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再來看“一帶一路”戰略，其實際的展開過程，因國際政治的博弈與互動，也許會與人們起初的設想有很大的差別。但其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在此過程當中，中國的活動逐漸推動著世界秩序的普遍化，克服現有國際秩序的形式正義之下掩蓋著的某種實質不正義，從而最終真正實現超越單個國家之上的普遍秩序，增進國際社會的普遍福利。

 這就是“一帶一路”戰略的歷史哲學意義。

 “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 參見馬克思：“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9頁。

 [荷]格勞修斯：《戰爭與和平法》，何勤華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3頁。

 同上，第38頁。

 [荷]格勞修斯：《論海洋自由，或荷蘭參與東印度貿易的權利》，馬忠法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頁。

 同上，第9頁。

 [荷]格勞修斯：《戰爭與和平法》，第32頁。

 格勞修斯認為，“根據自然法，在財產權被引入之前，每個人都有權使用他所發現沒有被占有的任何東西；在法律被制定之前，每個人都有權通過武力報覆其所受到的人身傷害。”（《戰爭與和平法》，第35頁）自然法之下人們可以有某種對於人與物的權力，但它與成文法意義上的那種財產權和自由權並不是一回事。

 參見[美]約翰·魯傑：《多邊主義》，蘇長和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17頁。

 參見[美]奧恩斯坦、埃爾德：《利益集團、院外活動和政策制定》，潘同文、陳永易、吳艾美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1年。

 比如人們曾經批評張伯倫的綏靖政策對於二戰的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如果我們把情境還原到局中人的位置，則張伯倫的政策實際上正是反映了各種微觀博弈的均衡結果，也反映著當時英國人的普遍心態。在德國還沒有真的燃起戰火的時候，英國的政策生成機制不會做出超出刺激力度之外的反應，於是看起來英國對於德國的應對便是極為笨拙而又遲緩的。但我們更應看到，一旦德國真的發動了戰爭，刺激力度陡然提升，則英國也能迅速地選擇出丘吉爾來形成新的應對政策；一俟德國失敗，則丘吉爾又被選下了台，反應仍然是與刺激相匹配的。在人們感嘆英美總能在正確的時間把正確的人放到正確的位置上的時候，也必須看到，丘吉爾與張伯倫，不過是同一體制面對不同的世界環境時的兩種呈現而已。頌揚丘吉爾的偉大抑或貶斥張伯倫的糊塗，都不是對於英國體制的恰當理解；讚美其應對的得當，便必須接受其應對的緩滯。

 [美] 托馬斯·巴尼特：《五角大樓的新地圖：21世紀的戰爭與和平》，王長斌、湯學武、謝靜珍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年。

 [美] 托馬斯·巴尼特：《大視野大戰略：縮小斷層帶的新思維》，孫學峰、徐進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年。

 [美]托馬斯·巴尼特：《五角大樓的新地圖：21世紀的戰爭與和平》，第30頁。

 下面對於陸地國家與海洋國家之差異的敘述，是一種純理想型的敘述，真實的歷史過程要比這覆雜得多，這裏不過是為了指出一些關鍵的原則性差異而做的極簡化處理。

 斯密便曾經說過，“通過擴展殖民地漁業來增加我國航運業和海軍的力量，似乎是我國議會經常懷抱著的一個目的。”參見[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149頁。

 “我們也許可以想象一個從帝國俄羅斯到荷蘭共和國的連續體，從俄羅斯成長出臃腫的國家機構來從龐大的但沒有商業化的經濟中謀取武裝人員和軍事資源，而荷蘭共和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海軍、擁有在由城市為主的省份臨時批準基礎上的自己的武裝力量、容易從海關和國產稅上收取稅款，而且從來不需創立龐大的中央官僚機構。在這兩者之間，我們可以放入像法國和普魯士的例子，在那裏，國王們有權利用農業和商業資本主義，但是為了獲得對其軍事活動的支持，不得不和強大的地主們討價還價。從長遠來看，軍事對人力、資金和供應的需求增長如此之大，以致統治者們也要和大多數人口討價還價。”參見[美]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魏洪鐘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第105頁。

 參見R. Robinson and J. Gallagher,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1814-191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August 1953.

在國內幾個期刊網上檢索“中亞”、“極端主義”幾個關鍵詞，可以見到大量關於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相當多的實證思考。但是既有的研究多還是就中亞來論中亞，未能將視野展開到一個更大的背景之下，這是其不足之處。

 於此可見，所謂陸地國家抑或海洋國家，並不單純是指其地緣狀況，同時更是指其國家的世界秩序觀。所以，即便是島國，也可能是個陸地國家，比如二戰前的日本；即便是位於大陸，也可能是個海洋國家，比如16、17世紀的荷蘭。

 參見[美]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264-285頁。

 [美]托馬斯·巴尼特：《大視野大戰略：縮小斷層帶的新思維》，第198頁。

 同上，第189頁。

 [美]托馬斯·巴尼特：《大視野大戰略：縮小斷層帶的新思維》，第164頁。

 （原載於《俄羅斯研究》2015年第3期）

 （作者單位：外交學院，外交學系）（收藏自2015-08-27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