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余華的《兄弟》回憶《活著》

這兩天看余華的《兄弟》，也能挑出些毛刺來。對他有些簡單重覆的筆觸不是很有感覺，其中有的文革境遇也感到寫得有點簡單地誇張，有點概念化。 但是我讀這本小說讀得確實很來勁。喜歡這篇東西的老實敘事，喜歡他寫畸形年代殘酷生活時能讓我笑出聲來。盡管余華每每用些比較狠的筆觸，有點強迫我回憶的效果，我還是願意，因為他是用逼人的真實來逼著我回憶。對於余華一貫性地喜好營造流血場景和用殘酷意象刺激人，我稱之為“血腥寫作”。這是他從《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等作品就一貫延續的東西，可以算作他在作品中的個人風格簽名。這些血腥、殘忍內容不是給我唯漂亮主義的愉悅，而是讓我被醜與惡的展現所感動、所刺激，之所以感動我是因為這種強化描寫有對真實境遇的把握在下面托著，就我這樣的讀者而言，是因為在閱讀時有堅硬的歷史記憶和鮮活的現實聯想在下面托著。文本深處的真實性使這種隱藏的風格化敘事不像在許多其他作家和電影導演手上那樣成為一種在現實隔壁的花哨舞蹈。讀余華的東西，敲打我最有力的還是對我們集體記憶的挑動和變形展示。看《兄弟》勾起許多記憶，那是被剪裁掉的人民記憶：饑餓記憶、恐懼記憶、受暴力摧殘以後又去施暴的記憶、被推出“人民”成為非我族類的異己分子的噩夢記憶。余華挑起了我對那些“陽光燦爛的日子”的記憶，那些日子是有眩目的陽光在天空中照耀，可後來我才看清那是多麼灼人的毒日頭啊，原來，那是精神原子彈爆炸後閃起的刺眼白光。

這才忽然想起，看電影《活著》也有重新收拾記憶的觸動。那是上個世紀的事情了。在那個90年代初期，我的大腦正處於電擊受傷以後的被迫性遺忘狀態中。那種遺忘，半是受強力打擊以後的被迫遺忘，半是出於本能和清醒意識的保護性主動麻木。那時節，我讀到了《活著》，看到了《活著》。

我看到電影《活著》，是和全國人民一樣在影碟機上，先是VCD，後來又買到了DVD。可至今想起來還要頓足捶胸，我曾經有一次看到《活著》電影膠片放映的機會。1994年春季，4月的一個星期三的晚上，我供職的電影學院在洗印廠禮堂放映了《活著》。那天張藝謀和鞏俐、葛優等人去了，演小啞巴的那個小女孩也去了。他們是跟學生、老師們一起從後頭的門進去。去的人比平時教學看片人多，走道階梯上都坐著人，看完了大概是同學們感覺還不錯，大家都站起來鼓掌。看完了，主創、明星和滿場的同學老師就那麼走了。這不像平時，一般校友回來放作品，總要上台跟大家說幾句，讓同學們提點問題，大家一起扯一扯，出名的校友就更是如此。一、兩天就傳出話來，那片子在中國大陸除了放給審查官員看之外，就放那一場，以後不能放了。我那天好像是在外頭忙一個掙錢的事情，居然沒得到《活著》來學校放映的消息，自己氣得很。

後來看過碟片才去讀小說《活著》，覺得電影居然改得比小說還好。這在對大家名著的改編中是十分罕見的情況。電影比小說實在了很多，以張藝謀那樣的形式張狂和愛好極端，這部電影講事情的風格居然比小說內斂很多。沒有那強烈的色塊，沒有奇觀性的構圖，幾乎是看不見的剪輯和表演。配樂多數時候就用一把板胡，簡單的煽情，打中了我心中什麼地方，悲切的旋律拉得我鼻子發酸。葛優憑這個片子拿嘎納影帝，拿得實在。以後的《卡拉是條狗》裏葛優演的老二，就好像是福貴來到了機車廠。在《活著》中，余華在緊要處還是很愛用他的“血腥寫作”。

