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聽風暴》與後極權社會趣味心理學報告
——《別人的生活》（《竊聽風暴》）品味之二

前東德，午餐時間，小夥子走進國家安全局餐廳坐下，他也沒看看左右都有什麽人就說起關於總書記昂納克的政治笑話。“早晨，昂納克進辦公室，他對太陽說，早晨好。太陽說：你早。中午，昂納克對太陽說中午好，太陽說中午好。晚上，昂納克說晚上好。太陽不說話了。”這時，他註意到大家沒反應，他這才忽然註意到旁邊坐著庫爾威茨上校。小夥子一下就憋住了，他結巴著對上校說：“啊，我沒註意到，您……”上校嚴肅地問他“你叫什麽名字，哪個部門的？”小夥子老實地回答：“情報一處的阿道夫·史蒂樂”。庫爾威茨上校：“想到部長辦公室去談話嗎？”這裏的情景讓我一下想到2006年中國四川彭水的詩歌案。1985的東德還沒有手機短信這一類可以用來散步謠言、侮辱上級的惹禍根苗，可小夥子不知道自己要為這公家餐廳裏的輕率說笑付出什麽代價。庫爾威茨上校看著嚇得結巴的小夥子，冷著臉。可是，他不經意地捂住自己的臉，再仔細看看，他是在憋不住地笑。原來，他是在欣賞小夥子的窘態——他不是認真地要教育小夥子必須尊敬領導人，他是在跟小夥子逗樂。上校臉都紅了，他終於憋不住笑起出來。他對小夥子說：“不要緊，接著說，還可以改進，昂納克講話是這樣的。”他學了一句昂納克的講話，大概是比小夥子學得還像，大家笑起來。

我自己曾經有一次在中央電視台學周恩來先生的口音講話，當即就被朋友聽出來，很是得意了一陣。在今日中國，許多朋友圈子裏都有一兩個模仿各個時期最高領導人口音的天才，我們在聚會時經常看到這類表演是可以出節目的。電影裏，安全局餐廳裏的氣氛一下松快了。在這樣的鼓勵下，阿道夫·史蒂樂說完自己的笑話：“太陽說，我為什麽不說話，你知道嗎，我都忍了你一天了。”庫爾威茨上校不但跟著大家一起笑，他余興未盡，自己也說了一個：“知道昂納克和電話有什麽共同之處嗎？都是拿起來，撥出去。”看來，他自己也對這類笑話感興趣。

這是德國影片《別人的生活》中一個有趣的段落，它跟主線情節並無直接聯系。但從劇作上來講，這裏的戲劇情景設計輕巧，挖掘深入，寫得很有功力。編導把這麽一個小閑筆寫得富有張力而峰回路轉，這種十分有意味而與影片敘事隱隱勾連的“閑筆”在影片中還有好幾處。作家偷偷請鄰居大媽幫助系領帶和主人公奧普曼·威茨格爾在電梯裏遇到一個拿著足球的小孩都是這類看似對敘事沒有用而寫出重要轉折或者戲劇張力的筆觸。

這一筆對交代影片的政治氛圍，準確地定位主角行動於其中的境遇是非常重要的。根據這個場景，我可以清楚地認定：1985年的東德是一個後極權社會，在那裏，恐怖余威還在維持，但政治禁忌已經松動，苦心建立起的文化觀念、反覆灌輸的意識形態已經接近坍塌。

在納粹時期、斯大林統治的前蘇聯時期人們所處的是極權主義社會。在這種制度下，國家的一切資源徹底被最高統治者所掌握，統治者的統治範圍不僅僅局限為政治、軍事等傳統領域，而且對經濟、思想、文化、甚至日常生活都要嚴密控制；全體社會成員不但被剝奪一切最基本的權利，而且還必須無條件地參與到統治者的意志中去。在那種社會，我們必須根據統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生活、結婚、做愛甚至死亡，沒有任何個人選擇的余地；如果拒絕參與或者僅僅是不積極參與（有時甚至是僅僅被懷疑不積極參與）那個意志，就必然要受到迫害甚至鎮壓。而影片《別人的生活》描繪了一個後極權社會，在這種統治下，雖然人民的權利也常常遭到踐踏，但是，統治者的統治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後極權社會的統治者通常只求掌握政權、軍權，以及一部分財產權，卻掌握不了人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後極權社會，人民有一定的自主權利和選擇權利，統治者也允許人民的意志與自己的意志有差別。這時候，行動和思想的空間大了，自己的話語也隨處可見，包括在許多官員的言談中。這時候，你自己要遵循那無人看守的規矩、你自己要在那不是金箍棒而是小孩在沙土地上畫的圈子裏走動那只能說是你自己願意、這大多不是由於被迫、避險而是由於思維的懶惰、逃避自由的天性，由於我們行為的慣性造成的“路徑依賴”。

