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迪森的計算，在公元元年時中國的GDP占世界GDP總量的26%，在公元1000年時占22.7%，隨後一直在20%以上，並於1820年達到歷史高峰32.9%。與很多人的想象不同的是，中國封建王朝的頂峰是宋朝而不是唐朝。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最繁榮、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藝術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宋代也是為中國最爭光的朝代，是當時世界上發明創造最多的國家。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發明，一半以上都出現在宋朝，中國所謂的“四大發明”中的三項被發明或是開始得到大規模的實際的運用，包括火藥、指南針、印刷術、紙幣、垂線紡織，瓷器工藝的重要改革等，都是在宋朝。事實表明，宋朝在航海、造船、醫藥、工藝、農技等領域都達到了古代前所未有、後難比及的高度。

 唐宋文明的發育，均與古絲綢之路有關。而現代“新絲綢之路”的潛力，同樣也不容小覷。在這條古老貿易軸心的西側，有著世界上最大儲量的石油以及礦藏資源；在這條古老貿易軸心的東側，則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品制造大國——中國；夾在中間的絲綢之路國家，大多是資源豐富，而經濟總量低下的國家，擁有強大的潛在購買力和市場，一旦互通貿易，古老的絲綢之路恢覆活力，沿線國家的經濟水平整體提升，則大陸貿易的強大優勢必將重新顯現，新絲綢之路國家的經濟實力必將重新震撼並影響整個世界。

 因此，未來的世界，有可能出現的將是三大貿易軸心，而不僅僅是傳統的大西洋貿易軸心和太平洋貿易軸心。值得註意的是，在整個世界當中，將只有中國這個國家位居兩大貿易軸心的中間位置，筆者相信這才是中國未來雄起的真正原因。

 當然“新絲綢之路貿易軸心”的出現並不容易，其中必然涉及到來自世界各個方面的激烈競爭，這就涉及到陸權問題。陸權，指的是大陸區域的多方位跨國競爭。沿著絲綢之路，從古到今，陸權競爭始終存在，而且異常激烈。以高原之上的阿富汗為例，夾在俄羅斯和跨洋而來的美國之間，但倔強的阿富汗人，始終沒有屈服過，導致所有先後進入阿富汗的世界列強均處於進退維谷的狀態。事實上，從古至今，除了歷史上的中國之外，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真正拿到過陸權，而在開放文明趨勢下的今天，未來也不大可能有那個國家能夠拿到陸權，最多能拿到的只可能是在某種程度上的主導權。在新絲綢之路貿易軸心的陸權競爭中，由於地理區位以及產業特點，中國相對而言，未來是最有希望拿到某種程度主導權的國家。

 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因為中國是新絲綢之路國家的主要市場，無論是礦產品還是石油，中國都是主要的買方市場，屬於主要的需求方；二是中國經濟的連年高速增長，為中東國家資本提供了很好的投資市場；三是中國是世界性的消費品生產大國，而中國的優勢產出品恰恰也是新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所急缺的商品；四是中國長期以來沒有介入當地的戰爭，在世界上屬於和平的力量，相對容易為該地區錯綜覆雜的各種勢力所接受。因此，現在的中國，實際處於最有利的陸權地位，只要中國自己的戰略正確，戰略時機把握得當，審時度勢，勇於進取，則中國以及新絲綢之路國家都將會因世界上的這一“第三條貿易軸心”的興起而大為受益。

 大陸貿易是一種歷史久遠的地緣貿易形態，只是由於歷史時空因素以及國家盛衰的原因，長期為人所忽略。其實，相對於現代興盛的海洋貿易，大陸貿易的歷史更為悠久，人類的中心就在這裏，東西方歷史上最華麗的篇章也在於此。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經濟帶中，只有絲綢之路屬於大陸貿易，因此新絲綢之路是極特殊的地緣貿易軸心。非洲的經濟中心主要分布在非洲大陸的東西兩岸，這是西方海權國家所塑造出來的現實。美洲也是如此，借助海洋，形成貿易通道。只有中亞和中國的貿易，自古至今都在大陸上進行，形成了獨特的地緣大陸貿易網絡！事實上，上千年來，商人們歷經千難萬險，沖破戰爭威脅，大陸貿易始終在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進行。令人遺憾的是，如此重要的地緣貿易軸心長期以來為中國學界以至世界所忽略，一味地盲目追隨西方學說，而中國很明顯是一個陸海覆合型國家，東南沿海適於海洋貿易，廣袤的西部則適於大陸貿易，兩者不能偏廢，必須同步進行。中國未來的重大挑戰之一，就是要解決好大陸貿易和海洋貿易的沖突，這個問題如果處理的好，實際可為世界樹立了一個發展典範，重構了一個發展體系，中國有機會藉此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核心國家。

 三、新陸權與中國城市

 如果我們從理論回到現實，在新陸權理論當中，中國的城市有什麽樣的發展機會？這個問題是必然要提出的問題。

 我們可以概略地從五個方面來看這些現實問題。

 第一，金融與貿易系統的建設。從古至今，地緣大陸貿易軸心的建設都與金融和貿易密切相關。貿易與金融是密不可分的，沒有金融，貿易的規模不可能很大；沒有貿易，金融將會失去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所以完善的金融體系不但是地緣貿易網絡所必須的，也是陸權競爭的重要資源和推手。

