要，也是最動人的部分。東坡向我們顯示，最富有戲劇性、容量最大，語詞最精煉的情節片斷，最容易形成格言警句。譬如“雪泥鴻爪”，因其意象新穎、比喻貼切生動、含義深邃邈遠而形成了成語。而如《蝸牛》的“腥涎不滿殼”，卻戲劇性地“升高不知回”，便從中镕鑄出了“黏壁枯”的警句。東坡有很多寓言詩，只有五言四句二十個字，在極短的篇幅裏，卻由於體物精微、生動傳神，歷歷如貫珠，涵蓋出巨大復雜的現實內容，產生出悠然言外的韻味。加以詩韻鏗鏘、節奏明快，便於記誦，而廣為流傳。表現出東坡的“短籬尋丈間，寄我無窮境”（《新居》）的藝術匠心。

 此外，東坡還創作了詠物寓言詩的組詩，使其人生理念形成為龐大的體系，增濃了其說理的沖擊力，完善了他對復雜世界的認識力，深化了他哲見升華的睿智力。譬如其《雍秀才畫草蟲八物》，借八種草蟲的畫面，諷諭了八種處世態度，其涉及面很廣。其中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用意良深，別具情趣。這要比唐代白居易、元稹、李賀等人單一題旨的寓言組詩要寬闊得多、深沈得多了。——如白居易的《有木詩八首》主要是詠八“木”以“諷前人”、“儆後代”（詩序）；《池鶴八絕句》則是以鶴的清高孤介自喻，諷刺了雞、鳥、鳶、鵝等凡俗之士。元稹的《有鳥二十章》，以二十種禽鳥的習性，寄托了他對世態邪惡所進行的批判。李賀的《馬詩二十三首》則借馬的史料和傳說，抒發了詩人自己的愛憎情感和理想抱負。他們的組詩形式，顯然對東坡的組詩創作發生了直接影響，但東坡卻以自身的豐富人生體驗，以八種草蟲形象諷諭了世態冷暖炎涼的方方面面，給人以系統性、完整性的正反啟迪，不能不說是一種藝術的拓展。

 值得我們特別註意的是，東坡十分強調寓言的悟性，並特別強調了“悟物理”、“參悟禪理”的作用。他認為對事物的感悟即覺醒，能夠使人聰慧敏捷、耳目一新，頓現方軌八達之路。故東坡嘗說：“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9〕，“凡學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乎其中”〔10〕，這正是寓言創作的靈魂所在。而“悟性”之獲得，是與作家對生活的獨特寓言感受方式密切相關。在這方面，我們有必要特別的提到：與一般作家的體驗生活方法不同，寓言作家必須要善於站在寓言悟性的高度來觀察生活，體悟生活。東坡“幽居默處”，把目光集中在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命運之間的帶有本質、規律關系上的感受方面，並不斷“斷乎其中”，把這些感受上升到理性哲見，同時再把這些理性哲見，尋找適宜的形象外衣加以準確而生動的表現。因此，寓言悟性，與其說是一種體驗生活的方法，還不如說是一種觀察、認識生活的心理狀態。它的高下，取決於作家本人的學識修養、敏感程度和高屋建瓴的認知能力以及藝術表現的匠心。故東坡論道：“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11〕

 總之，讀著東坡豐富多彩的寓言詩（包括散文寓言），我們常會在他深刻的而不是膚淺的、辯證的而不是刻板的哲思中，感到了他理念的深湛和高超，感到了東坡寓言在審美追求上，已超越了悅耳悅目的浮面層次，而是達到了悅神悅誌的深層境地。在這裏，諷諭塵寰的詩意，已與東坡的淑世精神、高尚情感、博大理想完全統一起來，詩即是我，我即是詩。從東坡這些詼諧幽默、彰善癉惡的詩韻中，讓我們體味出他生命本體存在的價值和人生處世的真諦意義。因此，從東坡整體的韻文寓言（包括散文寓言）來看，它處處充滿著歷史的沈重感、曠古的空間感、邈遠的時間感、深邃的現實感，以及由此數者所升華出的人生執著感、曠達通脫感、超塵拔俗感、道德情操感、自我歸宿感，具有著豐碩的時代認知意義和高度的文化價值，是一宗很值得我們重視的珍貴遺產。

 註釋：

 〔1〕劉熙載：《藝概》論莊子語。

 〔2〕蘇軾：《乞郡劄子》。

 〔3〕汪師韓：《蘇軾選評》評語。

 〔4〕蘇軾：《次韻章傳道喜雨》。

 〔5〕劉熙載：《藝概•詩概》評東坡詩。

 〔6〕原詩題作《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7〕高似孫《子略》論莊子語。

 〔8〕見李廌：《師友談記》。

 〔9〕蘇軾：《答俞括書》。

 〔10〕蘇軾：《上曾丞相書》。

 〔11〕蘇軾：《既醉備五福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