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16日在北京宣告開業。這說明，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戰略與諸如設立亞投行等機構的相關倡議，已初步取得成功。從另一個層面看，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的發展進程顯示，中國已漸漸具有了西方所稱的“思想領導力”，即制定國際經濟政策章程的能力。下文將分析這兩個方面密切相關的原因。

 一帶一路在亞洲之外也頗具影響力，並凸顯著其重要性。歐盟最近順應中國早前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推出了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的“容克計劃”（Juncker Plan）。歐盟負責就業、增長、投資與競爭力事務的歐委會副主席於爾基·卡泰寧(Jyrki Katainen)訪問北京時強調了一帶一路戰略下的中歐經濟融合。中國與歐盟成立了一個包括歐委會與絲路基金（the Silk Road Fund）專家在內的聯合工作組，推進此項工作與其他形式的合作，以支持中國的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政策。

 歐盟希望“容克計劃”對接一帶一路的原因顯而易見。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與歐盟的經濟表現對比鮮明。從2007年第三季度至2015年第三季度的八年間，歐盟GDP總增長2.7%，即GDP年均增長率為0.3%。同期中國GDP總增長88.8%，即GDP年均增長率為8.3%。也即是說，中國的經濟增速是歐盟的近28倍。

 中歐經濟表現差異巨大的原因毫不為奇。最新數據顯示，從2007年至2014年，歐盟GDP增長所有組成部分的增長率均低於2007年水平，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2%。同期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10%。歐盟經濟因為投資下降而陷入停滯，中國經濟因為投資增長而快速增長。“容克計劃”擬通過新增3150千億歐元的投資資金，主要用於基礎設施建設，以解決歐盟的問題。

 在此背景下，諸如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urence Summers）與《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等西方知名經濟分析人士也認為，基礎設施投資是金融危機後西方擺脫增長放緩的關鍵。薩默斯呼籲“趁當前經濟減速期，更新與擴建我們的基礎設施”，沃爾夫則呼籲“大幅增加公共投資”。“容克計劃”是歐盟照此方向邁出的的第一步。

 顯然，歐盟新推出的“容克計劃”理念與中國早前倡導的一帶一路理念有所重合。稍微有所不同的是，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理念，聚焦於基礎設施與貿易。

 二戰後直到創建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前，美國主導的所有貿易倡議，重點集中在關稅和法律改革。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理念，以基礎設施投融資作為核心要素，體現了中國在“思想領導力”方面的創新。

 盡管受到美國的反對，中國的新式倡議還是取得了重大成功，繼英國決定加入亞投行後，歐洲其他國家也加入了亞投行。涉及更多歐洲國家的“容克計劃”應運而生，與一帶一路趨同的理念也為中歐經濟融合發展提供了基礎。

 乍看起來，“基礎設施與貿易緊密掛鉤”的理念不是先由西方提出來，可能會顯得奇怪。貿易與投資兩者相關性所帶來的積極正面影響，在經濟學上早有論述。哈佛大學薩克斯（Jeffrey Sachs）和華納（(Andrew Warner）兩位教授對開放型經濟優勢所作的研究發現：“開放型經濟體投資占GDP的比重明顯較高，其投資增長率高於世界平均水平5.4個百分點。”中國倡導的亞投行與一帶一路首次明確將投資與貿易掛鉤，體現中國具有“思想領導力”。

 第一個方面是實踐——中國國內經濟結構相較西方具有優勢，這是由於中國吸取了西方教訓。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向奉行“私企好國企壞”。因此，薩默斯、沃爾夫等提出的“由政府主導基礎設施投資”的建議，從意識形態層面遭到了強烈的反對，同時西方也幾乎不存在這樣的結構，足以實施此類政策。

