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黨人在德肯色區的學校集會的同一天晚上，他在德肯色區的社交大廳發表了演說。

“先生們，”他說道，然後中間稍微停頓了一下，“這會兒我們聚在一塊兒認真談論國事的時候，你們知道我們的對手的會場里正在發生什麽事嗎？今天下午，有十七瓶黑麥威士忌被從城里送到了那所易於相信別人的無辜的學校，這你們知道嗎？有十七瓶威士忌藏在黑板和墻壁之間，參加開會的每一個——請注意我的措辭，每一個人——都可以灌足那種可惡的東西，費用全由那個自由黨候選人支付！”

演說者說到這里的時候，史密斯的支持者們在會上你看我我看你，既吃驚又氣惱，致使演講才講完一半，會場里的聽眾差不多已走光了。

自此之後，徹底禁酒的條款被更改了。委員會采取了兩全之策，一方面主張嚴格限制酒類營業執照的審批發放以促進禁酒運動；另一方面又鼓勵含酒精類飲料的生產，並通過嚴厲的酒類販賣法規確保此類酒飲只供給適合飲用它們的人。

最後，盛大的選舉日終於來了，正如大家所知，這一了不起的日子使史密斯先生的事業達到了勝利的巔峰。關於這一點沒有必要多談，因為它已變成歷史了。

反正，凡是到過瑪麗波莎的人，都知道選舉日是何種盛況。所有的商店，按慣常的習俗，當然都打烊了。所有的酒店，都遵照法規關門了，你要進去得走後門才行。所有的人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在恣意取樂之前，他們在街上一本正經地走來走去，就像他們在七月十二日或聖帕特里克節常做的那樣。選民們都在不斷地觀察不同的投票點，看別的人是否已投票，因為誰都不想率先投票——這是自然而然的事兒——生怕被愚弄而把票投給了不該投的候選人。

史密斯先生的大多數支持者按照他的旨意行事，他們引而不發，在開頭的幾個小時都不投票。在史密斯先生看來，競選有如捕熊，先得沈住氣。

“先留著你們的選票別投，夥計們，”他說，“不要太性急。等時機成熟再干，到時候再大打出手，狠狠地來它兩下。”

瑪麗波莎的每一個投票站都有一名選舉主持人和兩名監票員。那些選民在投票站內外四下窺探，我看呀，和老鼠在鼠夾邊東張西望沒什麽兩樣。而一旦兩個監票員把某個人弄到了投票間里，他們會把他推到一幅小帷饅後面，使他不想投也得投了。至於投票方式嘛，不用說，是采取無記名投票，因此除了選舉主持人，兩個監票員和當時在場的兩三個人以外，誰都不知道此人投了誰一票。

正是由於這一點，開頭的投票結果往往是相互抵觸，矛盾百出。有時因投票站安排得亂七八糟，監票員弄不清選票到底是怎麽登記的，結果也就把自由黨和保守黨的選票恰好統計反了。另外還常出現這樣的情況，由於投票者投票時太匆忙、太漫不經心，結果監票員們不得不把選票從票箱里拿出來，仔細看看到底是選了誰。

我想大概是由於以上原因，瑪麗波莎選舉初期的結果才那麽離譜。

也許這也就是選票報告表明獨立候選人愛德華·周恩肯定取勝的原因。當這一消息傳開時，街上的人們是多麽激動啊，你要是看到了當時的情況就好了。此前在自由黨和保守黨所舉行的那些盛大的選民集會上，人們已把周恩忘得一干二凈，當周恩的票數領先的消息在四點鐘左右傳開的時候，選民們大家都驚訝不已。並不是說他們對這一結果不樂意。相反，他們很高興。人人都走去同周恩握手並向他祝賀，還對他說他們早就知道了，國家所需要的正是一個正直、誠實、無黨派偏見的代表人物。保守黨人們公開說他們已對黨派厭煩了，以後要與它一刀兩斷；自由黨人們則說他們恨透了黨派政治。已有三四個人把周恩拉到一邊，解釋說鎮里所需要的是一個光明正大、廉潔清白、沒有黨派色彩的郵局，這個郵局應建立在一塊絕對沒有黨派偏見的土地上，以未受過任何黨派糾葛玷汙的協約為原則。其中有兩三個人很樂意告訴周恩上哪兒能買到那麽一塊凈土。他們還對他說，在郵局局長的人選問題上，他們對現任局長特里羅尼本人沒有任何個人私怨，也不會說他什麽不是——只是有一點除外，那就是他完全徹底地不稱職。他們還說，要是周恩主張建立純潔的行政機構，正如他曾說過的那樣，那他應該首先把特里羅尼凈化掉。

