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奧多爾·米哈依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對於我國廣大的讀者來說，並不陌生。大家都知道，他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壇上一顆耀眼的明星，與大作家列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齊名，同為俄國文學卓越的代表。他走的是一條極為艱辛、覆雜的生活與創作道路，是俄國文學史上最覆雜、最矛盾的作家之一。他的創作，獨具特色，在群星燦爛的十九世紀俄國文壇上獨樹一幟，占有著十分特殊的一席。

他於一八二一年出生在莫斯科一個普通的醫生家庭裏。

父親在軍隊中擔任醫官時，取得貴族身份並擁有兩處不大的田莊。但總的說來，家境並不寬裕。他從小就跟著父親住在平民醫院，接觸到的全是貧苦的病人。這對他後來的思想和創作，都有很大的影響。

由於家庭貧窮，他在上完三年寄宿學校以後，就進了彼得堡一家軍事工程技術學校學習。但他對工程技術工作並不感興趣，畢業後一年就申請退職，離開了工程局繪圖處。從此他就走上了職業作家的道路，專門從事文學翻譯和創作。就在退職後的一年之中，他譯出了巴爾紮克的名著《歐也妮·葛朗台》，寫出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窮人》。小說一出版，即轟動文壇，受到讀者的普遍讚揚。別林斯基稱之為“社會小說的第一次嘗試”。

兩年以後，他因參加彼得拉謝夫斯基小組反對沙皇政府的活動被捕，並被判處極刑，剝奪公權終身，只是在行刑前數分鐘才被改判充軍服苦役八年（四年苦役，四年充當列兵）。實際上九年以後，他才因病獲準離開部隊，回彼得堡定居。這時，他已年過三十七歲，可以說他的整個青年時代，都消耗在軍營和苦役之中。他剛剛開始的創作，也因此而中斷達十年之久。

非人的苦役和充軍生活，嚴重地損害了他的身體，他原本就體質孱弱，並患有癲癇病，現在病情變得更加嚴重。經常歇斯底裏大發作。這一嚴重的疫病，以後一直未能治愈，伴隨作者終生。發作時，作者苦不堪言。

充軍歸來，重新拿起筆來從事中斷的創作時，他的精神面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簡直與以前完全判若兩人了。

他青年時代懷抱的夢想、希望完全破滅了，被現實生活扼殺了。他原有的信仰改變了；他拒絕參加任何政治鬥爭，不再號召人們起來反抗，而是要求人們容忍、退讓、妥協、順從、和解，從宗教中求得道德上的新生。他不再相信革命，精神上走向消沈。但盡管如此，他並未受到沙皇政府的信任，警察對他進行的秘密監視，直到他臨死前五年才撤消。

他是一位命途多舛的作家，在個人家庭生活方面，也很不順利。先是同一個寡婦結婚，關系並不融洽。寡婦帶來的兒子，給他制造了不少麻煩，成了他的沈重包袱，成了他負債累累的重要原因。前妻去世三年以後，他才於一八六七年與自己年輕的打字員結婚，找到了一個忠實的伴侶，稱心如意地生活了十四年。

他是在生活的重壓下從事創作的。兄弟欠下的債款，需要他償還，前妻帶來的兒子，不從事任何勞動，一家的費用，全部由他負擔，因此他經常債台高築。為了還債，為了生活，他不得不瘋狂地進行寫作，有時歇斯底裏發作之後不久就拿起筆來寫作。他完全不能像生活有保障的作家那樣悠然自在、隨心所欲地創作。他的夫人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多次寫到他創作時的苦況。由於有著沈重的債務，他經常主動上門向各家雜志投稿，這樣一來，他得到的稿酬就比那些生活有保障的作家如屠格涅夫、岡察洛夫等人的少得多。往往只有他們所得的三分之一，比如作者的《罪與罰》在《俄羅斯導報》上發表後所得的稿酬為每印張一百五十盧布，而屠格涅夫在同一家雜志上發表的小說卻是每印張五百盧布。為了多掙點錢來還債，他的夫人也不得不親自出馬，經營出版和推銷他的作品。即便如此，他仍然沒能徹底擺脫貧困。還清債務後，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