 中國則正好相反，正如十八屆三中全會重申：“我們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中國經濟結構是由國企與私企組成，不過國企占主導地位。因此，國企能在基礎設施投資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與中國的實際優勢相並行的是，中國經濟學家開始創建以基礎設施發展為基礎的學科。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在其 2013年所著的《從西潮到東風：我在世行四年對世界重大經濟問題的思考和見解(Against the Consensus: 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Recession)》中指出：“全球應進行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基礎設施項目投資。”但出於同樣的原因，正如薩默斯與沃爾夫的建議遭到拒絕一樣，林的建議也未被西方國家采納。

 中國新型智庫所提出的同樣的建議，正在被中國政府所采納，並付諸實施。我的中國同事——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以下簡稱“人大重陽”)全體同仁在執行院長王文的帶領下，提供了許多研究報告和可操作性的建議。一帶一路在西方引起極大的關註：先是吸引媒體與經濟出版物的關註，然後歐盟付諸實施，推出“容克計劃”。這個明確的過程說明，中國的“思想領導力”在重大的經濟政策領域開始有所體現。這個過程也反映了中國在經濟思想領導力方面的總體經濟地位與發展地位。

 林毅夫在其任職世界銀行期間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經濟發展總體框架，隨後他回到中國推動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於2015年12月正式成立。新結構經濟學分析認為，如果一個經濟體的發展是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資本將不斷增加，產業將不斷升級。基礎設施投資是這一過程中的一部分。由此可見，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理念與同為中國人首創的經濟理論——“新結構經濟學”總體框架相吻合。

 中國新型智庫的發展過程也如出一轍。2014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上，呼籲“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並指出：“要從推動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增強國家軟實力的戰略高度，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作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切實抓好。”他還強調，智庫要堅持黨的領導，把握正確導向，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人大重陽為一帶一路的最終出台發揮了重要作用，是這一過程的一部分。

 西方一些人宣稱，習近平的提議不可能實現，中國智庫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會阻礙智庫的思想原創性，智庫具有中國而非西方特色會抑制其全球性影響力，中國共產黨奉行的馬克思主義會阻礙新智庫的發展。但正如一帶一路所帶來的影響顯示，他們的說法徹底破產。

 原因其實顯而易見。一家中國智庫如果只會對西方思想鸚鵡學舌，根本引不起國際人士的興趣——如果中國的某個人主要模仿西方思想，那麼西方讀者閱讀美國或者歐洲的原版書籍，會比閱讀中國的二手山寨作品更有興趣。所以，只有中國特色智庫才可能擁有全球影響力，正如一帶一路一樣。

 此外，從理論層面來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框架不但不是障礙，反而更有助於理解投資與貿易之間的緊密聯系。在西方經濟學中，“貿易”與“投資”是單獨的分類。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貿易”與“投資”並不是分開的，而是“勞動社會化”發展的例子——貿易是勞動分工的直接形式，投資是生產過程中的間接勞動投入。中國共產黨創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框架不但不是障礙，反而有助於理解一帶一路理念。也即是說，一帶一路、亞投行和其他倡議的政策意義與思想領導力，源自中國經濟與其理論框架的實際經驗。

 當然，中國的經濟思想領導力要在西方形成影響力，仍然面臨現實的困難。其中的一個關鍵因素是語言。只有少數中國當代經濟學家的作品被廣泛翻譯成最廣泛的國際語言——英文。稍微多一些的其他中國經濟學家的作品則只能在大學圖書館看到，而且非常之貴。因此，許多中國經濟學家所著的卓有價值的作品應被人知曉，而不是僅僅因為缺乏翻譯而不被國際知曉。中國智庫——人大重陽正在籌備的2016年北京G20峰會，將有助於中國經濟學家的見解被更多的國際同行知曉。但要全面克服這些實際問題，讓中國經濟學家的聲音常態化地在國際討論時出現，則需要數年時間。

 一帶一路能引起廣泛影響，是因為一帶一路不僅是一種理論模式，而且對中國與其他國家來說是一項涉及數千億美元投資的實際政策。因此，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具有付諸實施的動力，而不是僅僅紙上談兵。這是一帶一路與相關倡議不僅具有實際政策影響，而且能體現中國經濟思想領導力的原因。（收藏自2016-01-21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