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君回國巡回演唱的事，已經傳了不祇一次場，而且每次都說得有枝有葉，和鄧連絡的某報記者，有一天居然到我的工作地方來找我，告訴我鄧麗君跟他如何連絡，計劃又如何如何，我當時只說了一句：“如果是真的，也暫時不要發表，因為那會給鄧麗君帶來一些不必要的困擾。”可是那位老弟沒有甚麼耐性，過了沒多久，就把這段消息登在報上了，結果使鄧麗君忙對台灣當局解釋了一番，又去金門勞了一次軍，才算把這事兒平息下來。之後，沒多久我正在日本和東寶東和公司的深澤一夫先生談《火龍》在日本上映的宣傳事宜，張翠英忽然從香港打電話告訴我，鄧麗君告訴她，想請我為她拍一部歌唱片，我問原委，張翠英說：“今年鄧麗君在日本舉行個人演唱會，她想把演出的節目，另加上些別的，拍成一部影片。”回港之後，約鄧麗君在新世界的金牛苑吃飯，才知道原先日本方面想請一位英國導演來完成他們的計劃，是鄧麗君向他們大力推薦我，並且告訴他們我是《火燒圓明園》的導演。所以他們馬上就決定了下來。

之後經過多次的商談，總算定下個彼此都同意的拍攝方案，也由他的弟弟鄧長禧擬了一張合約，由於她的經理人在日本，所以希望我到東京簽約。我當即首肯，沒多久，適逢鄧麗君在日本練歌的時候，我和我的副導演一起去了東京，我們住在新宿的京王巴拉沙酒店，鄧麗君住在新的希爾頓酒店。到了晚上我們如約到希爾頓樓下，不久她和兩三個日本人來到，介紹其中的一個是她在日本的經理人。那經理人態度傲慢得很，和我談話的時候，兩眼望著天花板，不是小姐在場，我當時就想問候他的令壽堂。

其實在鄧麗君回酒店之前，他已經端坐在咖啡廳，一直到鄧麗君回來，他仍是坐著不動，叫他的助手讓我們過到他的枱前，和我拉手的時候，只把屁股略微的欠了欠。我想跟這種人也無話可說，所以叫鄧長禧把打好字的合約鋪在枱上。他看了一舉手，意思是叫我先簽，我是越早離開他越好，於是提筆一揮而就。

誰知那小子特別滑頭，他把兩張合同一折，朝他的公文包裏一放，然後顧左右而言他和鄧麗君談起笑話來；我問鄧麗君甚麼名堂，她說他要回去研究一下，明天早晨簽好給我。臨走的時候，我特別多看了那小子幾眼，越看越像南京大屠殺的兩個屠夫不是他就是他爸爸幹的。

第二天由早晨到下午，才接到鄧長禧的電話，說那個日本人不肯簽字，我問為甚麼？他說“因為我姐姐馬上要拍一部台灣的廣告片，如果跟你合作拍片，恐怕台灣禁映，那他們要賠償美金一百萬，所以說再研究研究。”

我說：“算了，合同是你們擬的，我簽字之前大家也都同意了的，既然如此，算了吧，以後也不必再談了。”他接著說了很多道歉的話，我說：“不必客氣，事到如今也不是為了你們姊弟，咱們橋歸橋，路歸路，對事不對人，以後記著跟日本人打交道，當心一點就是了。”

如今聽說鄧麗君又要回國拍片了，甚至跟林青霞一起演出《家》、《春》、《秋》，這些傳言傳語真不知春花秋月何時了。

當年鄧麗君如此尊重她那位日本經理人的關系，可能他替她不僅安排演唱會，也為她一連兩年參加了日本的紅白大賽。八七年的紅白大賽，鄧麗君居然榜上無名，可能她那位日本經理人，又忙著他自己的紅白喜事也不一定。

我認識鄧麗君那年，她只有十二歲，我和幾個孩子到台北圓山保齡球館樓下的溜冰場溜冰，看見一個穿著紫紅色旗袍的小姑娘，剛把冰鞋換好，到場上溜了幾圈，看樣子也是初學乍練的，但樣子很俏皮，很可愛，有人告訴我，她就是鄧麗君，我說：“學生嗎？”

“當然是學生，最近歌唱比賽的第一名，唱的就是你導的《梁山伯與祝英台》。”之後，在台北就很少見面了，聽說她和張沖拍了部歌唱片《歌迷小姐》，我只看了一小部分，拍得很不理想，算得上是一部粗制濫造的作品，制片人是當過我國聯公司經理的邵峰，上映時的生意好像也馬馬虎虎。

有一年，她的父母都到了香港，那時邵氏公司的方逸華小姐，想請她拍部電影。所以我請他們一同到我家吃了頓晚飯，看樣子，她爹媽都很厚道、純樸，她弟弟也長的胖胖嘟嘟的，忠厚老誠，可能由於鄧麗君從小就跑碼頭的關系，所以看起來她比較圓滑。

有一個時期，鄧麗君天天在尖東的健身房裏練身體，經常把胳膊伸出來，叫人看她的肌肉，她人生得瘦弱，胳膊當然也不會粗壯，所以，她每一伸胳膊，我就想起一個故事，說有人把胳膊一伸，問人怕也不怕，那人說：“當然怕！”

“為甚麼怕！”

“怕你把它撅斷了，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