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紐約市開計程車，有28年3個月零12天之久了。你現在如果問我昨天早餐吃的是什麽，我可能說不出。但是有一個乘客我卻記得非常清楚，終生也不會忘記。

那是1966年春天一個星期一的早晨，陽光普照。我的車子在約克大街上走來走去找顧客。但是天氣太好，要乘計程車的人不多。在68街紐約醫院對面，我碰上紅燈，停車等候，這時我看到一個穿得很體面的人從醫院的台階上急步下來，舉手叫車。

正在那時，綠燈亮了，後面那部車子的司機不耐煩地按喇叭，我也聽到警察吹哨子要我開走，但是我不打算放棄這個客人。終於那人來到了，跳進汽車。他說“請去拉瓜迪亞機場。謝謝你等我。”

我心里想：真是好消息。星期一早上，拉瓜迪亞機場很熱鬧，如果運氣好，我可能有回程乘客。那就夠滿意了。

我照例猜想乘客是個怎麽樣的人。這個人喜歡說話嗎？會一聲不發嗎？抑或只是埋頭看報？過了一會兒，他開口跟我攀談，問的再平常不過：“你喜歡開計程車嗎？”這是一個很普通的問題，我也給他一個很普通的回答。“也不錯，”我說，“糊口不成問題，有時還會遇到有趣的人。可是如果我能夠找到一份工作，每星期多賺100元，我就會改行。你也會吧。”

他的回答引起了我的興趣：“如果要我每星期減薪100元，我也不會改行。”我從來沒有聽過人說這樣的話。“你是干哪一行的？”“我在紐約醫院的神經科做事。”

我對我的乘客總感到很好奇，並且盡量向人討教。許多時候在行車的時候，我都跟乘客談得很投契，也時常得到做會計師、律師、水管匠的乘客好好指點我。也許這個人真的喜歡他的工作，又也許只是因為在這春日早晨他的心情很好。不過我決定了請他幫忙。我們很快就要到達飛機場了，我於是不顧一切對他說了出來。

“我可以請你幫我一個大忙嗎？”他沒有開口。“我有一個兒子，15歲，是個很乖的孩子。他在學校里成績很好。今年夏天我們想叫他參加夏令營，他卻想做暑期工。可是15歲的孩子，如果他老子不認識一些老板，就不會有人雇傭他。而我就一個老板也不認識。”我停了一下。“你有可能幫他找一份暑期工作嗎？沒有酬勞也行。”

他仍然沒有開口。我開始覺得自己很傻，實在不應該提出這個問題。最後，車子開到機場大廈的斜路時，他說：“醫科學生暑期有一項研究計劃要做，也許他可以去幫忙。叫他把學校成績單寄給我吧。”

他伸手到口袋里找名片，但是找不到。他問我：“你有紙沒有？”我把裝午餐的牛皮紙袋撕下一塊來。他寫了幾個字，然後付車資走了。我以後就沒有再見到他。

那天晚上，我和家人圍坐在晚餐桌旁，我從襯衫口袋里掏出那小塊紙來，洋洋得意地說：“羅比，這可能會幫你找到暑期工作。”他高聲讀出來：“弗雷德·普魯梅，紐約醫院。”

我太太說：“他是醫生嗎？”我兒子說：“這是開玩笑嗎？”經我不斷嘮叨，哄騙，大聲叫嚷，最後還威脅不給他零用錢，羅比才在第二天早上把成績單寄出。

兩個星期後，我下班回家，見到兒子滿面笑容。他遞給我一封用很講究的凹凸信紙寫給他的信，信紙上端印著“紐約醫院神經科主任弗雷德·普魯梅醫學博士”一行字。信叫他打電話給普魯梅醫生的秘書，約個時間晤談。

羅比得到了那份工作。做了兩個星期義工之後，他每星期獲得40元工資，一直到暑期結束為止。他跟著普魯梅醫生在醫院里走來走去，做些小差事，這雖然微不足道，但他穿著白色實驗工作服，自覺也很重要。

第二年夏天，他又到醫院去做暑期工，這一次責任稍微重些了。中學快畢業時，普魯梅醫生很周到，替他寫了一些推薦信給幾間大學。羅比最後獲得布朗大學錄取，我們高興極了。

第三年夏天，他又到醫院去做暑期工作，漸漸對行醫產生了熱愛。大學快畢業時，他申請進醫學院。普魯梅醫生又替他寫推薦信，推許他的才能和人品。

羅比獲得紐約醫院錄取。取得醫學博士學位之後，做了四年婦產科實習醫生。

計程車司機的兒子羅伯特·斯特恩醫生後來成了紐約市哥倫比亞長老會醫療中心的婦科住院主任醫生。現在，他自己開業行醫。

有人會說這是命運，我想這確是命運。可是這證明了尋常的偶遇也會帶來無窮的機會，甚至尋常到像駕駛計程車載客人走一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