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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你乘坐的航班已在法蘭克福的機場平穩降落，正想去尋訪德國最美的城市。那麽這個城市就是海德堡。“從來沒有到過這樣寧靜迷人的地方，如此美幻，無可超越。”當年馬克吐溫來到海德堡情不自禁地流露衷曲。他原本計劃在這裏逗留一天，想不到留連忘返，竟居住了整整一個夏天。

 假如你已下榻在黑森林旁或萊茵河畔的一家旅舍，正值仲夏之夜，仰望星空。天街似水，流星如雨。正在想象德國是一條思想家的銀河，黑格爾、康德、叔本華、尼采、海德格爾……群星璀璨，那麽別忘了這條銀河中有一顆明亮的星星，就是馬克斯·韋伯。他藏身於銀河中的一個星座，這個星座是海德堡。

 此時我站在海德堡的內卡河老橋上，河上起了風，掀起人們的衣襟，淅淅瀝瀝下起小雨，水面泛起漣漪。氣溫驟然降低，穿風衣的人忙著把搭在肩上的風帽扯到頭上，帽繩在下巴下面打上活結。我穿帶夾層的夾克衫，也把頸下的紐扣系上。從雙肩包裏取出折傘，迎著風艱難地撐起來。雨滴輕柔無聲地灑落傘面上。

 德國的夏天涼快得多，好似中國南方十一月的天氣。夏雨冰冰涼，夾著冷風，宛似秋風秋雨。七月流火，上海這時節烈日炎炎。也多雨，梅雨，雷雨，台風雨。然而雨水是溫熱的，像蒸鍋蓋子上的霧水。灑在臉上，用手擦拭，分不清是汗水還是雨水。

 內卡河老橋建造於十八世紀，這給海德堡增添了沈甸甸的歷史質感。從遠處看，老橋像一座赭色的彩虹降落在內卡河澄凈的河面，這是因為大橋基座所用的石材都采用附近山中紅色沙巖。從橋的南端上橋，先要穿過由兩個白色塔樓組成的橋門。

 一個銅塑猴子的雕像栩栩如生，歡迎著每一位到訪的來客。人們說它是有主人的，果然走上橋去，橋頭上站著雅典娜雕像，好像隨時要顧盼招手，招呼那只銅猴。雅典娜和猴子，站立在內卡河老橋，成了老橋的象征，也成了海德堡的形像大使，讓人不禁猜想其中的寓意。

 雅典娜的全名叫帕拉斯·雅典娜。她是希臘神話中的智慧女神。在西方傳說中，人類所具有的畜牧、紡織、陶藝、繪畫、雕刻等技藝都來自雅典娜的傳授。她還是力量的女神，主宰風暴和雷電。她公平與嚴正，雅典第一法庭——戰神山法庭由她設立；她遞予法寶，讓英雄赫拉克勒斯制伏妖怪。她是處女神，將所有的愛給予天地人間。她因偉大的魅力備受崇拜，雅典城以她命名。

 過橋就是海德堡大學的範圍，因此人們也把海德堡稱為大學城。海德堡大學成立於1386年，是德國最古老的大學。早在十六世紀下半葉，海德堡大學已是歐洲文化的中心。不知不覺來到大學廣場，大學的院系建築及名人故居環繞四周。中心是海德堡大學最著名的地標獅子泉。雄獅昂立，泉水汩汩，彌漫著古老學府的迷人氛圍。巴洛克風格的圓形屋頂與指向藍天的歌德式鐘塔相伴而立。教學樓淡灰的墻體與赭色的窗框相映成趣。大學博物館與圖書館就在近旁，描金的大門及精美的雕塑叫人驚艷不已。