 所以，未來的“新絲綢之路”發展必然會涉及到大量的金融體系建設問題，誰能夠在這個領域獲得先機，誰就將掌握陸權競爭的主動權，甚至主導權。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長，人民幣的優勢地位逐漸建立起來，當今的中國，正處於一個金融大發展的時期，非常有利於中國西部城市推進金融體系的建設，關鍵是中國的中西部城市，要有一定的先知先覺，戰略決策以及產業規劃必須要到位。

 第二，城市開發建設。由於中西部地區的地理特點，中西部城市發展的密度與東南沿海有著很大不同，呈現出節點分布的特征。實際上，這也是歷史上的黃金準則，在中西部不大可能呈現密度很高的城市梯次發展，而是要重點建設節點城市，在人口相對稀少的中西部，實現以點帶面式的發展。

 中西部城市的建設和開發，要必須註重鄉土建築的重要意義和價值。中西部大多數城市的環境承載力不強，適於東南沿海的建築形態，未必適於中西部，因此著力於鄉土建築的研究和開發，不僅僅適應了環境，更有利於構成城市特色，對招商引資極為有利。此外，道路和交通系統的建設也極端重要，這本身就是地緣大陸貿易網絡的必備條件，是古代驛道的一種現代延續。需要強調的只是，建設是一個方面，管理是另一個方面，中西部地區“有建設，少管理”的問題不解決，終究是成不了大氣候的。

 第三，社會秩序與安全環境建設。大陸貿易面臨覆雜的社會環境，這種社會環境的差異極大，沖突較多，矛盾很多，但自古以來，盛世朝代的解決之道，依舊是有效的。最主要的就是兩點，一是秩序，二是效率。穩定的社會秩序，總是有利於貿易的進行，變來變去的政策，非常不利於商業活動的進行。而安全環境的問題，其實就是一個政府管理的效率問題，中國自古以來通常都是依賴少數軍事力量就實現了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第四，平等發展尤其是種族平等的社會建設。

 社會建設是中西部的大問題，物質環境建設僅是城市建設的一個方面，社會軟環境的建設時刻能夠讓人們感受得到，是更為重要的建設領域。唐宋時期都有大量外族人口居住於中國各地，他們不可能生存於一個歧視性的社會環境當中，而只會融合於一個健康的，欣欣向榮的社會當中。

 第五，自治與協議體制的建設。城市建設和城市管理，如果要在降低城市成本的基礎尋求發展，就必須建立健全自治體系。從中國古代絲綢之路的發展史來看，自治同樣也是極為重要的經驗之一。在中國的現代社會，自治精神同樣煥發出了魔力，比如在廣州，就有20萬非洲人的社區，他們通過自治，實現了社區管理，並未給城市增加多大的負擔，但卻在中非民間往來的領域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第六，區域發展的戰略方向應該是向西而不是向東。中國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在發展上存在的一個大問題就是，發展模式上在模仿東南沿海城市。無論是城市建築，還是城市規劃；無論是產業，還是管理，中西部地區的城市都沒有自己的特色和思路，他們只不過是在試圖將東南沿海的城市覆制一個到中西部，這樣的戰略思路是沒有前途的。

 新絲綢之路的概念提出後，尤其是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此加以強調之後，獲得了極大的重視，在中西部地區引起極大的反響。今後的問題在於，中西部城市必須在各自的戰略規劃層面進行調整，過去是向東看，今後是要向西看，只有這樣才能適應未來的發展，才有可能在新絲綢之路的發展大潮中，贏得重大發展機遇。

 所以總的來說，中國中西部的城市，要想謀發展，要上上台階，要想乘上新絲綢之路的快車，就必須讓未來的城市總體環境能夠提供上述這些社會要素。事實上，未來那個城市能夠做到這些，那個城市就有可能在新絲綢之路計劃中贏得立足點，城市就將在橫跨歐亞的地緣大陸貿易網絡中成為重要的節點城市。

 四、結論

 中國適時改變戰略，關註自己所理所應當關註的各個新興市場，這是中國保持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抉擇。未來的中國，其基本的戰略可以用“東防西擴”、“合縱連橫”來形容和定義。“東防”，指的是，在中國的東南沿海，應該采取積極防禦的對策，面向大洋，面向數百年來在海洋積極進取的西方國家，他們擁有強大的理論和海洋實力，中國采取積極防禦的戰略是可取的，也是客觀的。“西擴”，指的是中國面向西部，在整個橫跨歐亞的大陸上，應該采取積極擴張的戰略，利用自己的市場優勢和產業優勢，爭取區域一體化發展，並在這一進程中，謀求大陸貿易的主導權。

 讓中國重新成為世界的中心，關鍵取決於此。（愛思想網站2013-11-22）

 （中國安邦集團董事長、首席分析師 陳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