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漢到唐這幾百年中，出了許多“雜記”體的書，卻都不配稱做“短篇小說”。最下流的如《神仙傳》和《搜神記》之類，不用說了。最高的如《世說新語》，其中所記，有許多很有“短篇小說”的意味，卻沒有“短篇小說”的體裁。如下舉的例：

 （1）桓公（溫）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瑯琊時種柳。看已十 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2）王子猷（徽之）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此等記載，都是揀取人生極精采的一小段，用來代表那人的性情品格，所以我說《世說》很有“短篇小說”的意味。只是《世說》所記都是事實，或是傳聞的事實，雖有剪裁，卻無結構，故不能稱做“短篇小說”。

 比較說來，這個時代的散文短篇小說還該數到陶潛的《桃花源記》。這篇文字，命意也好，布局也好，可以算得一篇用心結構的“短篇小說”。此外，便須到韻文中去找短篇小說了。韻文中《孔雀東南飛》一篇是很好的短篇小說，記事言情，事事都到。但是比較起來，還不如《木蘭辭》更為“經濟”。

 《木蘭辭》記木蘭的戰功，只用“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十個字；記木蘭歸家的那一天，卻用了一百多字。十個字記十年的事，不為少。一百多字記一天的事，不為多。這便是文學的“經濟”。但是比較起來，《木蘭辭》還不如古詩《上山采蘼蕪》更為神妙。那詩道：

 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覆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余。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這首詩有許多妙處。第一，他用八十個字，寫出那家夫婦三口的情形，使人可憐被逐的“故人”，又使人痛恨那沒有心肝，想靠著老婆發財的“故夫”。第二，他寫那人棄妻娶妻的事，卻不用從頭說起：不用說“某某，某處人，娶妻某氏，甚賢；已而別有所愛，遂棄前妻而娶新歡。……”他只從這三個人的歷史中挑出那日從山上采野菜回來遇著故夫的幾分鐘，是何等“經濟的手腕！”是何等“精采的片斷！”第三，他只用“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十個字，便可寫出這婦人是一個棄婦，被棄之後，非常貧苦，只得挑野菜度日。這是何等神妙手段！懂得這首詩的好處，方才可談“短篇小說”的好處。

到了唐朝，韻文散文中都有很好的短篇小說。韻文中，杜甫的《石壕吏》是絕妙的例。那詩道：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墻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這首詩寫天寶之亂，只寫一個過路投宿的客人夜裏偷聽得的事，不插一句議論，能使人覺得那時代征兵之制的大害，百姓的痛苦，丁壯死亡的多，差役捉人的橫行：一一都在眼前。捉人捉到生了孫兒的祖老太太，別的更可想而知了。

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中，盡有很好的短篇小說。最妙的是《新豐折臂翁》一首。看他寫“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搥折臂”，使人不得不發生“苛政猛於虎”的思想。白居易的《琵琶行》也算得一篇很好的短篇小說。白居易的短處，只因為他有點迂腐氣，所以處處要把作詩的“本意”來做結尾，即如《新豐折臂翁》篇末加上“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一段，便沒有趣味了。又如《長恨歌》一篇，本用道士見楊貴妃，帶來信物一件事作主體。白居易雖作了這詩，心中卻不信道士見楊貴妃的神話；所以他不但說楊貴妃所在的仙山“在虛無縹緲中”；還要先說楊貴妃死時“金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竟直說後來“天上”帶來的“鈿合金釵”是馬嵬坡拾起的了！自己不信，所以說來便不能叫人深信。人說趙子昂畫馬，先要伏地作種種馬相。作小說的人，也要如此，也要用全副精神替書中人物設身處地，體貼入微。作“短篇小說”的人，格外應該如此。為什麼呢？因為“短篇小說”要把所挑出的“最精采的一段”作主體，才可有全神貫注的妙處。若帶點迂氣，處處把“本意”點破，便是把書中事實作一種假設的附屬品，便沒有趣味了。