 慢慢走出學校，東邊有山叫聖山，半山腰與內卡河平行是膾炙人口的“哲學家小道”。長約2公裏，當年哲學家黑格爾在海德堡大學時，這裏是他的散步道。沿小道走，花木清幽。白蘭花、梔子花、玉蘭爭相競開，山路上的空氣格外馥郁甜蜜。藍花楹葉多花少，疏疏淡淡。薔薇花正在盛開，朵朵團團從欄桿裏往外簇擁，笑意吟吟，清香襲人，“紅杏出墻”的樣子。一邊花開，一邊墜落，清晨或者靜夜會聽見花瓣簌簌落地的聲音，令人恍惚，如入夢境。沿小道走向一個花園，驀地回首，一個手掌樣子的雕塑向你伸來，仔細一看掌心裏有一句話：“HEUTE SCHON PHILOSOPHIERT？”--------今天你哲學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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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的無數城市都在第二次世界行將結束的時刻毀於戰火，無論是堂皇的現代建築，還是典雅的古代宮殿，一概難以幸免，化為煙塵瓦礫。德國最重要的城市首都柏林和最發達的經濟城市法蘭克福成為盟軍重點攻擊的目標，密集的地毯式轟炸，幾乎要把這兩個國際大都市從地圖上抹去。行走在柏林的中心城區，還可以看到一座著名鐘樓的斷垣殘壁。它沒有被撤除，人們有意將它留下，以作後世的警戒。

 然而奇跡終於出現。雖說經歷一場戰爭，德國滿目瘡痍，然後當硝煙散去，人們發現有一個美麗的小城竟然劫後逃生，像經歷一場特大地震，伏屍千萬，卻有一個小孩從遺體堆中站立起來，毫發未損，只是拍了拍身上的塵土。它就是海德堡。盟軍占領德國之後，特地將海德堡作為他們的司令部所在地，這固然是戰略的需要，也因為盟軍的決策者對這個文化名城別有一番青睞與美意。

 有人說海德堡千年古城，古堡、老橋、街巷，大學哲學小道，無一不是人類寶貴文物，摧毀可惜，這是一個可能。又說盟軍中為數不少的將領出身於海德堡大學，不忍心將炸彈傾瀉到母校的屋頂。雖是傳說，但引人遐想:海德堡大學救了海德堡。一場戰爭師出有名，其必清除腐敗，鎮定暴虐，蕩滌人世而恢覆人類本性的正義潔凈之美。當以滅除法西斯為職志的軍隊，推進到內卡河邊，隔河望去，神聖學府美麗幽靜，文化巨匠層出不窮，明晃晃的戰爭利劍舉起而又放下。

 還有一個傳說，讓人相信，這就是海德堡是著名學者馬克斯·韋伯的故居所在。因哲人精神映照，在戰時產生過一個以韋伯夫人瑪麗安妮及韋伯的弟弟阿·韋伯為帶頭人的文化圈子。就是這樣一個思想部落，對於納粹的文化暴力不依不從，在舉國囂染，不辨黑白的時代，沒有出賣良知，沒有為虎作倀，以怒視作否決，以沈默相對抗。憑此一點為德意志民族保護了最後一方思想凈土，也保住了海德堡大學的榮譽與美德，博得世人，也包括占領軍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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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斯·韋伯，德國最重要的經濟文化學家與社會學家。1864年4月21日，韋伯出生於德國圖林根的埃爾富特市。後來舉家遷居到柏林。他的父親是一名法學家，一生熱衷於政治。韋伯生命中的學術潛質及關心現實政治的性格，來自於父親的遺傳。

 1896年韋伯的學術生涯走到一個高峰，這一年他被自己的母校海德堡大學，聘為教授。這時韋伯才32歲，是海德堡大學最年輕的教授之一。美好的前景向他招手。他在自己的學術道路上開步疾走，決心施展才華，跳一跳去摘取更豐碩的學術成果。他刻苦用功，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他對妻子瑪麗安妮說:“一個在晚上一點鐘之前睡覺的教授，不是一個好學者。”

 然而就在一年之後，也就是1897年，他的錦繡人生發生了突然的變故，患上了嚴重的精神官能癥。從已有的記載來看，病情是嚴重的。韋伯常在林中散步時情不自禁地放聲痛哭。就連平時喜愛的小貓也給他帶來煩惱，喵喵的叫聲竟讓他惶惶不安。韋伯的精神已經崩潰，失去讀寫能力，也無法與人交談。平時授課及與大學生交流是韋伯最喜愛的工作，而現在走上講壇對於他，猶如跨過荊棘與翻越山嶺。平時埋頭於書桌工作到深夜，現在什麽也不能做，目光呆滯，搬動著手指，茫然地看著窗外的樹梢。如此病情延續了多年。1899年，韋伯因實在無法勝任大學的教學與科研工作，離職休假。1900年夏季以後韋伯一直在精神療養院渡過。年底繼續前往意大利療養。直至1902年4月返回海德堡。

