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自由民主，就意味著這樣的制度有問題，至少是還不夠好，而貝淡寧充其量只是對東亞那邊為什麽不一樣給出了一種解釋。馬克思嘗言，一個真正的哲學，不只是增加對世界的多一種闡釋，而正是改變我們當下關聯到世界的這種既有方式。尼采亦曾強調，我們要創造新的視野，因為正是通過視野，整個世界被理解，生命得到組織。貝淡寧沒有拿出任何真正的哲學視野，來超越自由民主、重新組織我們同世界的關聯。貝淡寧說德沃金不理解東亞文化所以不同情在那邊 人權受到限制的狀況，“完全沒有認真地試圖對中國哲學有所了解，試圖去認識哪些是值得為之辯護與學習的”（中譯本頁4)。但情況是：即使德沃金了解後，他仍然可以不認同那些“東亞價 值”下的做法，除非這樣的價值能夠形成一個在規範層面上比自由民主制更好更妥善的制度。德氏的名著《至高的德性》就是以價值一元論作為基礎來論證一個基於權利的平等主義制度。貝淡寧主張要超越自由民主，超越德沃金式的權利本位的自由主義，那就必須要指出那套論述為什麽 是不可欲的或者哪些方面是不可欲的，做了哪些改變後，就會更好。

 此處我們便看到，“社群主義”的邏輯，恰恰在學術層面上制造出最偷懶的思想：它不是去挑戰，去超越，甚至不是去正視，而是滿足於特殊主義的現實視野，利用“地方性知識”來為現實既有的共同體狀態提供正當性說明一一所謂“東亞語境的政治思維”。於是，作為地理學名詞的“東亞”，成了一塊奇異的“土地”：大家在其他“土地”上出事了，侵犯人權了，逃到新加坡、 香港、大陸來生活，這裏有所謂的“東亞價值”、“東亞思維”保護你。著名的張五常教授就是這麽幹的，被美國稅務局通緝，逃回香港繼續做老大。於是，這樣的“社群主義”邏輯，哪裏是超越自由民主，而是我在“東亞”我怕誰，何懼四面大棒槌：你用人權的規範性砸我，我就告訴你， 你不懂東亞，不懂中國哲學，回去慢慢修行吧。貝教授既是東亞哲學的專家，那麽何妨去正面地告訴對方，東亞思想或文化價值中有哪些東西，“是值得為之辯護與學習的”，確實是提供出了超越自由民主的大智慧。而與之相反，貝淡寧的根本態度卻是：東亞有東亞自己的價值，即使和西方產生價值上的沖突，“西方的自由民主主義應該容忍一一如果做不到尊重一一合理的差異”（中譯本頁9)。

 相對於德沃金講“在北京認真對待權利”，貝淡寧談在北京認真對待“卡拉0K式賣淫”，這也沒什麽不可以。但認為這種東亞語境裏“禮樂賣淫的道德性”便是超越了自由民主，那超越自由民主的東西多著呢，如非洲食人部落的吃人傳統，納粹的“銷解身體式洗澡”，等等，全都徹底越出自由民主的制度性框架。若以人權的規範性質疑對方，他們也完全可以如同貝淡寧一樣， 用“地方性知識”告訴你，吃人是如何符合當地生活價值，猶太人滅絕計劃是如何符合日耳曼精神……但這裏，都恰恰涉及群的問題，人和人如何生活在一起。超越自由民主，光是一個口號沒用，關鍵看你拿什麽來超越。

