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曲藝家協會黨組書記、全國政協委員姜昆以發言和提案形式要求對惡搞和低俗進行“齊抓、共管、治理汙染”，此建議引起網絡、報刊和民間的熱烈討論。從語言邏輯和情理上看，他提出的“治理汙染”顯然也包括德雲社和相聲界的所有人，姜先生不可能只對網絡和電信的惡搞提出治理而為相聲劃出惡搞的自留地。姜昆先生思考了一個頗為重大的藝術問題和政治理念。

從文藝學上界定，搞笑或者說惡搞其實就是利用觀眾對以往藝術作品、當下話語或者社會現象的熟知，使用相關、沿用、變形、嘲笑、改寫等手法來制造幽默。這種手法時常在原有的作品或者話語之上添加些許新的作料或者重新翻炒，這樣往往讓讀者產生陌生感之後稍作聯想，於是發出會心的笑聲。必須承認，這種手法有許多時候是用新形式給我們帶來某種驚訝和一些不悅甚至不舒服，但它也引起愛好者的思考和愉快。這些就是大家一般都把它視為創意的原因，也是它時常被人用很有些貶損、批判意味的“惡搞”來形容的道理所在。

瀏覽古今中外的藝術史，惡搞可是遍地風流。金聖嘆算一個搞笑的老師爺，此人沒正經說笑的時候居多。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就是對中世紀騎士文學的惡搞。如果要論當代藝術的惡搞源頭，大概可以數法國的馬賽爾·杜尚，他在1919年用鉛筆把《蒙娜·麗莎》畫上了左右兩撇八字胡須，還在畫中人的下巴上惡塗了一筆山羊胡子。就這三筆胡子，不光使那一紙古典名畫的印刷品價值連城，也造就了當代藝術的經典。要論惡搞，相聲創作者可以說是職業大師和必須惡搞的賣笑謀生者。筆者這裏的“賣笑”就有利用雙關來惡搞的意思。蘇文茂先生曾經在相聲中說要把《汾河灣》的唱詞“改一句計劃生育內容的”，那說詞就是惡搞的一個成功的典範。也是咱們國，香港的許多電影人也用惡搞的手法點燃了許多創意的火花。《喜劇之王》、《買兇拍人》、《麥兜故事》都創造了搞笑範例。以搞笑、惡搞為招牌賣點的《武林外傳》獲得了電視劇飛天獎，這說明我們的社會已經在對話、交流中懂得了寬容，懂得了在遊戲的地方按照遊戲的規矩來。再認真說一句，笑聲真的很難區分出是“灰色”還是“黑色”，筆者實在不知道姜昆先生提案中要警惕的“黑色地帶”是指哪些藝術作品。但看看世界各國和香港的文學和電影，“黑色幽默”都是重要藝術風格。科恩兄弟的《冰雪暴》、《老無所依》，杜琪峰的《暗花》、劉偉強的《無間道》，這一類“黑色電影”可是為奧斯卡獎和香港電影爭得了不少光彩和銀兩呢，也都成了作者和當地文化人願意顯擺的亮點和勳章。

說這一堆搞笑的經典或者不入流的惡搞也許是筆者趣味低級，但我的真心就是想認真嚴肅地、大聲疾呼地說一個道理：笑聲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力量，是我們的重要文化資源和寶貴精神財富。郭德綱和姜昆們曾經把我們說得哈哈大笑，這當然是我們的娛樂消遣，是我們的輕松愉快，同時也是我們的文化資源，是我們的心理自信，是我們的文化檔次。允不允許笑，會不會笑，是一個民族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指標。作為營造笑聲的大師，姜昆先生應該比大家更知道，在世界各國的文化中，幽默都是正面的價值觀。在很多場合，說一個人沒有幽默感大概不止是說你這人沒有藝術感覺，往往跟說這人反應遲鈍、毫無趣味、毫無品味差不多。所以，一個職業搞笑、賣笑的藝術家，一個造笑藝術家們的領導者提出用行政手段管理笑聲，取締惡搞，實在是一件很搞笑但又讓我們笑不出來的事情。

不管是不是職業營造笑聲的人，我們都應該看看周圍，想想當下。我們的社會到底是過於輕松、太勇於諷刺、幽默笑聲太多以至於大家都沒正經導致社會文化亂做一團了呢，還是個個敏感、時常緊張，由於不會幽默、不敢幽默而笑聲稀缺呢？

 也許，姜昆先生和許多人一樣不喜歡“灰色”，不喜歡搞笑，這又不是罪過，去聽別的創新嚴肅宣傳教育相聲、讀別的嚴肅小說就結了。但怎麼對待自己不喜歡的藝術趣味和言論腔調是有講究的。在世界多數地方，藝術活動都是被歸入言論自由的領域，今日中國的領導人也多次倡導法制、憲政理念；這些多少都在講究用憲政精神調節個人趣味。大致來說，只要不違法，就要允許。你感覺不舒服，非禮莫視便罷。隨便將各種笑聲或者不如自己意的言論打入黑色，要求用強力、權威來清除，這既是我們封建專制權威心態的遺留又是被權威電擊之後的創傷。如何區分香花毒草，要不要區分香花毒草，在憲政理論也算是早已解決的問題，就實際生活中的處理說，中國和世界都早有經驗，一般是事後處理，實在不能和氣生財的，還有法律調節。對於眼下姜昆提起的搞笑和灰色一類藝術活動，絕對不能首先想到行政管理，更不必再“成立一個專門機構”還要“其他相關部門積極配合”來實施行政或法律懲治。（收藏自2008-04-04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