 關於韋伯得病的原因，有一個普遍的說法，即起因於他與父親的一場爭吵。他曾站在母親的立場上，據理力爭，不肯讓步。德意志的父權意識本來就根深蒂固，而來自世界的自由風尚也感染了德國，影響著年輕的一代。韋伯與他父親的沖突是當時社會文化沖突在家庭的折射。事情還在延續，一個月後，韋伯的父親在一次旅行中猝死。死因是突發的胃出血。韋伯把這次意外死亡歸咎於自己。他反覆去想，如果沒有一個月前的爭吵，如果在爭吵後，父子之間能夠及時的溝通與和解，父親會這樣地急遽離世嗎？無盡的自責與悔恨終於讓韋伯的精神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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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病理學上看，韋伯所得的心病，乃是憂郁病的一種，而這樣的病癥原來和人格與價值系統的分裂有關。韋伯的精神遇到問題，家庭糾紛固然是一個原因，然而他不僅是一個“家庭人”，還是一個“社會人”，更何況他是一個社會學家。他對德國“社會”觀察之深，感受之切，遠甚於普通的德國人。韋伯的“心病”既與家庭矛盾有關，也源於德國的“社會病”。韋伯的精神分裂起病於德國崛起後立馬走向爭霸戰爭時民族精神的對沖撕裂，韋伯的心理癲狂來源於德國因經濟的一時發展即刻悖離普遍常識造成的民族主義瘋狂。

 一種文化基因在決定德國的歷史走向。日耳曼人公元2－3世紀形成部落。10世紀形成早期封建國家。18世紀組成邦聯。到了19世紀中葉，俾斯麥以鐵血精神，將德國帶上強國道路。1864年及1866年，德國先擊敗丹麥與奧地利，再於1870年爆發普法戰爭，大獲全勝。德意志由此統一，更加強大，更加無所顧忌。1914年挑起世界大戰，結果於1918年戰敗崩潰。經20年“生聚教訓”，恢覆元氣，希特勒再次發動大戰，再次於戰敗崩潰。

 從這張德國歷史簡表，看到什麽？悟出什麽?德國真的具有獨特的文化基因，患上一種頑固性強迫癥，陷入周而覆始的循環宿命。往日讀《第三帝國的興亡》，知道德國具有強悍的“帝國”情懷，這是“德意志”的“意志”。“國家”主義成為歷史慣性。因為“國家”，所以行政上最有“效率”，所以經濟上快速崛起。崛起就要爭霸，爭霸就要戰爭，戰爭導致崩潰。崛起-爭霸-崩潰。從鐵血宰相俾斯麥到納粹狂人希特勒，從普法戰爭到一戰、二戰，這個三段式的因果律像一個交響樂的主旋律反覆演奏不已。

 韋伯逝世於1920年，他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因後果。納粹上台前後的一連串事件，他看不到。然而，源頭已經出現，病因已經發生。容克貴族驕橫放縱，民族擴張的戾氣四處漫延，“征服世界”的野心日益膨脹。不待發現高燒譫語，不須等到狂躁暴亂，敏感的韋伯業已感覺到“德國病人”的癥候預兆，因此不安與焦慮，遂成引致病癥的誘因。

 韋伯所處的時代無論普通市民社會還是知識階層都已發生嚴重的撕裂。資本制度及與它齊頭並進的工業化創造人類的經濟奇跡，建立市場社會，誕生市場政府，並產生與此社會相適應的新教倫理精神。同時又打破中世紀“田園”的寧靜，在制造令人窒息的工業汙染的同時，也制造社會汙染，制造了數量龐大的失業大軍與窮人隊伍。德國何去何從，是返回中世紀的田園，還是守護資本制度的成果。

 有學者以中國人的視角判斷韋伯面對國家現狀，他的精神在掙紮與抵抗。因為他曾警告身邊的人們，對於那些深信獲知“真理”，並強迫別人也去接受“真理”的所謂“信仰的鬥士”，必須警惕。這些人早已喪失反省的能力，經驗和理性與他們無緣。

