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在中國從規劃研究到行動已是熱火朝天。“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它是中國新世紀以來第一個系統宏觀、區域合作、經濟整合及產業升級的全球大戰略。同時它也是基於中國發展經驗，建立在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基礎之上的國家級頂層戰略。

 從積極方面看，“一帶一路”在推進亞歐非大陸及附近海洋的互聯互通，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復合型的互聯互通網絡及沿線國夥伴關系的同時，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與經濟整合，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從中國國內看，對解決國內的資產和產能過剩，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保障中國能源、資源通道有特別的意義。不過，隨著中國在阿富汗最大投資項目——艾娜克（aynak）銅礦項目，因安全問題、文物搬遷及政府官員調整等因素已是無利可圖，幾近停止。斯里蘭卡科倫坡港口城項目、希臘比雷埃夫斯港口項目、中泰“高鐵換大米”計劃的一波三折，以及中緬密松大壩工程、萊比塘銅礦項目被叫停和皎漂－昆明鐵路工程計劃被取消，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因政治、安全、地緣政治等因素而頻頻受阻。

 而據中國貿促會副會長王文利2014年8月透露，中國有兩萬多家企業在海外投資，“90%以上是虧損的。” 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經濟風險也是無法回避的。也就是說，好的計劃要落地生根，亦面臨種種問題與不足，中國必須保持足夠的遠憂與近慮，及補足自身的“必修課”。

 一、時代性。 21世紀是太平洋世紀，世界經濟經濟重心正由大西洋轉向太平洋，這是國際政治界多年以來、少有爭議的共識。而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倡儀的提出，出現了 “世界向東，中國向西”的獨特現象。經濟重心、貿易中心轉移總會導致經濟發展水平較高、速度較快的國家在該區域集中出現，中國主動或部分轉移發展重心會不會導致發展滯後，錯失東亞騰飛的機遇？這是迫切需要思考的問題。

 二、實力。誠然，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快速發展正是全球化及全球經濟重心轉移，所導致產業轉移的結果，否則中國不可能有巨量的資金進行基礎設施投資。僅僅中國“一帶一路”倡儀就能在沿線國家掀起產業轉移、經濟整合的浪潮麽？沒有沿線國家快速發展提供資金支撐，中國有能力支撐如此宏大的計劃麽？若主要依靠中國推動，中國難免顧此失彼，造成帝國式擴張過度及戰略透支。即便當今追憶無限榮光的“鄭和七下西洋”，因當年巨額開支，造成了國庫虧空，被深惡痛絕為“寶船弊政”。

 三、能力。美國軍力全球第一，其軍費比排在第二位至第九位的各國國防預算總和還多，在海軍的全球優勢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即便中國珍珠鏈戰略（string of pearls）建成，最多也不過是和平時期補給用途，誇大其軍事價值沒有意義。而“絲綢之路經濟帶”最大的挑戰是建立在動蕩和恐怖主義等全球性問題多發的“破碎地帶”之上，這一地帶民族眾多 ，各種宗教、教派紛繁復雜 ，是世界主要文明交匯與碰撞、大國競逐的地方。

 中國有這種能力在“破碎地帶”之上推進宏偉計劃麽？即便成功了又有能力把“破碎地帶”之上各種動蕩、威脅拒之於國門之外麽？在這種其它大國規避地帶投資和發展合作，中國有贏利且收回投資的能力麽？而據審計署原副審計長董大勝2015年兩會期間透露，超過4萬億元人民幣央企境外資產基本沒有審計。這種必修課沒有補足，怎麽能急吼吼地向外開拓呢？

 四、治理模式。中國的發展模式其他國家難以復制，因為主要承接世界經濟中心轉移的機遇。比發展模式更重要的是治理模式。中國若能在動蕩、沖突、脆弱地帶地帶提供一種可資借鑒、人民滿意的治理模式，亦會得沿線國家精英及民眾的歡迎。

 問題在於，盡管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古老文明，中國這麽多年在國內一直沒有走出一種超越美歐獨特的治理機制，相反維穩已是不堪重負，且日甚一日！ 缺乏內存吸引力，無論沿線國精英或民眾對中國越了解，只會是對中國更多輕蔑，制造更多麻煩。在中國留學、親美遠中的越南前總理阮晉勇就是鮮明的例子。這種情況下，互利合作的“好心”，未必有共贏的回報。

 五、世界秩序。“一帶一路”的建成標志著歐亞大市場的形成，甚至是更深的一體化，這將從根本上改變當今世界地緣政治的基本格局，這意味著世界秩序根本性的轉變。作為歐亞大市場之外的美國若不能參與其中，必然是最大輸家，也會是最終、最大的阻力。不過，從短期看，美國即使不歡迎也不會特別反對。中國的西部阿富汗等向來是“帝國墳場”，是中國西進無法逾越的障礙，相反中國的計劃有利於中東等動蕩地區局勢的緩和，從而維護美國的霸權及領導。

 盡管“一帶一路”面臨諸多困難與不測，中國新世紀的第一個大戰略也頗為青澀，但倡議的提出還是有積極意義。它代表中國領導人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統籌國內國際兩個發展大局，高瞻遠矚，運籌帷幄的能力與決心。同時它也預示著未來一兩百年歐亞經濟整合的大趨勢。正如“金磚國家”概念的提出推進了金磚國家間的合作，同樣“一帶一路”倡議也會加深沿線國家間的合作。

 問題是，中國對外政策長期有一種愛虛榮、講面子、重形式的小農意識。當年的鄭和曾率領著在當時堪稱世界一流的船隊七下西洋，每到一地，慷慨饋贈，以顯示中國的威儀與富強，這種愛虛榮、有出無入、違犯經濟規律的行為，終因給國家造成沈重財政負擔而終場。

 相反的，1492年哥倫布率領三條海船環球航行，卻掀起了西方的航海熱與黃金夢，並推動了西方的殖民及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帶一路”倡議不是分享中國發展”大蛋糕“，而是要一起做大蛋糕，且中國能分到足夠的一份才有意義。

 更嚴重的是，“一帶一路”概念一經中國領導人提出，各地不問條件，不問實際，一哄而上，都想借“船”出海，這種一、兩百年宏大戰略怎麽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呢？不僅中國唯上不唯實的體制弊端一覽無遺，且更要嚴防非法資金借機外逃。即便國家領導人提出再好的方向或戰略，也難得善終。更何況，急劇推行尚無共識且不現實規劃，在經濟持續失速，資本流失的大背景下，只會加劇內部矛盾與危機的提前爆發。

 筆者認為，中國若要兼顧遠憂與近慮，與其逆流而上，甘冒種種風險與不測，倒不如順勢轉身，轉向國內，把自己的問題辦好，把自己應該解決的問題解決好，讓中國真正成為普惠式發展，人類文明、進步的新沃土。這不僅是一種傳統意義上的韜光養晦，更是新時代的奮發有為。

 作者是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愛思想網站 2016-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