愛德華·周恩已開始對掌權意味著什麽有點感覺了，他的行為舉止中不知不覺有了某種自以為了不得的東西，這是意識到大權在握的最初表現啊。

老實說，在那半個小時的短暫的當權期內，周恩有機會稍微感覺到了大權在握的滋味。亨利·麥克吉米斯跑來找他，直截了當地提出要當聯邦政府的人口普查員，理由是他經濟狀況很糟而且整個冬天都被風濕病折磨得快要瘸了。納爾遜·威廉姆遜則申請碼頭主管之職，聲稱他整個冬天都因坐骨神經痛而臥床不起，除了這項工作干什麽都不合適。伊拉斯莫斯·阿徹爾則問周恩是否可以把他兒子佩特安排到渥太華的某個部里任職，他給出了非常充分的理由，說他已挖空心思在別處替佩特找工作，可就是找不到。並不是說佩特不求上進，而是他生性遲鈍——連他父親都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實在是遲鈍到家了，真是見他的鬼。他一碰到數字就變得沒頭沒腦的，而不幸的是他以前從沒有機會通過上學來補救一下。但要是周恩能在渥太華為他謀一個職的話，他父親確信那一定是最適合他的。在印第安事務部、天文學研究所或加拿大新海軍中，肯定有那麽一兩個適合他這樣的小夥子的職位吧？對所有諸如此類的請求周恩都耐心解釋，說他一定加以認真考慮，同時還請大家體諒，說他得先和他的同僚們研究研究，不能僅僅憑自己的心願辦事。老實說，假如說周恩有生以來對內閣部長們一度曾心懷嫉妒的話，那麽此時此刻他的嫉妒之情已消失殆盡。

但周恩的鴻運是短暫的。甚至在瑪麗波莎的投票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已有消息流傳開來，不管是真是假，說巴格肖已在縣內當選。第二區的選票以排山倒海之勢湧向巴格肖——他與史密斯的得票數之比是六比二——沿鎮區干線的所有地區（干草飼料農場就在干線附近）據說都擁戴巴格肖。

這一消息一傳到鎮上，人們就讓瑪麗波莎太陽神騎士團樂隊（其中每個成員都是自由黨人）在主大街演奏開了，樂隊前面到處是巨幅紅旗，還有一條上書“巴格肖永遠勝利”幾個大字的大標語，每個字足有一英尺高。人們歡天喜地，激情澎湃，那景象真是從沒見過。人們在瑪麗波莎飯店門口的台階上簇擁著巴格肖，爭先恐後地和他握手，說他們為能目睹這樣一個盛大的日子而自豪，說自由黨是整個自治領的光榮，還說一想到所謂無黨派政治他們就感到惡心。人們片刻之間，已開始在競選辦公室著手組織晚上的遊行了，他們準備了幻燈和演說，還為即將在台上演說的巴格肖先生準備了一大束鮮花，屆時將由四個全身穿白衣服的小姑娘（都是自由黨人）把花獻給他。

這時候只剩下一個小時的投票時間了，正是在這一緊要關頭，史密斯先生從他的競選辦公室走了出來，要他的支持者們向鎮上進軍，投票去！那氣勢就像當年威靈頓公爵號令全軍殺向滑鐵盧一樣。於是，選民們從競選委員會總部辦公室和分部辦公室蜂擁而出，每個人的衣襟上都飄揚著藍色的徽章。

“好好干吧，夥計們，”史密斯先生說，“投票去，不停地投，投了再投，一直投到他們趕你們走為止。”

然後他轉向他的競選助手。“比利，”他說，“打個電報到城里去，就說我已以壓倒多數當選，並叫他們馬上發一個同樣的回電。然後給各鄉村的每個投票站去個電話，捎回信說全鎮都堅定不移地擁護保守黨，並叫他們把同樣的消息用電話回傳過來。還有，去喊幾個木匠來，叫他們在旅館門口搭一個台子，叫他們把酒吧門上的絞鏈拆掉，讓門敞開著，準備好投票一結束就開門大吉。”

