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歷史學家布拉特（David W.Blight）說，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世界範圍內正在經歷人類歷史的第二次“記憶潮”（memory boom）。第一次記憶潮發生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一種普遍的“世紀末”（Fin desiècle）心態。與上一次記憶潮相比，這一次記憶潮的特點是，許多記憶都與20世紀發生的歷史災難、創傷和“社會罪惡”有關，因此也都涉及是否應該和如何補償受害者的問題。然而，與此同時，商業利益正在與民族主義結成不神聖同盟，積極地對災難、創傷記憶進行“無害處理”，並將這種記憶轉化為一種光明神話。災難記憶與光明神話的並存和沖突因此成為第二次記憶潮的一個主要特點。 

（The Mausoleum of the Martyrdom of Polish Villages ）

布拉特對第二次記憶潮的觀察非常適用於最近發生在俄羅斯的“斯大林筆記本”事件。俄羅斯的“阿利特”出版社最近決定把前蘇共獨裁者斯大林的肖像作為學生筆記本的封面。印有斯大林像的學生筆記本開始在莫斯科的商店中出售。4月4日星期三，在莫斯科一家專賣教科書的大書店裏，這本筆記本賣到脫銷，購買者主要是成年人。這件事在俄國引起爭議，也在國際上受到注意。 

在俄羅斯，人們並沒有淡忘斯大林給這個國家帶來的巨大人道災難。2011年10月30日星期天，俄羅斯全國幾十個城市同時舉辦各種紀念活動，悼念斯大林統治時期遭到政治迫害的遇難者。俄羅斯學術界對斯大林紅色恐怖已有大量研究，但如何讓民眾知道和了解這些研究成果仍是很艱巨的任務。專家們的歷史研究並不等於民眾的集體記憶，歷史研究只有在公共的記憶場所，經由廣大普通民眾的參與，才有可能成為集體性的記憶。 

在紀念政治迫害遇難者日那天，俄羅斯人展開了多種紀念活動。在前蘇聯秘密警察辦公大樓前，人們排隊宣讀遇害者名單。悼念活動的主辦者之一，俄羅斯紀念碑人權組織發表聲明說，專制政權不僅僅屠殺自己的民眾，它還竭力想讓人們忘掉政治迫害的歷史，讓遇難者的名字永遠不會被人提起。因此，宣讀遇難者的姓名，不僅是悼念遇難者，而且更是否定專制政權，清除過去歷史包袱的一種方式。 

在前蘇聯軍事法庭等建築物外墻上，社會活動組織懸掛了宣傳牌，介紹了當年的紅色政治恐怖。人們冒著零上2度的低溫，排隊宣讀當年被共產黨秘密警察處決的人名單。活動參加者還在廣場上的一塊兒石頭前點燃蠟燭並放上獻花悼念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難者。 

非常重要的是，這種集體記憶並不是以對抗性記憶的形式出現的，參加者中有普通市民，學者，政界人士，也有政府官員。俄羅斯總統人權事務全權代表魯金在當天的活動中第一個登台宣讀了10名被處決人士的名單。俄羅斯總統下屬的發展公民社會與人權委員會領導人費多托夫也參加了紀念活動，他說：“毫無疑問，舉辦類似的活動十分必要。這能消除社會中的極權專制思維和行為模式。……俄羅斯在20年前就已經擺脫了極權專制，但人們的思維至今尚未告別專制社會。轉換思維方式是長期和艱苦的過程。” 

然而，也就是在俄羅斯人記憶斯大林統治的殘酷與暴行的時候，斯大林的“光輝形象”卻出現在俄羅斯學生可能使用的筆記本封面上。筆記本的封面上寫有斯大林大元帥的字樣，斯大林身穿軍服，胸前掛滿勳章，顯得神采奕奕。“阿利特”出版社領導人表示，他本人對斯大林沒有好感，但斯大林是歷史的一部分，不應因為斯大林的錯誤把他從歷史中一筆勾掉。 

“阿利特”出版社說，斯大林筆記本是他們推出的“俄羅斯偉大人物”筆記本系列中的一本，被用作封面的其他歷史人物還包括：葉卡傑林娜女皇，蘇聯火箭和航天之父科瓦廖夫，抗擊拿破倫的俄軍統帥庫圖佐夫，以及作曲家拉赫馬尼諾夫。他們還承認，斯大林是一個“矛盾的政治人物”，他一方面處決了64萬人，把數百萬人關押到勞改營中；而另一方面，他又建立了發達的蘇聯工業和在世界上非常強大的蘇聯軍隊。俄羅斯人懷念帝俄和蘇聯帝國的昔日輝煌，這是商業利益極可以利用的消費者心理，正是民族主義這個誘人的神話，為“斯大林筆記本”提供了漂亮的包裝。 