 他看到德國人正處在不同的生命秩序中。這些秩序各自遵循獨特的規則，形成不同的價值態度，發生尖銳的沖突。他呼籲人們在避免外在與內在嚴重傷害的情況下，站在理解和中立的立場上彌合沖突。（魯伊:《尋找馬克斯·韋伯》）

 面對德國民族精神分裂的狀況，瑪麗安妮擔憂地認為：人們說著同樣的語言，但卻很難彼此理解。先是老一代人為不同的政治信念而分裂，然後是年輕人與老一代人行同陌路。“韋伯是一個極其敏感的人，他沒有辦法去彌合社會的撕裂，而他自己卻先被撕裂了。（瑪麗安妮:《馬克斯·韋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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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伯精神的成長年代正好與著名的俾斯麥時代並行。1862年任普魯士首相兼外交大臣。這是俾斯麥時代的開始，也預告韋伯人生的開始，因為再過兩年，韋伯誕於此世。從1862年直到1890年被威廉二世皇帝解職，在此近30年間，俾斯麥成為德國最具權勢的人，對內強化容克貴族和資產階級聯盟，鎮壓底層騷動，對外爭霸歐洲，積極擴張。在此期間，德國實現民族統一，登上經濟強國的寶座，讓世界見證這個曾經“落後”國家的成功，同時這個國家崛起後隨即爭霸，奔向戰爭所給予社會的所有沖突與乖離也一同上演。在此近30年，韋伯從蹣跚學步的2歲稚童長出26歲的英俊青年。這是“韋伯思想”形成的關鍵時代。俾斯麥是韋伯的另一個“父親”，他在親父老韋伯與俾斯麥的雙重陰影下長大成人。韋伯精神崩潰，既然來源於對父親專橫的順從與抗拒的自我糾葛，也來源於對俾斯麥專制的認同與抵抗的內在矛盾。

 韋伯反對強勢的“父權”，才有與父親激烈的爭吵。他又反對“父權”在社會的延伸，因此畢生批評俾斯麥，斷言俾斯麥的專制體制必然消亡。然而在桑巴特的眼中，韋伯既是權力的推崇者，又是權力的崇拜者，希冀本人也能獲取權力。韋伯喜歡發表政論，熱衷於政黨活動就是明證。

 桑巴特有種種對韋伯的負面評論，數說韋伯一面積極伸張自由民主，一面又讓自己成為“專制、自大和不寬容的人”，是一個“沒有政權的統治者，沒有孩子的父親，沒有妻子的丈夫”。他無法建立實體的“王朝”，因此力圖建立“學術”的王朝以作“替補”。他反對俾斯麥卻讓自己成為學術界的“俾斯麥”。“如果他和父親爭論，也是因為他不夠俾斯麥”，而他斥罵皇帝，是因為他相信自己是一位“更好的皇帝”。

 桑巴特揭示韋伯作為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內心充滿了挫折感。他反抗一個無法改變的統治體制，又患上因此統治體例而生的“臨床病例”。他在尷尬無能狀態下發動無力的攻擊，攻擊失敗產生的仇恨與憤怒傷害到他自己。他抵制強勢的“統治體制”,而他內心本來也有一個同樣強勢的“統治體制”。對外反對“強勢”，對內堅持“強勢”，一身而兼二職的人格沖突讓韋伯患上神經官能癥而畢生不愈。（桑巴特:《海德堡歲月》）

 尼古拉斯·桑巴特（Nicolaus Sombart），1923年生於柏林。年輕時被征入德軍，1945年成功地逃離戰爭劫難，入海德堡大學就學。1947年4月裏希特和安德施主編的刊物《呼聲》，又籌備《天蠍星座》。在此基礎上創辦“四七社”。主張自由主義，鼓吹民主平等，呼籲掃除納粹時代“奴隸語言”和“宣傳語言”的影響，提倡文學與現實社會政治的貼近與結合。桑巴特與裏希特和安德施積極呼應，成為四七社的最早同人。