正是最後的那一個小時起了決定作用。先是大海報出現在《瑪麗波莎新聞郵報》社的櫥窗里，上面的電報說城里報道喬什·史密斯即將當選。然後，從全縣各地又傳來同樣的消’g。至此，選民們再也等不下去了。他們幾乎所有的人都等待了一整天，誰都不想投錯票。但當他們一方面看見支持史密斯的人擁進投票站投票，另一方面又聽到外面有關史密斯將當選的消息的時候，他們再也沒什麽可猶豫的了。他們堅定不移地蜂擁而上，到五點鐘宣布選舉結束的時候，大家絲毫都不懷疑這個縣得救了，史密斯當選為密西納巴縣的議員了。

我真希望你目睹了瑪麗波莎那天晚上的盛況，那對你的心身大有好處——那萬眾歡騰的情景是你前所未見的，會令你心花怒放。看來整個鎮子的確沒有一個自由黨人而且從來沒有過。他們所有的人都是保守黨人，多年以來都是如此。那些懷著痛苦和悲傷投了自由黨二十年票的人們，那天晚上都露出了本來面貌，都直言不諱地招認自己是保守黨人。他們說他們再也忍受不了那種屈辱了，因此非坦白出一切不可。道出這種真相是要做出犧牲的，但不管這種犧牲有多大，他們都準備去承受它。

就連喪事承辦人戈爾戈沙·金漢姆先生都站了出來，他說這些年來他為約翰·亨利·巴格肖賣命完全是違心的。他說從一開頭起他就在心里犯疑了。他說這種疑惑一直在攪擾著他。每天晚上，他本來是可以安安心心干活的，可是諸如此類的疑慮常常突然向他襲來，使得他簡直沒法把防腐工作繼續下去。可不是嗎？就在貿易互惠政策被提出來的當天晚上，他一回到家就對他太太說出了自己的疑慮，告訴她說他覺得那簡直就是出賣祖國。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有很多很多人都說他們有過和金漢姆同樣的疑慮。特里羅尼表白說，他早已對特里羅尼夫人說過那是瘋狂之舉。理發師傑夫·索普則說，剛談到貿易互惠問題的那一天，他回家里吃晚飯，席間就對他太太說過那會置本國的生意於死地，會引進一種廉價的、華而不實的美國式發型，還會使對英國的真正的忠誠喪失殆盡。想想看，金漢姆夫人，特里羅尼夫人和索普夫人，她們對這一切已知道六個月並且這麽長時間竟沒吭一聲！我想全國還有很多很多金漢姆夫人吧。這只不過再一次向我們證明婦女不適合從事政治罷了。

瑪麗波莎那天晚上的遊行是永遠令人難以忘懷的。街上熱鬧無比，火炬燃燒，太陽神騎士團樂隊的演奏令人陶醉（除名字外，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保守黨組織了），而最叫人難忘的是滔滔不絕的演說和空前高漲的愛國激情。

人們在旅館前面搭了一個大大的講台，史密斯先生和他的主要助手們坐在上面，他們的身後旗幟如林。人們向史密斯先生獻了一大束花，獻花的是四個穿白衣服的小女孩——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四個，因為結果表明她們其實是保守黨人。

然後是發表演講。佩帕萊法官說大家沒有必要談已取得的勝利了，因為那已成為歷史，他還說由於他的官方職務所限，這兒不是他談論自己在取得勝利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的場合，因為他所做的一切從此也已變成歷史了。而尼文斯，那位律師，則說他要說的只有幾句話，因為他或許做過的貢獻如今已成為歷史，子子孫孫們，他說，會在歷史書里讀到那一切，犯不著由他自己來說，因為那已成為這個國家的歷史的一部分。其他人的演說也是同樣的調子，大家都絕對不願多談這一話題（最多不超過半個小時），理由是他們所做的一切最好留待後人去研究。無疑，他們說的，不管怎麽說，其中某些東西還是挺在理的啊。

史密斯先生呢，當然啰，他什麽話都沒說。他用不著說嘛——至少四年內不用——他是明白這一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