他多次出國，先後到過德國、瑞士、意大地、奧地利、捷克等等國家。一八六七年續弦以後，他第一次偕新婚夫人出國，原來打算居留三個月，結果卻一住四年。他在國外寫出了長篇《白癡》與《群魔》以及一些中短篇。但在國外，他染上了賭博的惡習。也許與他的病有關吧，他嗜賭成癖，經常錢一到手，就去賭場，而一賭又幾乎次次輸得精光。沒錢去賭時，就歇斯底裏大發作，甚至痛哭嚎啕，對著夫人下跪。

可以說他是一名病態的賭徒。直到晚年他才痛下決心，戒掉嗜賭的惡習。

貧困的生活，不幸的遭遇，特別是長達九年之久的苦役和軍營生活，在他的思想和創作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使他成了一位獨特的作家，一位充滿矛盾的作家。平心而論，他對俄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都是有貢獻的。一部俄國文學史如果缺了他這一章，那就很難說是完整的。他的創作影響，遠遠超出俄國以外。現實主義派的作家從他的創作中可以吸收到有益的營養，現代派作家剛把他的作品奉為經典，而稱他本人為他們的先驅和導師。西方文學評論界對他的評價之高，令人咋舌。他的藝術才華，連對他批判最為尖銳的革命作家，也是無法否認的。比如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奠基人高爾基就說過他是“最偉大的天才”，“就藝術表現力而言，他的才華恐怕只有莎士比亞堪與媲美。”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一位最有爭議的作家。引起爭論、批評和責難的根本原因，是他在作品中宣揚的思想。他發表的作品，幾乎篇篇都引起過爭論，特別是他的幾部長篇，受到的批評和責難之多，在十九世紀俄國文壇上是罕見的。他原來信奉空想社會主義，反對農奴制，反對沙皇統治，服苦役和充軍歸來以後，放棄了原有的信仰，轉而反對暴力，反對革命。他認為解決俄國社會的對立，不能像西歐那樣，采取鬥爭和革命的方式，而應該采取和解的方法，使各階層人民團結一致。這樣一來，他就公開站到了革命民主主義者的對立面，在革命民主主義者的眼中，自然就成了“反動作家”、“反革命作家”。雖然如此，他創作中的真實性、藝術性，還是沒有人加以否認的。一百多年來，進步文藝界對他的評價，大體上就是如此：充分肯定他的藝術性，徹底否認他的思想傾向。直到本世紀八十年代，某些理論家對他的作品的批判，還是相當嚴厲的，認為《罪與罰》雖是一部“最富於歷史涵義的社會心理小說”，給作者帶來過空前的榮譽，但它卻是“充滿了反動思想”、“實際上是公然反對革命民主主義的”；他的另一部長篇《被欺淩與被侮辱的》，是“直接反對革命鬥爭、維護順從思想的”；他的《死屋手記》是作者以親身經歷為基礎，展示各類苦役犯可怕的處境和精神狀態的真實作品，屠格涅夫視之為但丁《神曲》中的《地獄》篇，赫爾岑則說它是米開朗琪羅的《最後的審判》，列寧也說它是一部“不可逾越的作品”。但盡管如此，這部作品還是“反動傾向極其明顯”。至於他的長篇《群魔》，那就更加反動了，因為它是直接攻擊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極其惡毒”。本世紀三十年代初，有人打算將《群魔》改編成劇本，搬上舞台，高爾基堅決反對，說這部作品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對革命運動進行惡毒攻擊的無數次嘗試中，最富於天才，也最為惡毒的一次。”

不過，批判歸批判，他的作品還是廣泛流傳，即便在前蘇聯，也沒有完全遭到禁止。特別是他的幾部長篇如《被欺淩與被侮辱的》、《地下室手記》、《白癡》、《罪與罰》、《群魔》、《少年》、《卡拉馬佐夫兄弟》……幾乎全部被譯成了世界各種主要語言，受到世界各國廣大讀者的歡迎，其中有的被稱為俄國文學的瑰寶，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珍品，作者本人也因此被尊為世界性的長篇大師。