1985年，我來到北京開始讀研究生，那時節，各種思潮混亂而活潑，充滿禁錮而又沸騰喧囂。我們雖然還無緣捧讀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但是我們每日在瘋狂地掃視著印刷粗糙的世界名著、搜尋著文革時期高幹享用的灰皮書、白皮書。藉此，我們認識了布萊希特、卡夫卡、小庫特馮尼格、雷蒙·阿隆、薩特、卡繆、尼采、海德格爾、托馬斯·庫恩、費耶阿奔得，爭論著《1844年政治經濟學手稿》時期的馬克思。我們設法觸摸西方經濟學那《看不見的手》，我們在崇拜科學和理性，但是又在警惕《對科學的傲慢與偏見》，而所有這些又都是歸於一個焦點：探尋中國社會《在歷史的表象背後》的線索，那時候我們秉持著一種受虐的恐懼和臣服認同了對中國歷史那“超穩定結構”的闡釋話語。

《別人的生活中》描寫的是 1985年的東德，對這種社會氛圍，我感到一種浸透身心的熟悉和富有質感的肌理觸覺。從中，我們看到恐懼、權力和無情的幹涉都還在有力而富有生命力地持續，但是從這個國家機關餐廳裏的政治笑話，從大家對待這些大不恭的政治笑話的態度，我們看到長城已經坍塌了。準確地描繪這個社會氛圍對這樣一部現實主義風格的電影十分重要，它給定了主人公們活動和選擇的富有質感的環境，也給定了他們做出選擇的境遇。這個境遇決定了奧普曼·威茨格爾行動的自由和責任都比典型的極權主義社會要大大增加。這也是給他後來能夠稍微冒些許危險去按照自己意願做事提供一個可信的、具體的社會現實關系。

這個餐廳笑話段落還引起我註視另一個問題。這時候並沒有部長在場，庫爾威茨上校表現的就是自己希望在同事中留下的印象。問題是他和下級為什麽不約而同地喜好逗樂，庫爾威茨上校為什麽要那樣一波兩折地“秀”自己的幽默感。從個體官員來說，他們為什麽要冒著依然還存在的不大不小的危險說這些政治笑話，他為什麽要嘲笑自己所從事的事業、嘲笑自己本來應該效忠的最高領導？從《別人的生活》這部影片中我們看到，這些大小官員是在大家一起說，上下一起說。我們也看到，這並不妨礙庫爾威茨上校在電話裏向總書記保證找出撰寫暴露陰暗面文章的作者。這種餐桌上的政治風波對我們中國觀眾一點不陌生，因其參與者位極人臣者和販夫走卒屆有、思想解放先鋒、論題關乎大體曾被一位著名學者稱為“餐桌上的政改風暴”。我們看到高級官員用笑話、短信和公開發言中的個性話語表現自我（例如前總理“面臨萬丈深淵、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之類的表述），但這種話語經常是以向他們所效忠的那個體制和話語規矩顯示異己之心為新奇點和差異點。為什麽出現這種矛盾的情況，我的解讀是：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麽，他們在有意地對這個體制、這一套僵硬的政治話語表示一種異己態度、間離態度。為了表示自己不那麽逆來順受、不是那麽混沌無知，為了表示他們自己的生存狀態有那麽一點牛氣，為了使自己的存在稍微多一點點自覺，他們犧牲了自己所服務的那個體制的尊嚴來表現一下自己的幽默感。但是，就庫爾威茨上校在影片裏的其它動作來看，他這裏的幽默感是對犬儒主義的公然肯定而不是象奧普曼·威茨格爾那樣準備做出自己的行動來改變自己的生存本質，來完成自己對自己的救贖。他說些政治笑話只是為了表示自己對那個體制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權力話語有所認識，他要明確地表明自己與那一套思想和話語的間離和自覺。

聯系我們周圍的社會現實進行觀察，這種用幽默表示出態度的行為方式和心態很有研究價值。這種犬儒主義指導下的自覺會導引出什麽生存選擇因人而異，千差萬別。庫爾威茨上校多次提醒奧普曼·威茨格爾，對作家的監視對他們兩人的地位、升遷影響巨大。我們看到，庫爾威茨上校還在向博士銜上校進軍，他花200馬克買來一篇論文，《論對藝術界各種性格類型意識形態異己分子的監控標準》。不僅如此，他還非常具有“歷史感”地勸告奧普曼·威茨格爾：對這種人不能多接觸，因為你會被他們紀錄下來。我們看到，犬儒主義的心知肚明和看破紅塵對於一個人的生存選擇和權力感、金錢的取舍來說影響怎樣是多向的，很多時候是靠不住的。後極權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在信念坍塌之後絲毫不妨礙清醒而瘋狂地奪取金錢或享受權力。在監視作家的行動失敗後，庫爾威茨上校在現實利益目前失去了他的幽默感，他把奧普曼·威茨格爾派發去拆卸公民的信件：“今後20年，你都將在那裏拆信。”他非常怕自己被作家們記錄，但是歷史還是被紀錄下來了。他發出讓奧普曼·威茨格終生拆信的命令是1985年3月11日下午3點過後不久，4年零5個月之後， 1989年的11月9日，柏林墻被人們踩塌了。奧普曼·威茨格和幾個工作人員聽到這消息，他們平靜地起身，走出了那間灰暗的拆信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