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格林拜恩: 詩歌及其秘密(上)


追問詩歌和文學創作的意義,這種行為並不過分,因為每個人都會對意義作出不同的解釋。至少在今天,至少在我們這個緯度地區,提出意義這個問題是合理的。自從我們探討的對象即被我們稱作抒情詩的東西有了自我意識,自從它意識到自己是現代藝術的組成部分,就必須解決意義問題。對這個棘手的意義問題的回答,導致了文壇的分裂,從此眾說紛紜。詩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總是搖擺不定,更不用說達成一致意見了。正常的懷疑屬於這個行業的自然法則。懷疑就是烙印在每個詩人額頭上的不可見標記。他為他的行為所作出的各種解釋,首先是為保守一個秘密服務的。無論這個秘密多麽曖昧不明,每個詩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嚴守秘密,都躲在它後面掩護自己。
自從柏拉圖試圖識破詩人的詭計以來,嚴守秘密就成為一種純粹的保護性措施,在柏拉圖所寫的對話《伊安篇》中,其證人和代理人蘇格拉底向我們介紹了藝術家伊安,伊安是靠做流浪歌手來賺錢謀生的。蘇格拉底假裝天真,其實他采用了一種貌似天真的、狡詐的審問法,最終把能幹的荷馬史詩吟唱者伊安打成了騙子,並將他貶為無思想的覆述者。柏拉圖用心險惡,他不僅誹謗了一位流浪歌手,而且還通過誹謗此人詆毀了整個詩人階層。柏拉圖對詩人的描述就是一篇通緝令。一方面,詩人被定性為大騙子,因為詩人在其史詩、讚歌、頌歌和酒神頌歌中用一種專業知識來欺騙讀者和聽眾,而詩人本人不可能掌握這種專業知識。詩人不獨立思維。他只是接受詩神暗中灌輸給他的思想。另一方面,詩人原本就是一位夢想家和傻瓜,一位迷狂者,一個只有觸角和神經的怪物。你若了解一位詩人,你就了解了所有的詩人。《伊安篇》的原文如下:“詩人是一種長有羽翼的、神聖的、輕靈的東西,如果他沒有受到神賜靈感的激動,沒有陷入迷狂,沒有喪失理智,他就沒有能力作詩。”
無論這段話是否包含真理,哲學家對詩人的描述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剝奪詩人的行為能力。詩人獲得了神賜靈感,同時卻對此一無所知,這本身就是一個矛盾;撇開這個矛盾不談,哲學家對詩人的描述顯然缺乏連貫性。我們不禁要問,這兩者是如何協調的:詩人獲得神賜靈感,充當眾神的傳聲筒和中介者,與此同時他在各方面皆知識貧乏,沒有職業知識(即柏拉圖所說的“技藝”),永遠是一個半吊子?荷馬就是這樣一個半吊子,他口述如何制作一種藥酒的藥方,但他從未當過醫生,他描寫一場馬車比賽,可他從未親手握過韁繩。按照這種邏輯,我們不禁要問,亞里士多德是否有資格寫那本關於詩學的論著,因為他本人只是哲學家,而非詩人。哲學是純粹的理念論,難道它絲毫也沒有受到經驗的沾染?實際上柏拉圖非常嫉妒詩人,他寫的另一篇對話頗能說明問題。在《斐多篇》中,蘇格拉底自誇他和繆斯女神有良好的聯系。他突然聲稱他能獲得超自然的神秘靈感。其意圖顯而易見。曾經是眾神之寵兒的詩人,現在被蘇格拉底貶為沒有思想和理智的文字遊戲者,從此哲學家便成了奧林匹斯眾神的真正信使。後果眾所周知。人人皆知:在哲學誕生之前早就有了偉大的史詩,像伊安這樣的流浪歌手通曉大部分史詩,他們把久遠的史詩以口頭形式傳給後世,而哲學最初只不過是史詩的副產品而已。哲學原本位於英雄史詩和人類起源傳說的邊緣地帶,作為修飾和評注在史詩的陰影下生長,有一天它終於長出了格言的枝葉,在前蘇格拉底哲學家的隱語和預言中,它綻開了智慧之花,成為野生的向日葵。
我們從巴門尼德的《論自然》殘篇中尚可窺見哲學的起源。六音部詩體的殘篇具有普遍的形象性和歌詠性,開篇便呼喚繆斯女神——一切知識的啟示者,全篇詩體的形式證明了哲學與史詩的近親關系。而赫拉克利特的散文體殘篇則呈現出另一種語言風格:有意識的多義性,謎一般的語言,擺脫詞匯規則,成為後世語義霸權的開路先鋒。
發生了什麽事?哲學家徹底篡奪了詩人的權力。嚴格說來,哲學是靠睿智的的文本闡釋和注疏起家的,一切哲學沈思最初都是無害的。但這種闡釋學不久就變成了神意轉達者對信息的竊取,轉達者指的是機智的眾神使者赫爾墨斯。因為赫爾墨斯使詩人失去了其原有職能,所以他就成了思想家的保護神。果然不出所料,叛徒巴門尼德閃爍其詞地說道:“認識更重要。”哲學與詩於是拉開了不可阻止的沖突史的大幕,其影響延續至今。沖突史始於哲學剝奪詩的財產,終結於哲學家完全剝奪詩人的行為能力。從對傳承下來的敘述者權威的公開質疑到對詩人的徹底否定只有一步之遙。卑鄙的柏拉圖建議把所有詩人即說謊者和幻想家群體逐出共和國。擅長編故事的詩人從此變成了失敗者。幾千年的適應與自我規訓使詩人們忘記了哲學家的暴力行為。美與崇高最終臣服於理念。
