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風不競”語出《左傳·襄公十八年》：“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16]意謂南邊一方要輸。說明王獻之雖然年少，樗蒲水平已經不低。後文王獻之“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一句殊為難解。余嘉錫從家門是否養畜門生的角度，認為荀粲和劉惔家門整肅，不畜門生，故不致為門生所辱。因而為王獻之所慚。他說：“《法書要錄》二梁虞和《論書表》雲：‘羲之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棐床幾，至滑凈，乃書之草正相半。’《晉書》本傳略同。此羲之家有門生之證也。《魏誌·荀彧傳註》及本書（按指《世說新語》）《惑溺》篇並引《荀粲別傳》曰：‘粲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晉書·劉惔傳》雲：‘為政清整，門無雜賓。’本篇又載真長言‘小人不可與作緣’。二人之嚴於擇交如此，必不畜門生。即令有之，亦必不與之款洽。獻之自悔看門生遊戲，且輕易發言，致為所侮，故以荀、劉為愧。觀其詞氣如此，可謂幼有成人之度矣。然虞和表雲：‘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蠶後，人於蠶紙中大有所得。’則子敬後來竟不能不自畜門生。其發此言，特一時之憤耳。荀、劉二人為風流宗主，其行事播在人口，無不知者。故子敬童而習焉。孝標亦不復詳註，後人讀之，有不解其為何語者矣。”[17]諸家譯本也多從余說。竊以為此解恐未得肯綮。從故事語言環境看，王獻之的瞋目系由門生“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所起。則“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一句當承續上句，意謂與荀粲和劉惔相比，我或許可稱“管中窺豹”，但與你們這些平庸之輩相比，則不可同日而語。實際上以此表現王獻之在樗蒲能力乃至人格上的充分自信。倘按余氏所解，此事當入《尤悔》篇，而不得入《方正》篇矣。

正因為樗蒲能夠充分體現出參與者的性格和人格，所以人們常以此來評價品騭人物：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聲擲去五木。溫太真雲：“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劉註引《論語》：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世說新語·忿狷》）

“齒不合”意謂樗蒲時投擲五木時所得齒數不理想，至少是未得貴采[18]，故為袁耽所激忿。從上引故事已經看出，袁耽是視樗蒲比祖宗都要重要的人，所以難以忍受樗蒲失敗的痛苦，直抒胸臆。這在溫文爾雅的儒家觀念看來，是有失體統的。有意思的是，那個責怪他遷怒失態的溫嶠，本人也曾是屢敗屢戰的樗蒲迷，卻要對袁耽指手劃腳。這種評價正好從反面看出袁耽在樗蒲活動中對儒家人格規範的叛逆。又有人從樗蒲活動中去觀察和分析一個人的政治處世習慣，如：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鹹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雲：“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世說新語·識鑒》）

此事在永和二年（346）。其實當時李勢成漢政權已經風雨飄搖，不堪一擊。桓溫正是看到這一點，才決然進兵的。而劉惔對戰局必勝的預見，卻是通過桓溫平常樗蒲時不作無把握之事的習慣而看出的。可見樗蒲活動已經與人們的政治生活發生聯系了。

又如：

王大將軍於眾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為流涕。（劉註引鄧粲《晉紀》：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樗蒲，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淒愴之深，言何能盡！”）（《世說新語·尤悔》）

“五馬領頭而不克”即是以樗蒲為喻，說周顗已經勝局在握，如同樗蒲中的五馬領頭，但終於功敗垂成。《晉紀》中王敦參軍也是以樗蒲為喻，說周顗即將成都時功虧一簣，馬頭被殺[19]。可見故事中人們已經開始使用樗蒲活動為喻，影射人們的政治命運。則可見人們已經從樗蒲活動的勝敗難料中，看到它與官場政治命運頃刻風雲突變的相似之處。說明他們對樗蒲活動冒險和競爭精神的向往，仍然沒有跳出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和官本位的本體樊籠。

綜上可見，樗蒲這一外來的競技遊戲形式在魏晉時期得到廣泛的流行，成為體現魏晉士族文人精神風貌和文化品味的重要媒介。在儒家思想勢頹，老莊無為自由精神盛行的魏晉時期，樗蒲活動中原有的體現西域民族冒險精神的內涵與魏晉時期士族文人的人生態度融為一體，充分表現出魏晉士人追求刺激冒險、追求個性自尊、自由和放達任性的人格精神。從而體現出任何具體的文化娛樂形式都要受到時代文化總體精神制約這一文化史、社會史發展的基本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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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說始自《藝文類聚》卷七四引晉張華《博物誌》：“老子入胡，作樗蒲。”（《一切經音義》卷二五《大般涅槃經》第四卷則引作“樗蒲者，老子作之用蔔，今人擲之為戲”。《太平禦覽》卷七二六引作“老子入西戎，造樗蒲。”）王宏凱《古棋戲樗蒲》（載《文史知識》1992年第七期）一文認為此說系敷演《後漢書·襄楷傳》“或言老子入夷狄”一語而成，故不足為憑。郭雙林、肖梅花《中華賭博史》也認為此說不過意在提高樗蒲的社會地位。說詳該書第三章《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賭博與禁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
[2] 說詳《演繁露》卷六《樗蒲》，《學津討原》本。
[3] 說詳該書第三章《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賭博與禁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
[4] 《藝文類聚》卷七四，嚴可均輯入《全後漢文》卷一八。
[5] 說詳王宏凱《古棋戲樗蒲》，載《文史知識》1992年第七期。
[6] 《世說新語·政事》“陶公性檢厲”條劉孝標註引。《晉書·陶侃傳》作“樗蒲者，牧豬奴戲耳”，按牧豬奴正是對西域遊牧胡族的蔑稱。此“牧豬奴戲”可與《晉中興書》所雲“外國戲”互證。
[7]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弁言》第2－3頁，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版。
[8] 關於樗蒲遊戲的用具及玩法，參見王宏凱《古棋戲樗蒲》，載《文史知識》1992年第七期，及郭雙林、肖梅花《中華賭博史》第三章《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賭博與禁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
[9] 《藝文類聚》卷七四，嚴可均輯入《全後漢文》卷一八。
[10] 《太平禦覽》卷七五四引《庾翼集》，嚴可均輯入《全晉文》卷三七。按《淵鑒類函》（1985年北京中國書店據1887年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影印）卷三三0引《庾亮集》，恐有誤。
[11] 見《藝文類聚》卷七四引《庾翼集》，嚴可均輯入《全晉文》卷三七。
[12] 《世說新語·政事》“陶公性檢厲”條劉孝標註引。
[13] 《抱撲子·疾謬》，《諸子集成》本第149－150頁，中華書局1958年版。
[14] 《抱撲子·刺驕》，《諸子集成》本第153頁，中華書局1958年版。
[15] 不僅如此，一些帝王權貴也把樗蒲這類冒險刺激的活動作為其貴族生活的內容。像晉武帝與胡貴嬪玩樗蒲，以至弄傷手指（見《晉書·胡貴嬪傳》）。劉裕和劉毅也在樗蒲盤上大動幹戈，難分勝負（見《晉書·劉毅傳》）。因這些不在本文論述之列，姑從略。
[16] 《十三經註疏》第1966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
[17]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第335－336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18] 參見朱大渭等《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史》第十章第一節《競技活動》有關樗蒲玩法的介紹，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19] 《太平禦覽》卷七五三引《投壺變》：“三百六十籌得一馬，三馬成都。”馬頭被殺即無法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