 桑巴特所處的時代與韋伯所處的時代不同，這種距離感使得他對韋伯病因的分析具有一定的深度，但他語詞過於尖銳，情緒過於激烈，總讓讀者感覺不適。他將韋伯說成是畢生的病人，而對他恢覆健康後的學術貢獻不屑一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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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伯療病的過程中，他的夫人瑪麗安妮成為病人身邊最好的醫生兼護士。她支持韋伯暫時離開繁重的教學科研工作，放下手中的教鞭，步下講壇，輕輕關上書室的房門，走向大自然，沐浴林間溫暖的陽光，傾聽山泉潺潺的水聲。

 瑪麗安妮還帶著自己的丈夫來到美國。這位賢良的妻子記下了當時的感受。9月初的一個早上，金風送爽。他們進入了紐約港，直刺碧空的摩天大樓和偉岸高聳青銅鑄造的自由女神像，迎面而來。“自由女神高擎著光芒四射的火炬，每天都在給成千上萬從歐洲湧來的被壓迫階層和民族的人們帶來希望，這是對未來的希望，"（瑪麗安妮:《馬克斯·韋伯傳》）

 夫人的悉心呵護與普魯士美麗的風景，讓韋伯走出心病的陰影，重新邁上研究與教學的正常軌道。韋伯一生勤奮，生前生後出版230多種著作，真可謂著述等身、學富五車，在德國學術界獲得崇高的地位。韋伯一生所做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創建經濟文化學學科，證明基督教新教精神包含著一系列重要精神元素，這就是勤勉、節儉、天職、罪。這些元素連接起來化為特殊的“精神鏈”，成為新教人群的信仰體系，而對此信仰體系的踐行，形成現代社會的倫理秩序，促進社會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經濟的發展不僅是優秀文化促成的結果，還是制度的成果。科層制理論是韋伯的另一個學術創建。在韋伯看來，一個有效的管理，必須建立在“合理性”的基礎之上。科層制即為最“合理”的管理制度。這個制度強調企業（擴展到社會）內的縱向的“職志”分層與橫向的責任分工。主張由上而下的指導與由下至上的響應，強調上與下的互動溝通與下對上的監督糾錯，反對暴力的控制而強調自願的協調。（馬克斯·韋伯:《社會組織與經濟組織理論》）

 作為中國人，我更加關心他對中國和亞洲民族的評論。他的對儒教與道教的論述見地深刻，而他對人口與資源的討論，啟發人的深層思考。當資源少而人口奇多的時刻，人和人的關系就是戰爭。（馬克斯·韋伯:《經濟通史》）是的，這是生態的戰爭，這是巨大的人口存量壓迫自然而引發的自然對於人類的報覆性戰爭。一個局部的自然能夠承受的人口總量是有限的，當超出這個局限，所謂的生態戰爭就會爆發。這樣的戰爭以一些人的資源的多占與一些人的貧窮垂死為物質起因，以人與人的仇恨嫉妒及死裏求生為精神動力，以“造反有理”、“階級鬥爭”、“寧有種乎”為指導綱領，最終爆發人民起義，海嘯地震、翻天覆地。這樣的戰爭的最後目的是減少人口，讓人口數量回到地球所能承受的程度。達到的效果是將原有的政府推翻，將依存於這個政府的所有的權貴打入地獄，同時讓最底層的民眾在戰火中涅槃與新生，從他們中間產生新的政府與權貴，開始新一輪的生態循環。

 當韋伯取得這些研究成果時，強權意志、專制思想、爭霸理念、戰爭路線，這些傳統與陳腐的德意志特色，曾經在韋伯心志領域彌漫過，並對其健康產生極大紛擾的精神霧霾在逐漸消淡中。

 現在我們要回到一個話題，這就是韋伯“心病”的病因與痊愈的原因。人的生命原分為肉體的生命與精神的生命。後者的健康在於精神的統一。精神分裂導致精神的崩潰，精神的統一導致精神的健康。人的精神常有分裂的癥候，每個人都是精神病人的候補。人的精神之所以分裂，是因為在他的心靈深處存在兩個“自我”，一個是純凈的“真我”，一個是遭受社會塵霾汙染的“偽我”，當真偽自我內在撕裂時，人將痛苦不堪而發病癲狂。然而智慧讓人以勇敢的“祛魅”精神斬除“偽我”，從分裂走向統一，最終使病癥消失。韋伯就是這樣，在其夫人的照顧下及其自身掙紮的結果，真理性價值的建立與其真實“自我”的統合，成為他病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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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因為韋伯時常放下教鞭，歸隱山林，不像其他名教授那樣弟子如雲，以至死後一時寂寥，傳承乏人。到了希特勒時代，抑制思想，“焚書坑儒”，更使韋伯思想束之高閣,問津者少。1923年至1949年整整26年間，德國學術界淡忘了韋伯，只出現過一篇文章研究韋伯，還是批判的。

