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們子孫的福音！

在最近的將來裏，我希望社會對於生育的事有兩種自覺的制裁：一，道德的制裁，二，法律的制裁。身心有缺陷者，如前舉花柳病者等，該用法律去禁止他們生育的權利，便是法律的制裁。這在美國已有八州實行了。但施行這種制裁，必需具備幾個條件，才能有效。一要醫術發達，並且能得社會的信賴；二要戶籍登記的詳確（如遺傳性等，都該載入）；三要舉行公眾衛生的檢查；四要有公正有力的政府；五要社會的寬容。這五種在現在的中國，一時都還不能做到，所以法律的制裁便暫難實現；我們只好從各方面努力罷了。但禁止“做父母”的事，雖然還不可能，勸止“做父母”的事，卻是隨時，隨地可以作的。教人知道父母的責任，教人知道現在的做父母應該是自由選擇的結果，——就是人們於生育的事，可以自由去取——教人知道不負責及不能負責的父母是怎樣不合理，怎樣損害社會，怎樣可恥！這都是愛作就可以作的。這樣給人一種新道德的標準去自己制裁，便是社會的道德的制裁的出發點了。

所以道德的制裁，在現在便可直接去著手建設的。並且在這方面努力的效果，也容易見些。況不適當的生育當中，除那不健全的生育一項，將來可以用法律制裁外，其余幾種似也非法律之力所能及，便非全靠道德去制裁不可。因為，道德的制裁的事，不但容易著手，見效，而且是更為重要；我們的努力自然便該特別註重這一方向了！

不健全的生育，在將來雖可用法律制裁，但法律之力，有時而窮，仍非靠道德輔助不可；況法律的施行，有賴於社會的寬容，而社會寬容的基礎，仍必築於道德之上。所以不健全的生育，也需著道德的制裁；在現在法律的制裁未實現的時候，尤其是這樣！花柳病者，酒精中毒者，……我們希望他們自己覺得身體的缺陷，自己懺悔自己的罪孽；便借著懺悔的力量，決定不將罪孽傳及子孫，以加重自己的過惡！這便自己剝奪或停止了自己做父母的權利。但這種自覺是很難的。所以我們更希望他們的家族，親友，時時提醒他們，監視他們，使他們警覺！關於瘋人、白癡，則簡直全無自覺可言；那是只有靠著他們保護人，家族，親友的處置了。在這種情形裏，我們希望這些保護人等能明白生育之社會的責任及他們對於後一代應有的責任，而知所戒懼，斷然剝奪或停止那有缺陷的被保護者的做父母的權利！這幾類人最好是不結婚或和異性隔離；至少也當用節育的方法使他們不育！至於說到那些窮到連“養育”子女也不能的，我們教他們不濫育，是很容易得他們的同情的。只需教給他們最簡便省錢的節育的方法，並常常向他們懇切的說明和勸導，他們便會漸漸的相信，奉行的。但在這種情形裏，教他們相信我們的方法這過程，要比較難些；因為這與他們信自然與命運的思想沖突，又與傳統的多子孫的思想沖突——他們將覺得這是一種罪惡，如舊日的打胎一樣；並將疑惑這或者是洋人的詭計，要從他們的身體裏取出什麽的！但是傳統的思想，在他們究竟還不是固執的，魔術的懷疑因了宣傳方法的巧妙和時日的長久，也可望減縮的；而經濟的壓迫究竟是眼前不可避免的實際的壓迫，他們難以抵抗的！所以只要宣傳的得法，他們是容易漸漸的相信，奉行的。只有那些富家——官僚或商人——和有些小資產階級，這道德的制裁的思想是極難侵入的！他們有相當的經濟的能力，有固執的傳統的思想，他們是不會也不願知道生育是該受限制的；他們不知道什麽是不適當的生育！他們只在自然的生育子女，以傳統的態度與方法待遇他們，結果是將他們裝在自己的型裏，作自己的犧牲！這樣盡量摧殘了兒童的個性與精神生命的發展，卻反以為盡了父母的責任！這種誤解責任較不明責任實在還要壞；因為不明的還容易納入忠告，而誤解的則往往自以為是，拘執不肯更變。這種人實在也不配做父母！因為他們並不能負真正的責任。我們對於這些人，雖覺得很不容易使他們相信我們，但總得盡我們的力量使他們能知道些生物進化和社會進化的道理，使他們能以兒童為本位，能“理解他們，指導他們，解放他們”；這樣改良從前一切不適當的教養方法。並且要使他們能有這樣決心：在他們覺得不能負這種適當的教養的責任，或者不願負這種責任時，更應該斷然采取節育的辦法，不再因循，致誤人誤己。這種宣傳的事業，自然當由新興的知識階級擔負；新興的知識階級雖可說也屬於小資產階級裏，但關於生育這件事，他們特別感到重大的壓迫，因有了徹底的了解，覺醒的態度，便與同階級的其余部分不同了。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留著：現存的由各種不適當的生育而來的子女們，他們的父母將怎樣為他們負責呢？我以為花柳病者等一類人的子女，只好任憑自然先生去下辣手，只不許謬種再得流傳便了。貧家子女父母無力教養的，由社會設法盡量收容他們，如多設貧兒院等。但社會收容之力究竟有限的，大部分只怕還是要任憑自然先生去處置的！這是很悲慘的事，但經濟組織一時既還不能改變，又有什麽法兒呢？我們只好“盡其在人”罷了。至於那些以長者為本位而教養兒童的，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改良，前節已說過了。還有新興的知識階級裏現在有一種不願生育子女的傾向；他們對於從前不留意而生育的子女，常覺得冷淡，甚至厭惡，因而不願為他們盡力。在這裏，我要明白指出，生物進化，生命發展的最重要的原則，是前一代犧牲於後一代，犧牲是進步的一個階梯！願他們——其實我也在內——為了後一代的發展，而犧牲相當的精力於子女的教養；願他們以極大的忍耐，為子女們將來的生命築堅實的基礎，願他們牢記自己的幸福，同時也不要忘了子女們的幸福！這是很要些涵養工夫的。總之，父母的責任在使子女們得著好的生活，並且比自己的生活好的生活；一面也使社會上得著些健全的、優良的、適於生存的分子；是不能隨意的。

為使社會上適於生存的日多，不適於生存的日少，我們便重估了父母的責任：

父母不是無責任的。

父母的責任不應以長者為本位，以家族為本位；應以幼者為本位，社會為本位。

我們希望社會上父母都負責任；沒有不負責任的父母！“做父母是人的最高尚、最神聖的義務和權利，又是最重大的服務社會的機會”，這是生物學、社會學所指給的新道德。

既然父母的責任由不明了到明了是可能的，則由不正確到正確也未必是不可能的；新道德的成立，總在我們的努力，比較父母對子女的責任尤其重大的，這是我們對一切幼者的責任！努力努力！

（原載１９２３年２月３日《新民意報·星火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