商業炒作利用後記憶的機會和可能要遠遠超過利用記憶。極權災難記憶是有過親身經歷的個人所保留的，他們的災難記憶是心理學家夏克特（DanielSchacter）在《記憶的七宗罪》（The Seven Sins ofMemory， 漢譯為《你的記憶怎麼了》）中所說的“糾纏”（persistence）記憶。夏克特就此說明道，“任何一種痛苦經歷，像戰爭、暴力襲擊、……拷打和殘酷的囚禁，它們所產生的主要影響就是導致持久的記憶。……來源於災難性事件的令人痛苦的記憶，通常會造成生動逼真的永恒形象。有時一件痛苦經歷中的一點特征會永遠留在記憶中，而所有這些都是幸免於難的人希望忘掉的。”令人痛苦的記憶隨時有可能“通過某一種感覺而產生，但是視覺記憶卻是最常見的。”像斯大林像這樣的物品，它在斯大林統治受害者眼裏不會是一張漂亮的畫像，而是會給他帶來痛苦記憶的刺激物。商業炒作很難成功地向他銷售這樣的產品。 

極權災難的後記憶主要是由那些沒有親身經歷過這一災難的人們所擁有的。後記憶的重要特性之一便是必須借助社會、文化性質的，而非個人親身經歷的“集體記憶”，記憶研究稱其為“語義記憶”（semanticmemory）。災難親身經歷者的災難敘述要傳承給後代，並在後代中形成後記憶，必須在社會中存在一種能保留災難記憶，並為此記憶提供意義指向的語義環境。惟有這樣的語義環境才能為曾經發生在個人身上的具體事件提供了一個可理解的語境。語義記憶需要借助敘述的形式，如文學作品、回憶錄、口述史、日記、歷史記敘。語義記憶還需要有公共的“記憶場所”（memory sites），如博物館、文物、紀念日或人物、公共論壇和刊物。在災難語義記憶環境不良或嚴重缺失的社會中（如中國，那裏的“反右記憶”、“大饑荒記憶”、“文革記憶”都缺乏記憶環境），災難就可能被淡化或甚至美化，災難的後記憶就可能變成一種懷舊，就連一些還活著的，部分親身經歷過災難的人們都不例外。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這是因為，災難，尤其是殘暴壓迫加徹底洗腦的極權災難，會極度扭曲人性，包括人的記憶方式，在壓迫和洗腦下長大的人們，連懷舊都是被扭曲的。不應該把這種扭曲的懷舊簡單地理解為對“文革”的懷念。對於一些成年人來說，保留毛主席像章、紅寶書或別的“文革”物品、哼唱語錄歌或樣板戲、看新版革命作品的“紅色經典”，一旦被鼓動，發瘋似地“唱紅”，都是一些懷舊情緒躍動的征兆。但是，那些沒有親身經歷過文革災難的年輕一代，甚至幼兒園、小學的兒童，他們的“唱紅”，那本身就是文革時代教育的重演。 

在俄國人對斯大林統治的後記憶中，“斯大林筆記本”只是一個小小的插曲，然而，它已經在俄國引起很大的爭議，許多知識分子、媒體人士，甚至政府工作人員能夠站出來予以批評，或者公開與它撇清關系，這說明所謂的“斯大林熱”並不能以發生在中國一些地方的“毛熱”來比擬。這也說明在俄國有著不同於中國的災難語義記憶和後記憶環境。就連這個“斯大林筆記本”的出版者也不敢公然為斯大林歌功頌德，在這個筆記本的背頁上有一個關於斯大林的說明：他確實成功地領導了蘇聯的衛國戰爭，但是，他也確實屠殺了千千萬萬無辜的蘇聯公民。被納粹侵略者屠殺，還是被自己的政府屠殺，對於個體受害者來說都是災難的極限。極限的災難是沒有區別的，都是由反人類的罪行所造成。為這些罪行，受害者們付出的是同樣的血淚，他們堅持不肯放棄的也是同樣性質的災難記憶。（愛思想網站 2012-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