唐朝的散文短篇小說很多，好的卻實在不多。我看來看去，只有張說的《虬髯客傳》可算得上品的“短篇小說”。《虬髯客傳》的本旨只是要說“真人之興，非英雄所冀”。他卻平空造出虬髯客一段故事，插入李靖、紅拂一段情史，寫到正熱鬧處，忽然寫“太原公子裼裘而來”，遂使那位野心豪傑絕心於事國，另去海外開辟新國。這種立意布局，都是小說家的上等工夫。這是第一層長處。這篇是“歷史小說”。凡作“歷史小說”，不可全用歷史上的事實，卻又不可違背歷史上的事實。全用歷史的事實，便成了“演義”體，如《三國演義》和《東周列國志》，沒有真正“小說”的價值（《三國》所以稍有小說價值者，全靠其能於歷史事實之外，加入許多小說的材料耳）。若違背了歷史的事實，如《說岳傳》使岳飛的兒子掛帥印打平金國，雖可使一班愚人快意，卻又不成“歷史的”小說了。最好是能於歷史事實之外，造成一些“似歷史又非歷史”的事實，寫到結果卻又不違背歷史的事實。如法國大仲馬的《俠隱記》（商務出版。譯者君朔，不知是何人。我以為近年譯西洋小說當以君朔所譯諸書為第一。君朔所用白話，全非抄襲舊小說的白話，乃是一種特創的白話，最能傳達原書的神氣。其價值高出林紓百倍。可惜世人不會賞識），寫英國暴君查爾第一世為克林威爾所囚時，有幾個俠士出了死力百計的把他救出來，每次都到將成功時忽又失敗；寫來極熱鬧動人，令人急煞，卻終不能救免查爾第一世斷頭之刑，故不違背歷史的事實。又如《水滸傳》所記宋江等三十六人是正史所有的事實。《水滸傳》所寫宋江在潯陽江上吟反詩，寫武松打虎殺嫂，寫魯智深大鬧和尚寺等事，處處熱鬧煞，卻終不違背歷史的事實（《蕩寇志》便違背歷史的事實了）。《虬髯客傳》的長處正在他寫了許多動人的人物事實，把“歷史的”人物（如李靖、劉文靜、唐太宗之類）和“非歷史的”人物（如虬髯客、紅拂是）穿插夾混，叫人看了竟像那時真有這些人物事實。但寫到後來，虬髯客飄然去了，依舊是唐太宗得了天下，一毫不違背歷史的事實。這是“歷史小說”的方法，便是《虬髯客傳》的第二層長處。此外還有一層好處。唐以前的小說，無論散文韻文，都只能敘事，不能用全副氣力描寫人物。《虬髯客傳》寫虬髯客極有神氣，自不用說了。就是寫紅拂、李靖等“配角”，也都有自性的神情風度。這種“寫生”手段，便是這篇的第三層長處。有這三層長處，所以我敢斷定這篇《虬髯客傳》是唐代第一篇“短篇小說”。宋朝是“章回小說”發生的時代。如《宣和遺事》和《五代史平話》等書，都是後世“章回小說”的始祖。《宣和遺事》中記楊志賣刀殺人，晁蓋等八人路劫生辰綱，宋江殺閻婆惜諸段，便是施耐庵《水滸傳》的稿本。從《宣和遺事》變成《水滸傳》，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大進步。但宋朝是“雜記小說”極盛的時代，故《宣和遺事》等書，總脫不了“雜記體”的性質，都是上段不接下段，沒有結構布局的。宋朝的“雜記小說”頗多好的，但都不配稱做“短篇小說”。“短篇小說”是有結構局勢的；是用全副精神氣力貫注到一段最精采的事實上的。“雜記小說”是東記一段，西記一段，如一盤散沙，如一篇零用賬，全無局勢結構的。這個區別，不可忘記。

 明、清兩朝的“短篇小說”，可分白話與文言兩種。白話的“短篇小說”可用《今古奇觀》作代表。《今古奇觀》是明末的書，大概不全是一人的手筆（如《杜十娘》一篇，用文言極多，遠不如《賣油郎》，似出兩人手筆）。書中共有四十篇小說，大要可分兩派：一是演述舊作的，一是自己創作的。如《吳保安棄家贖友》一篇，全是演唐人的《吳保安傳》，不過添了一些瑣屑節目罷了。但是這些加添的瑣屑節目，便是文學的進步。《水滸》所以比《史記》更好，只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水滸》所以比《宣和遺事》更好，也只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從唐人的吳保安，變成《今古奇觀》的吳保安；從唐人的李汧公，變成《今古奇觀》的李汧公；從漢人的伯牙子期，變成《今古奇觀》的伯牙子期——這都是文學由略而詳，由粗枝大葉而瑣屑細節的進步。此外那些明人自己創造的小說，如《賣油郎》，如《洞庭紅》，如《喬太守》，如《念親恩孝女藏兒》，都可稱很好的“短篇小說”。依我看來，《今古奇觀》的四十篇之中，布局以《喬太守》為最工，寫生以《賣油郎》為最工。《喬太守》一篇，用一個李都管做全篇的線索，是有意安排的結構。《賣油郎》一篇寫秦重、花魁娘子、九媽、四媽，各到好處。《今古奇觀》中雖有很平常的小說（如《三孝廉》、《吳保安》、《羊角哀》諸篇），比起唐人的散文小說，已大有進步了。唐人的小說，最好的莫如《虬髯客傳》。但《虬髯客傳》寫的是英雄豪傑，容易見長。《今古奇觀》中大多數的小說，寫的都是瑣細的人情世故，不容易寫得好。唐人的小說大都屬於理想主義（如《虬髯客傳》、《紅線》、《聶隱娘》諸篇）。《今古奇觀》中如《賣油郎》、《徐老仆》、《喬太守》、《孝女藏兒》，便近於寫實主義了。至於由文言的唐人小說，變成白話的《今古奇觀》，寫物寫情，都更能曲折詳盡，那更是一大進步了。