在我國，他的作品早在二十年代就被譯了過來。一九二六年魯迅曾為他的《窮人》譯本寫過序言，此後還就他的創作思想和寫作技巧等等方面，發表過肯定的意見。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他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有了從英文轉譯過來的譯本。新中國成立後，陸續出版了一些直接從俄文譯出的新譯本。文革時期，他的作品與所有外國作家的作品一樣，遭到禁止。但改革開放以來，他的作品的新譯本源源不斷地推出，有的已經有了好幾個譯本。這說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我國廣大讀者中還是很受歡迎的。應該說，他是我國讀者最喜愛的外國作家之一。

前面已經說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長篇大師，代表他的藝術成就的，當然主要是他的長篇。他的長篇不僅數量多（約十部）、篇幅大（《卡拉馬佐夫兄弟》七十余萬字），而且藝術成就高，影響深遠。但限於篇幅，我們就不加討論了。下面我們想簡單地談談他的短篇，主要是個人的一點粗淺的認識，不當之處，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作者的短篇（包括一些篇幅不大的中篇）雖然數量不多，但相當有特色，而且不乏堪稱精品的上乘之作。通過這些作品，我們基本上可以窺見到作者的創作思想傾向和他的藝術風格。

我們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個平民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他一生受窮，對窮人有著特殊的感情。他寫出的第一部作品，就取名《窮人》。在我們譯出的這些短篇作品中，主人公無一例外的，都是窮人，都是受盡欺淩與侮辱的“小人物”，就是他寫的兒童，也是一些完全喪失童年生活的受苦受難者，這裏有慘死的小職員普羅哈爾欽先生（《普羅哈爾欽先生》）、發瘋的文書舒姆科夫（《脆弱的心》）、活活地餓死的小偷葉麥裏亞（《誠實的小偷》）、凍死在柴堆旁的小男孩（《基督聖誕樹旁的小男孩》）、“為了糊口而不得不讓人取笑逗樂的小醜”波爾袒科夫（《波爾袒科夫》）、一貧如洗的幻想家（《白夜》的男主人公）……

寫小人物，在俄國文學史上，並不是始於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的《驛站長》、果戈理的《外套》，都是這方面的開創之作。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繼承和發展了這一傳統，深化和擴大了這一主題。他把一個不曾受到人們註意和研究的世界——十九世紀俄國大城市裏的貧民窟，引進了文學。他是第一個展示這個奇怪角落的作家。這是一個陰暗的角落，“普照彼得堡所有的人的那個太陽，似乎不肯光顧這些地方，而照耀這些地方的，好像是專門為這些地方定做的另一個太陽”（《白夜》）。而在這些陽光照射不到的角落裏，生活著一群群的流浪漢、乞丐、小偷、妓女……這是一群被社會拋進底層的人們，他們受盡苦難，折磨，仿徨苦悶、得不到人間的溫暖，只能靠幻想過日子！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發現了他們，理解他們的苦難處境，同情他們的不幸遭遇，把他們的問題作為尖銳的社會問題提了出來，引起人們的註意。他不是貴族生活的歌手，也不是“多余人”的創造者，而是同情弱小，揭露社會黑暗、愚昧、無權、壓迫、剝削的作家。

在作者所有的這些短小的作品中，情節都不太覆雜，但氣氛緊張，沖突尖銳，充滿了意想不到的災禍，結局往往叫人撕心裂肺，慘不忍睹。幾乎所有的作品，都充滿了歇斯底裏的氣氛。他的主人公總是處在驚慌不安之中，惶惶不可終日。幾乎所有的主人公都對周圍的一切感到不滿。他們極端孤獨、苦悶，看不到希望，走投無路，其中不少人處於瘋狂的邊緣，或者成為瘋子，或者自殺。他作品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往往是病態的，被扭曲了的，反常的。他的作品幾乎都有一種悲觀絕望的陰暗情調。讀他的作品，我們常常有一種壓抑感，有時甚至感到簡直透不過氣來。在我們所譯的這些作品中，大概只有《小英雄》算是一個例外。那裏面的主人公“小英雄”，是一個罕見的明朗與和諧的形象，也只有這一篇作品充滿了異乎尋常的樂觀主義。

是的，作者的筆下，沒有怒不可遏的反抗人物，他的人物都是溫順的，發瘋的發瘋，餓死的餓死，自殺的自殺，但很少有反抗的，最多只有一點點口頭上的抗議，像波爾袒科夫那樣，“他的每一次抗議，都是極其寬容的”（《波爾袒科夫》）。這自然是作家思想的反映，他服苦役歸來後，就是抱的這種思想。他是反對展開鬥爭的。