若一個古典思想真的能對當下現代性的狀況提供洞見與思想資源，那它必然就不只是“東亞 的”。在其北大講座中，德沃金要求中國聽眾用建立在“亞洲價值觀”之上的相應原則來挑戰他， 正是期待看到這樣的東西。換言之，一個思想偉大不偉大，關鍵看它內在有沒有普遍性，可以回應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問題，對於人類實踐世界一一人因生活在一起而產生的問題一一提供深刻的智慧。現在許多著名學者，如汪暉、貝淡寧等，都特別喜歡用“亞洲”、“東亞”這樣的符號來談論思想。如果仔細去想一下的話，這本身根本是不通的：“亞洲”只是我們給地理大陸板塊所設定的一個名稱，這跟思想或者價值有什麽關系？它怎能作為定語，加在思想或者價值之上？你要說儒家就說儒家，說佛家就說佛家，它們跟“東亞”有什麽關系？儒家和佛家，本身都是普遍性的思想。“天下”本身就是一個universe，哪裏是只處理“東亞”的問題？孔子針對“周文疲弊”而奔走於各國，他哪裏只是捍衛“東亞”或者“齊魯價值” ？“仁”或者說墨家的“兼 愛”，又什麽時候成為一種“區域性價值”過？即使佛家主張出世，不解決人間群的問題，但它卻正是以否定性的方式，來應對這個問題；這本身，就是一個普遍性的應對。《老子》也對群的問題貢獻過他獨特的智慧“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以及前文所提到的《荀子》，等等。 這些都是包含普遍性規範方案的古典智慧。

 而今天我們身邊的這些學者，一開口就是“亞洲”、“東亞”，恰恰正是野蠻地把內在包含普 遍主義指向的古典思想變成一種特殊主義的東西，強行對應到某個大陸板塊上。被強加此等操作的思想文本，真的是冤：它們怎麽就一下子全變成了“地方性知識”（以及那些由此推出的只適合“東亞”的所謂“賢士院”等論述）？對一個文本可以形成多元的解讀，但對它本身作出如此野蠻的切割壓縮，此等“解讀操作”實是異常血腥與暴力的。在這個意義上，思想所遭受的野蠻 “壓縮”操作，不亞於手術台上的“縮胸手術”：“D cup”的身材硬是被縮切成“A cup”，然後施術者還拿著標記為“東亞A罩杯”的“中國哲學”跑出去向德沃金這些西方一流學者炫耀：只有我才懂中國思想……

 因此，關鍵不在於那些古典思想的發生學“地址”而是我們能否以及如何去激活那“豐富的資源”以之回應當下自由民主（或者說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中的各種實踐性困境。這就是德勒茲對思想文本的解讀方式：盡管古典文本埋藏在地層學的底層，但是它們卻以疊置的方式同樣存在於當下。激活思想文本，首先就是要將它去語境化，把它從發生學上的歷史框架中拉出來，讓其直接刺入當下。在這個意義上，要借助“中國哲學”的思想資源來超越自由民主，就先需要對自由民主作出一個批判性的診斷，然後去激活古代的思想文本，讓它切入當下，給我們提供新的視野。這同該思想文本在發生學上是否隸屬“東亞”毫無關系。如果南極洲曾有先哲寫過包含大智慧的文本，那麽它當下被人們閱讀並用來思考群學的問題，同南極洲抑或北冰洋大洋洲又有什麽關系？把應對人和人如何生活在一起的大智慧，野蠻地壓縮成為南極洲價值，只能解決南極洲語境的問題，這就是貝淡寧等學者所擅長的“縮胸手術”。

 最後，盡管批評了貝淡寧的“超越自由民主”論說，我仍然很讚同貝氏的看法，學者“不一定就老邁、保守和嚴肅”諸如“卡拉OK式賣淫”當然可以成為學術分析的對象。我同意貝教授的追問：“我認為學術思想常常與人們的生活經歷有很大的關系，所以為什麽不試圖對生活經歷進行反思？”（中譯本頁329)其實，很多當代哲學家（如齊澤克）的文本，就包含很多日常生活實踐的分析。然而，正如貝氏隨後所說的，“我確實承認，我們應當首要關註論點的實質。”恰恰是貝氏論點的實質，往往使我們無法由衷發出“高，實在是高”的讚嘆，而只能說，怪，實在是怪。諸如井田制與鄧小平、K歌與禮樂等等論述，均是完全憑感覺“聯系”過去的，而非學術論證。

 讀貝淡寧的著作，使我們腦海中時時被填滿這樣的畫面：一個老外新儒家，在對K房暗娼進行考察後卻大聲感嘆“郁郁乎文哉”             “哇塞，這裏都有東亞價值！”這種從K房性交易聯系到儒家禮樂教導的道德性，恐怕讓最忠實的本土儒教徒，都只能哭笑不得。（2015-04-14 愛思想網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