 直到1930年，情況發生變化。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翻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美國出版，並積極撰文推介韋伯，這使美國學術界頓起“韋伯熱”。熱浪滾滾又反饋到德國本土，韋伯研究形成高潮，成為“韋伯熱”。此後熱力不減，傳到東亞，也傳到中國。

 塔爾科特·帕森斯（1902—1979年），美國哈佛大學著名的社會學者。美國科羅拉多州人，父親是俄亥俄州馬力雅塔學院校長。帕森斯先在安默斯特學院就讀時專攻哲學與生物學，後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1925年轉學於德國海德堡大學，此時馬克斯·韋伯已經去世5年，但他仰慕韋伯學說，成為韋伯虔誠的私淑弟子。從研究韋伯出發，帕森斯成為美國現代社會學的奠基人、結構功能論的首席旗手。著有《社會行動的結構》、《社會系統》、《經濟與社會》、《關於行動的一般理論》等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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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格豪斯蘭德街17號，一棟被漆成粉色的老屋，現在是國際文化交流中心，這就是馬克斯·韋伯的故居。這是一個大宅子

 ，人們也叫它“韋伯屋”。1847年，韋伯的外公法倫斯坦從柏林遷居到海德堡，建築了這座房子，帶假山和花園，據說是法倫斯坦親自設計的。韋伯的母親嫁給老馬克斯·韋伯之前，一直居住在這裏。韋伯小時候跟著母親常回海德堡。1910年後，韋伯一家正式入住這裏。

 在海德堡大學的校園裏，我們找到這所大學的社會學研究所，它以韋伯的名字命名。1882年韋伯成為海德堡大學的新生，1896年又成為該校的一名年輕教授。雖說日後的時光，韋伯與母校時分時合，但終究結下不解之緣，一生難分難舍。1919年9月，馬克斯·韋伯去世半年前，在海德堡大學的一次餞行酒會深情表白:海德堡的溫柔與和善在他飽受疾病折磨的時刻幫助他從黑暗中慢慢蘇醒，一次又一次讓他開始新的旅程。（魯伊:《尋找馬克斯·韋伯》）

 海德堡南郊得一座山頂墓地，海德堡夫婦長眠於此。青山綿延，白雲繾綣，郁郁蔥蔥的樹林一片靜謐，好似聽得見內卡河流水的聲音。墓碑矗立，好似新教哥特式的教堂尖頂。日耳曼純凈的藍天是它的背景。

 碑上有銘文。俯身去看，那是歌德《浮士德》的名句:我們將再也見不到他的同類，塵世的一切莫不如此。（李銥涵:《尋訪馬克斯·韋伯------海德堡小記》）墓基上有鮮花，留有清香。腦海中不自覺浮想慶山的一句話:你要離花近一些。當花開放，它付出生命裏此刻全部的能量，是竭盡全力，毫不保留的。這本是接近終結的時刻，但它卻這般寧靜。

 歌德長久地生活在海德堡。河水的清暉，街巷的幽邃及城東山嶺靛藍的色彩，勾人魂魄。他說過，他“已把心迷失在這裏”，和歌德一樣，韋伯的心同樣駐留海德堡。他和海德堡升起的眾多星星，一起成為海德堡精神的顯著象征。不知道今後的世界會變得怎樣，不知道世界的風雲又會如何際會奔湧，但我們已經從文化先賢的知性經驗中獲得信心。

 離開德國那天晚上下起大雨，比白天內卡河橋上遇到的那場雨要大。兩種氣流來自大西洋南北兩個方向，雨量大小與對流氣流冷熱的差異程度相關。飛機轟鳴起來，我把頭埋進手掌雙目輕合，等待起飛時氣壓的變化。“先生有不舒服嗎?”我擡頭與德國空姐關切的目光相遇。她的漢語生疏，但柔和動聽。

載於《書屋》2015年第7期 （收藏自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