作者是心理描寫的專家，醉心於病態的心理描寫，不僅寫行為的結果，而且著重描述行為發生的心理活動過程，特別是那些自覺不自覺的反常行為、近乎昏迷與瘋狂的反常狀態。而人物的思想行為反常，恰恰又是他作品的特點。《普羅哈爾欽先生》中的普羅哈爾欽，《脆弱的心》中的舒姆科夫，《荒唐人的夢》、《拙劣的笑話》、《性格溫和的女人》以及《白夜》中的主人公，都是“反常”的怪人。作者似乎想通過人物的乖張行為、幻想、作夢、昏迷、發瘋等等來反映現實，造成別具一格的真實，因為他認為“按照現實的本來面目來表現現實是不可能的”。也許，這一點正是作者藝術的獨特處。

作者筆下的人物，雖然地位低微，行為反常，荒唐可笑，但內心裏卻或多或少地保留著某些高尚的品質，比如《波爾袒科夫》中的主人公波爾袒科夫雖然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受苦受難者”，但卻“心地善良”，是“世界上最最誠實、最最高尚的一個，”“甚至敢於舍己救人”，“有時他還甘冒風險，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幾乎有點英雄氣概”。就是“愛財如命”

的普羅哈爾欽先生“雖然不是出身名門望族，為人卻忠實可靠”，而且還是一個“性格溫和的好人”。作者雖然寫了他們不少荒唐可笑的行為，但卻沒有將他們醜化，所以這些苦命人的形象在讀者心中激起的不是對他們的蔑視，而是深深的同情。對他們荒唐可笑的行為，我們可能禁不住發笑，但笑後一想，又往往覺得想哭，甚至情不自禁地灑下同情之淚。我以為這是作者藝術表現力的高明處。

當然，作者所寫的短篇，與他的長篇一樣，並不是篇篇都是珍珠，像《白夜》那樣詩意盎然的佳作，畢竟是少數。這與他的創作條件不無關系。他疾病纏身且不說，單是生活的貧困就對他的創作發生過很大的消極影響。因為窮，他無法做到對自己的作品反覆修改、細心潤色、精雕細刻。這種消極影響，在他的長篇創作中，特別突出。因此有人責備他的小說過於龐雜，藝術形式不成功，脈絡不清，有時把幾篇小說硬拉成一部長篇，結果弄得幾條線索重重疊疊，許多情節有頭無尾……等等。總之，他的作品不如屠格涅夫等人的精致、優美。但是，如果考慮到他的窮和病，我們似乎大可不必對他求全責備，何況即便是他的短篇，也是瑕不掩玉呢？

李鶴齡

寫於長沙岳麓山

一九九五年五月

譯後小記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十五篇小說，是從年蘇聯國家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卷集中選譯出來的。選譯的標準主要是看篇幅的大小。我們選譯的都是篇幅不大的作品，有真正的短篇，也有篇幅不大的中篇。作者所有的短篇除一兩篇外，都包括在裏面。從寫作時間上看，有作者早期的，也有作者中晚年的，其中有的得到過廣泛的讚揚，也有引起過爭議和批判的作品，總的說來，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作家的創作特色和藝術風貌這些作品是由劉駕超和李鶴齡兩人分頭譯出的。因為劉駕超同志忙於教學和家務，只譯了其中的四篇即：《拙劣的笑話》、《農夫馬列伊》、《百歲老大娘》、《荒唐人的夢》，其余各篇均由李鶴齡譯出。

這些作品的多數，以前有過譯本，有的還出版過多種不同譯本，只有少數幾篇是我們第一次譯出來的。我們在翻譯過程中，參考過已往的某些譯本，從中得到不少啟發和教益，特在此說明，並向這些譯本的譯者表示我們深深的謝意！

我們深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風格獨特的作家，他的語言很有特色，而愈是有特色的語言，翻譯起來困難也就愈多。我們在翻譯過程中雖然兢兢業業，竭盡全力，又借鑒了不同的譯本，仍然不能說不會有錯誤，這一方面須請讀者原諒，另一方面敬請專家同行們不吝指正。我們對此將不勝感激之至！

譯者謹識

一九九五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