古希臘哲學家發動的政變相當成功,兩千多年來詩人們一直受到壓制,每一位詩人的傳記都足以說明這一點。詩人們臉上打著說謊者的烙印,被迫接受了社會內部流亡者的地位。他們必須學會否認自我,必須掩飾自己真實的意圖。從卡利馬科斯(譯注:約前310——前240,古希臘詩人,亞歷山大里亞派詩歌的代表)、賀拉斯到卡瓦菲斯、艾略特和里爾克,所有這些詩人所宣講的詩學,其實是一種捉迷藏遊戲,是一種防禦性的、隱晦的秘密學說。我們不應該被偶爾的反攻所迷惑,例如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人類審美教育方案”,荷爾德林的哲理頌歌,或者諾瓦利斯才華橫溢的花粉夢幻。自從詩在古典時期的希臘蒙受最早的屈辱以來,它就感覺自己地位低下,因為它已被貶為打發時光的消閑之作。在頑固的頹廢派詩人用“為藝術而藝術”這句格言進行自虐之前,詩早已是只有自我目的的藝術了。
典型的詩人例如萊辛或赫爾德,常常超越其本行而成為文學評論家,他們研究藝術門類的界限,探討風格和形式問題,但他們都沒有為文學創作賦予意義。在理論思考方面,與其說他們謙虛,還不如說他們臣服於哲學。然而躲在蝸牛殼里的大部分詩人都渴望超越時代。他們的靈魂展開語言的輕盈翅膀,能和前代保持聯系,能飛向後世,這使他們暗自感到欣慰。猶如秘密會社會員,他們躲在文本中,他們知道其詩作將永存,他們的詩歌比銅像、特洛伊城墻和羅馬的宮殿更長久。只要一句格言能在共同的母語中流傳久遠,詩人就備感輕松,就可以忍受這種被邊緣化的少數族裔生活。局勢不妙:哲學家們無憂無慮,沈潛於真理的遊戲,並且相互關注;而詩人們動輒得咎,其所作所為皆被視為越軌。每一位詩人都按自己的方法培育自己的蘭花。自柏拉圖以降,萬能的認識論哲學家都不把各行其是的詩人當一回事。



哲學家的宴會把詩人驅逐了出去,成年人的研討會和懇談會也把詩人排斥在外,除了特立獨行而保有自我意識,詩人們還有什麽別的辦法呢?他們要保持尊嚴,就必須和眾神續約。他們悄悄地、秘密地重建和眾神的聯系。他們把他們最神聖的財富,把他們的靈魂托付給天神,從而再次成為神的代言人。為了不受幹擾,為了安靜地獨處,他們在公開場合行為乖張,像病人,像瘋子,情緒變化不定,時而幼稚,時而沈默。他們的外在表現依情況而定,有時傷感,有時天真。歌手俄耳甫斯是他們的楷模,是他們的保護人,這位迷人的歌手早已被撕碎,他的屍體被肢解,他的遺骸被拋向四面八方。在與哲學家的鬥爭中,詩人們采取了拖延戰術,他們各出妙招,各顯神通。詩人甲寫銘辭詛咒其同胞,詩人乙寫哀歌悲嘆其塵世的孤獨。詩人丙在每年的戲劇節上作為悲劇詩人登場,在緊接著悲劇三部曲的羊人劇中宣泄他對善變的觀眾的憤怒。詩人丁反覆推敲其溫柔的牧歌,直到找到他自己的格律為止。詩人戊為奧運會得勝者寫崇高的頌歌,因為強健的男人身體讓他在夜里做淫夢。詩人己則在粗俗的喜劇中發泄其淫欲。古典格律於是應運而生:阿斯克萊庇阿德斯(譯注:前四世紀和前三世紀之交,古希臘銘辭詩人)詩體,薩福詩體,阿爾凱奧斯詩體,短長短三音節音步,抑揚格音步,揚抑格音步,抑抑揚格音步。各種體裁相繼出現,相互競爭,各顯其能。
如果我們從今天的角度通觀古希臘文學的整體,我們就會發現詩藝術所重獲的自主究竟有何好處。那些屬於古典文學的優秀作品,其好名聲主要應歸功於一種特性。我們可以把這種特性稱作一切真正的詩歌和文學的基本品質和基本美德。這種特性就是具象性,正是具象性賦予了詩作以超越所有時代的生命力。黑格爾聲稱,真正的哲學家只思考一個問題,即世界的本質是什麽。如果黑格爾說得對,那麽詩人用來不斷撬動世界的杠桿就是其想象力,即賦予對象以生動性和形象性的才華。詩人的觀察力和表現力要遠遠勝過哲學家把握個別現象的知解力。哲學只能對想象力進行理論上的思考。哲學家根本不知道如何正確使用想象力,也不了解濫用想象力的情況。伊曼努埃爾·康德懷疑哲學這個行當,至少在推崇想象力方面他功不可沒。在《判斷力批判》一書中,他承認哲學家的精神世界里有一處重要的空白。他滿懷敬意用一道樹籬把想象力的花園圍起來,並以藝術自主的名義宣布它為不可征服的神聖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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