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趁著庚子之變，八國聯軍入侵，清朝皇室開溜，孫中山的革命黨，在廣東的惠州，發動了一次武裝起義，惠州三洲田起義。這次起義，在孫中山看來，是時局轉換的關鍵。經次一役，國人不再目他們為亂臣賊子，反倒有點同情了。其實，孫中山錯會意了，國人對他們的態度改變，跟這場起義關系不大，主要是因為清廷在庚子之變中的倒行逆施。但是不管怎麽說，惠州三洲田起義，在革命黨人的起義譜系中，地位不低。

起義跟多數革命黨人起義一樣，動用的是會黨的力量。具體在惠州，就是洪門三合會或者三點會的會眾。本來，洪門未必有很強的政治性，所謂的反清復明宗旨，很大程度上是遭遇朝廷壓迫之後，經高人點撥加上去的。社會上逸出土地的人多了，脫離鄉土宗法系統討生活，有個組織，相對容易些，幫會也好，民間宗教也好，就應運而生。朝廷不喜歡，加以打壓，倒也自然。可是，古代的朝廷是弱政府，控制力不強，打壓也打壓不了。於是，幫會就不黑不白地存活著。凡是在政治上想有作為的反政府勢力，都會很自覺地想到他們。太平天國用過他們，戊戌維新被鎮壓，激進的維新派，也利用過幫會。最後輪到革命黨了，早在興中會初起，孫中山就加入過海外的洪門。在國內舞槍弄棒，扯旗造反，拉這原本就被朝廷視為非法的團體入夥，則是最方便的選擇。

惠州這個地方，在廣東自成系統，民風強悍，不思守法的“刁民”多，洪門勢力大，是個策動造反的好地方。革命黨在辛亥武昌起義之前，一共發動了十次起義，就有兩次在惠州。

策動會黨起義，冒風險他們並不太怕，原本就是時常冒死犯難，干犯法紀的流民嘛。但是，做這種事，一要有錢，二要有槍。對幫會來說，這不是革命，他們也理解不了什麽叫革命，只是買賣，刀口舔血的買賣。比起平時的小打小鬧，此番只是做的大了一點而已。錢，革命黨是有的，每次起義，他們都會在海外籌錢，籌夠了，才發動。起義發動起來之後，按日發餉，走街過巷，每到一地，起義者都要殺豬漉酒，大吃大喝。東西還不是搶來的，可見錢是有的。槍也好辦，惠州臨近福建，福建對面是日本占據的台灣，而福建也是日本的勢力範圍，經台灣到廈門走私槍支，一般不成問題。所以，造反的洪門手里，就有了最新式的快搶。

起義的發動，時機很好。北京被八國聯軍占領，天下大亂。同時，台灣的日本總督兒玉源太郎，對孫中山的舉動，有直接的支持（這幾乎是日本的一貫做法，總是支持中國政府的反叛者）。因此，參與起義的，還有一群日本人。有名有姓的有宮崎寅藏、平山周、福本誠、原口聞一、遠藤隆夫、山下稻、伊東正基、大崎、伊藤巖崎等十余人，算是一支“國際縱隊”。計劃是先由鄭士良等人潛入惠州三洲田，先行組織。然後孫中山攜眾“中日同志”一起到來，共圖大舉。沒想到，鄭士良進去把人拉起來之後，港英當局不給面子，孫中山他們在香港受阻。鄭士良眼見糧餉將盡，人要散了，於是冒險發動，如果成功，就在海邊占個地方，等待從台灣來的援助。

起義發動的時候，由於起義舉槍械精良，有格林炮和毛瑟後膛槍，一時間占了便宜，打垮了好幾股清軍。俘虜了清兵，就剪下他們的辮子，讓他們做苦力。雖然後世稱他們為革命起義軍，但當地人依舊稱他們為紅頭賊，仿佛這些人跟太平天國時期起事的紅巾軍是一回事。起義軍也是腰纏紅帶，頭裹紅巾，還打著紅旗。領頭的人等，頭插雉雞翎，胸掛紅繡球。起義失敗之後，被清軍打死的首領，身上還掛著結成花球的紅綢子。盡管是革命黨人發動的起義，但是參加的洪門，還是跟其他扯旗造反的農民一樣，喜歡把跟戲班子學的本事，用在起義上。

雖然中國的朝廷，有段時間不知所蹤。但在廣東的地方官，還算負責任，沒有聽說了起義，就一溜煙走了。當地的民團，也不買幫會的賬，硬是幫著清軍打義軍。雖然起義軍一度聚攏了近兩萬人，聲勢不小。但是，就在這個時候，日本內閣換人，新的總理大臣改了政策，不主張支持孫中山。於是，預期的外援沒有了，錢也沒了，槍彈也沒了，三合會會眾，一哄而散，兩個參加起義的日本人死了，鄭士良只好走路，起義失敗。

洪門對革命和主義毫無理解，也沒法理解。用他們起義，等於雇人造反，錢在人聚，錢散人散。（愛思想網站 2010-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