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文化如果不能孕育出它的反對者，這種文化就是一種死文化。 ━━選自《微觀社會主義》 

我說，自先秦以後，中國就沒有哲學；自五四以後，中國就沒有文學，周國平和王蒙，只能算是兩個最後的拾荒者。特別是世紀老人冰心逝世之後，使得本以貧困的中國文壇，變得更加羸弱不堪。雖然間或有一批所謂的先鋒、現代、後現代的作家冒出水面，但轉瞬間就不見了蹤影。又有所謂的新體驗、新寫實和標榜另類的小說家橫空出世，但熱鬧不過一陣子，很快就被人們所遺忘，用我在《逃離家園》中評價張承志的話來說，就是"他不知道要從地上起飛"。

從一年一度的茅盾文學獎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文學界的日益羸弱和貧困。如果說《平凡的世界》還值得一評的話，那到第四屆所列的一些作品，都是些什麽呀？我說過一句很偏激的話，就是"坐在輪椅上是寫不出好文章的"，但現在的一些所謂的作家，大都是"躲進小樓成一統"，在那裏伊伊呀呀幾句，憑自個兒一身碼漢字的本領，把本已空洞的文字在手中玩得呼啦啦的轉。

初看還覺得新鮮，看多了，就象當年讀朦朧詩，膩了。五四以後的中國文學為什麽會墮落到如此地步？是什麽造成了當今中國文學界的如此羸弱與貧困？
我以為，是當今中國哲學的貧困造成了當今中國文學界乃至文藝界的貧困。也就是說，對當今中國文學界的貧困現狀，哲學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說，先秦以後，中國就沒有哲學，是說沒有哲學的創新，而是由孔子一統天下。你可能要舉程朱陸王等宋明理學來反駁我，但事實上，"即使馬克思來到中國，他也首先是孔子的弟子"（引自《逃離家園》），況且我們已經把孔子扭曲得象手中的泥巴，任意捏出不同的塑像，扯了大旗當虎皮蓋。我說，中國不乏人道主義者，但中國缺乏人文精神；我這樣說，是指近來的事。自西漢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歷來的文字獄就不少，從西漢東林黨錮之禍到解放後文化大革命前夕引蛇出洞的"大鳴大放"，一直沒有間斷。但其間還是不斷有好的作品問世。也就是說，前段時間張汝倫王曉明等一批學者所說的近代"人文精神"的"失落"和"遮蔽"，確有此事，而不象王蒙所說的那樣，"一個未曾擁有過的東西，怎麽可能失落呢？"。王蒙接著又說，"我們可以或者也許應該尋找人文精神，探討人文精神，努力爭取源於歐洲的人文精神與中國的文化傳統與實際生活相結合，結出中國工的人文精神之果，卻不大可能哀嘆人文精神的'失落'"。我非常同意王蒙先生關於人文精神要"尋找"和"探討"的說法，但事實上，"人文精神"，是覆興還是啟蒙，我更傾向於覆興。因為就五四新文化運動而言，它並不是一場關於中國人文主義的覆興運動，至多只能算是一場並不成功的啟蒙運動，而且它的啟蒙價值，還不如在它之前的百日維新運動。百日維新雖然失敗，但從維新之後的史實來看，維新時提出的一些改革措施，幾乎全都實行；而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則是短暫輝煌之後的貧困。隨便挑一個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作家，往現在所謂的作家堆裏一扔，都是鶴立雞群，螞蟻王國來了大象。

所以，啟蒙的失敗，在於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查一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哪一個不是在國外喝了一肚子墨水回來的？事實上，在傳統之外反傳統，只能是把傳統打變形。有人因此把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歸罪於魯訊，我看這是大錯特錯。實際上，中國傳統文化本應是包容魯訊的，但魯訊的弟子胡風等都在文革中斷了頭，只能說明啟蒙之後的傳統文化變了形。有人說，如果魯訊長命，他也活不過文革。斯言是矣！然而覆興則不同，覆興是以傳統來反傳統，也就是在傳統之內反傳統，則一定成功。回顧15世紀的歐洲文藝覆興，當時是以覆興古希臘羅馬古典文化來逃脫黑暗中世紀對人性摧殘和束縛的文化運動，反而開創了一代人文主義運動的先河，人才輩出，群星燦爛，其影響一直持續到17世紀末，直至當代。它之所以取得成功，在於它以傳統來反傳統，先覆興，後啟蒙。中國的文化與希臘文化有著相同的命運，無與倫比的先秦文化足以與古希臘文化比肩媲美，甚至過猶不及。所以，覆興中國先秦古典文化，以傳統來反傳統，是中國文學的必由之路。

覆興首先是哲學的覆興。王蒙說，中國的人文精神，"如果現在是'失落'了，那麽請問在'失落'之前，我們的人文精神處於什麽態勢呢？"先秦時期，諸子百家創造了空前繁榮的古典文化，不說是如日中天，至少是星光璀璨，各領風騷，除《詩經》、《楚辭》之外，基本上都是哲學作品，真正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每一篇都是人性的最高張揚，人文精神奪目燦爛。即便是後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文字獄不斷，《莊子》、《老子》、《墨子》、《韓非子》等對後世的影響絲毫沒有減弱，怎麽就能隨便憑空說中國沒有人文精神？"人文主義"是一個外來詞，是一個符號，但不能憑此說中國就沒有人文主義。就好象不能說"慧星"是個外來詞，那我們中國人就在"慧星"這個詞沒有登陸之前就不知道有慧星。中國人發現慧星的時候，西方人連金木水火土星都不知道呢！

由是看來，一種主義，一種精神，既然中國古已有之，只是在近代失落了，那我們就有覆興它的必要，而不是舍本逐末地去重新啟蒙。因為啟蒙，需在覆興之後，看它還有哪些不足，哪些盲點，然後才能啟蒙它。而我以為，覆興應以哲學為先導。因為自先秦以後，中國的哲學，就只剩下了孔子一家，而且是被嚴重扭曲的一家。就象中世紀歐洲對神的扭曲，劃清了人與神的界線，把神從人的身上分離出去。在中國，孔子得到了與中世紀的神的一樣的命運。有人斷言，二十一世紀是儒家文化的世紀，中國傳統儒學將在西方"單向度的人"的社會中發揚光大；我以為，二十一世紀或許會是中國文化的世紀，但決不會是儒家文化的世紀。余秋雨說，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化有可能再次覆興，迎來一個人才輩出的輝煌年代。我想，如果我們還繼續拒絕面對哲學的貧困，我們的覆興之路則只能是癡人囈語。哲學的特點是其繼承性和批判性，而我們覆興的工具就是批判性，在批判中繼承，在批判中覆興。我所作的《過程三論》，就是一種個人的嘗試。言多必失，但我們不能因其有所失而三緘其口。鄧小平說，可怕的不是不同的聲音，而是鴉雀無聲。 （2003-03-24 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