余華的小說裏頭是有打架、死人，有拿菜刀敲斷死屍小腿骨放進棺材這樣的殘酷物語，但那不是香港電影那種化暴力為浪漫，化暴力為形式舞蹈的“暴力美學”。那也跟革命敘事中寫暴力兩樣，革命敘事中寫暴力是寫暴力的合法性，寫暴力的道德制高點，營造革命群眾對暴力和血腥的崇拜，《武訓傳》沒有寫暴力至上，還有受到了“改良主義”的批評。余華的“血腥寫作”讓我讀了渾身起涼意，給我一種浸透骨髓的恐懼，它是我心靈的撥弦板。影片《活著》洗掉了余華的血腥寫作，留下了對境遇的冷靜呈示。《活著》的故事講述和人物表演、鏡頭處理都實的很，老實得讓評論家沒說頭，但裏頭的境遇和人的狀態非常實在，真實得緊。到那個93年之前，這種老實的現實主義在中國大陸是被我們有意識地給剪裁掉、遮蔽掉的，叫我說，這種現實主義跟鄧麗君的歌曲一樣，在這裏，它們是先鋒文化。最近許多人讀《兄弟》，有個書評人蕭三郎就說那是“笨拙的現實主義”，這個評說在有的作家和大腕評論家看來可能是貶低，我覺得誇得在點上。

說巧也不巧，第五代的三位主將在1993年上各人都拍了一部巔峰作品，都用歷史時間延續的線性結構，都用了老實笨拙的、這裏觀眾已經久不見面的現實主義方法，這三部作品讓我看到他們作為創作上的一個風格流派還活著。我和許多朋友聊天時總愛說：九十年代的這三部作品很有點重寫史詩的意思，這三部歷史反思的作品標志著第五代從形式革命走向了內容革命，這個藝術創作的高峰他們至今沒超過。我擔心的是，他們以後三兩天且難超過這三峰鎮：《活著》、《霸王別姬》、《藍風箏》。

這三部影片是八十年代的思想放松和藝術探索慣性向前沖擊的產品，它們在那個90年代初期讓我重新有了記憶，重新敢去回憶，重新鼓起勇氣去跟遺忘打拼。看了那些電影，讀了余華的那些小說，我再次隱隱地覺得，盡管被動和主動地閹割記憶，但是有些事深深埋在老百姓大腦皮層的什麼地方，要抹掉難得很，催眠並不能保證成功。也許是因為有了沈重的記憶，有了堅挺的內容，有了清晰的現實，第五代三位主將那次才不再沈迷於飛揚的形式舞蹈。有電影評論家覺得那是向大眾熟悉的情節劇模式妥協，我卻把《活著》等片子看成是腳踩中國現實的踏實前行。那時節，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正忙著跟國外大學裏的左派接軌，著急地用“後現代”“後殖民”來描寫和嫁接我們的生活，這種嫁接的“後主義中國說法”讓許多學子做出了美麗、圓滑的話語狂歡，但我在時常在他們的字裏行間看出硬做歡顏的樣子。可《活著》這三部影片讓我們看看自己：我們用什麼樣的堅韌去過那些硬梆梆的前現代慘痛生活。

其實，電影《活著》寫的不是“人民”的記憶，小說比較容易寫成作為類的“人民”，或者寫成在中國知識分子話語中頗有抒情意味的“大寫的人”。到了電影中，因為它是由具體的人演的，它一定是具體的形象，電影比較容易塑造出所謂典型化的“這一個”，我們看到的是福貴/葛優的歷史經歷，看到的是福貴/葛優撒尿時被嚇得哆嗦，看到的是他的恐懼和幸運、他在活著，沒看到人民。

現在我寫字時盡量不用“人民”這個詞，因為這個詞在我們的語言中是政治的，是劃分階級的，是用來把人分成類的。不肯用這個詞跟我們人民生活中的噩夢記憶有關，在文革前後的許多中國歷史上，是不是“人民”跟你的項上人頭有關。但是，看《活著》，讀《兄弟》我真的在心裏念叨，人民是有記憶的，記憶是不是我女兒在作業本上寫的錯字，輕易塗抹不掉的。在與遺忘所做的鬥爭中，人民不一定就輸。我從心裏期盼，用不了多久我能在電影院裏看《活著》，用膠片放映的。為了帶著記憶和思考的欲望看《活著》，我反覆提醒自己，有記憶，我才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