 只可惜白話的短篇小說，發達不久，便中止了。中止的原因，約有兩層。第一，因為白話的“章回小說”發達了，作小說的人往往把許多短篇略加組織，合成長篇。如《儒林外史》和《品花寶鑒》名為長篇的“章回小說”，其實都是許多短篇湊攏來的。這種雜湊的長篇小說的結果，反阻礙了白話短篇小說的發達了。第二，是因為明末清初的文人，很作了一些中上的文言短篇小說。如《虞初新志》、《虞初續志》、《聊齋志異》等書裏面，很有幾篇可讀的小說。比較看來，還該把《聊齋志異》來代表這兩朝的文言小說。《聊齋》裏面，如《續黃粱》、《胡四相公》、《青梅》、《促織》、《細柳》……諸篇，都可稱為“短篇小說”。《聊齋》的小說，平心而論，實在高出唐人的小說。蒲松齡雖喜說鬼狐，但他寫鬼狐卻都是人情世故，於理想主義之中，卻帶幾分寫實的性質。這實在是他的長處。只可惜文言不是能寫人情世故的利器。到了後來，那些學《聊齋》的小說，更不值得提起了。

 這一篇乃是3月15日在北京大學國文研究所小說科講演的材料。原稿由研究員傅斯年君記出，載於《北京大學日刊》。今就傅君所記，略為更易，作為此文。

短篇小說結論

最近世界文學的趨勢，都是由長趨短，由繁多趨簡要。“簡”與“略”不同，故這句話與上文說“由略而詳”的進步，並無沖突。詩的一方面，所重的在於“寫情短詩”（Lyrical Poetry或譯“抒情詩”），像Homer，Milton， Dante那些幾十萬字的長篇，幾乎沒有人作了；就有人作（十九世紀尚多此種），也很少人讀了。戲劇一方面，蕭士比亞的戲，有時竟長到五出二十幕（此所指乃Hamlet也） ，後來變到五出五幕；又漸漸變成三出三幕；如今最注重的是“獨幕戲”了。小說一方面，自十九世紀中段以來，最通行的是“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如Tolstoy的《戰爭與和平》，竟是絕無而僅有的了。所以我們簡直可以說，“寫情短詩”、“獨幕劇”、“短篇小說”三項，代表世界文學最近的趨向。這種趨向的原因，不止一種。（一）世界的生活競爭一天忙似一天，時間越寶貴了，文學也不能不講究“經濟”；若不經濟，只配給那些吃了飯沒事做的老爺太太們看，不配給那些在社會上做事的人看了。（二）文學自身的進步，與文學的“經濟”有密切關系。斯賓塞說，論文章的方法，千言萬語，只是“經濟”一件事。文學越進步，自然越講求“經濟”的方法。有此兩種原因，所以世界的文學都趨向這三種“最經濟的”體裁。今日中國的文學，最不講“經濟”。那些古文家和那“《聊齋》濫調”的小說家，只會記“某時到某地，遇某人，做某事”的死賬，毫不懂狀物寫情是全靠瑣屑節目的。那些長篇小說家又只會作那無窮無極《九尾龜》一類的小說，連體裁布局都不知道，不要說文學的經濟了。若要救這兩種大錯，不可不提倡那最經濟的體裁，不可不提倡真正的“短篇小說”。

 民國七年 

 （本文系1918年3月15日胡適在北京大學的演講稿，傅斯年記錄，原載1918年3月22日至27日《北京大學日刊》。後經胡適改定，又載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