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使我得到北京知識界一些朋友的認可。這也給了我更大的活動空間,更多的做事機會。

1998年夏天,光明日報出版社的徐曉和我商量選題,我建議整理出版遇羅克的遺著,她十分認同,並邀請徐友漁合作。我們三人不到一個月就把《遇羅克:遺作與回憶》編出來了。徐曉原計劃在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社領導提出要送審,於是,又轉到中國文聯出版社。

在編書過程中,我們一直設法與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聯系,找了許多線索都中斷了。直到開印前我在《南方周末》上發表了題為《遇羅克是誰》的短文,卻意外地接到了遇羅文的一個傳真。他看了報,通過編輯問到我的電話。聯系上的時候,那本書已經出了軟片,開印在即。只好請他寫了一個簡短的《跋》補在書末,來不及讓他更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想法。

和遇羅文相識以後,我感到他心裏有太多的話要說,他的經歷本身就蘊藏了一頁珍貴的歷史。他年齡比我稍長。他和家人所承擔的苦難,遠非一般人所能相比。一家六口人,文革中竟有五人坐牢。我建議遇羅文寫一本回憶錄,記錄他的經歷和全家的命運。遇羅文接受了建議。他從1999年初動筆,秋天就完成了這本書。書名《我家》,樸素而意味深長。遇羅文詳細記載了《中學文革報》誕生、發展、夭折的始末。這份報紙雖然只是當時數以千種的小報之一,只出了7期,活動不到半年,是一群沒有辦報經驗的年輕人倉促地辦起來的,但他們代表著良知和正義。它因聲張人權思想而誕生,又因人權思想為當時政權所不容而夭折。它成為中國新聞史上一個特殊的坐標。在整個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新聞報刊史上,都堪稱最輝煌的一筆。經編輯郭沂紋的努力,2002年這本書終於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我還想推動另外兩位思想烈士的遺著在大陸出版,未能如願,退而求其次,我和金鳳合編的《王申酉文集》,丁群編的《陸蘭秀獄中遺文》,只好拿到海外問世。

在參與出書的過程,我有一個體會,同樣是出書,有的書影響只在專業領域以內,有的影響到專業以外,超越了學科、行業,地域的限制,可以公共領域,會對全社會的價值取向發生影響。對於這種有公共影響的選題,應當特別關註。舉幾個例子。

一個是黃萬裏。他的專業是水利。但他在中國,又是工程技術領域知識分子的一個象征性人物。50年代三門峽水庫上馬,只有他一個人站出來反對。不久被打成右派。歷史已經證明,這個工程是50年代工程建設的最大敗筆,後遺癥到今天也沒有消除。2000年,山東畫報出版社《老照片》馮克力、張傑來北京組稿,和我商量選題。我說在網上看到戴晴介紹黃萬裏的文章,感觸很深。馮克力提議和黃萬裏聯系,在《老照片》上介紹一下他的故事。經李銳老幫助,我們得到黃老電話。和黃老約定,第二天上午到他家見面。當時趙誠正好在我旁邊,願與我們同行,於是一起來到清華大學黃萬裏家。黃老當時已經89歲,精神很好。稍事寒暄,便進入正題,與我們談起他的水利思想。他從黃河的特征談起,他說,人們因黃河挾帶泥沙而認為它是害河,其實,黃河是一條好河,正是這些泥沙沖擊成了黃河三角洲平原,成為中國最大的三角洲,比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大。這片大平原,養育著幾億中國人口。“黃河清,聖人出”的想法不符合自然規律,是荒唐的。過去知道三門峽工程是新中國建設史上最大的敗筆之一。但黃老對黃河的分析仍然讓我眼界大開。黃老興致勃勃,侃侃而談,兩個多小時仍然意猶未盡。馮克力、張傑忙著翻拍照片。只有趙誠臨時作了一些筆記。告別黃老以後,四人商量,這個專題怎麽做?趙誠自報奮勇,文章由他執筆,寫成《但教莫絕廣陵散》和黃老提供的照片相配,刊登於《老照片》十五輯上。文章發表後,社會反響十分強烈。黃老本人也頗為滿意。當時,我曾向趙誠建議,你的文章發表後,黃老對你很信任,你不妨與黃老商量,找他錄音訪問,幫他作口述史。趙誠征求了黃老的意見。黃老說,我不想做口述史,我可以自己寫回憶錄!然而沒過多久,黃老前列腺癌發作,身體狀況急轉直下。2001年8月26日與世長辭。馮克力和我商量,能否組織一本《黃萬裏傳》。我提議請趙誠撰寫。趙誠向黃老的家屬表達立傳的願望,得到支持。他們把黃老的日記、詩詞、書信、一些未曾發表的手稿和照片都借給趙誠參考。趙誠十分慎重,用兩年多時間,跋山涉水,到北京、四川、湖南等地,尋訪黃萬裏的生前友好和同事學生,盡可能地搜尋第一手資料,使傳記的內容更加豐滿。

書寫成了,出版並不順利。山東畫報出版社和他簽了合同,領導不敢履約。又找了幾家出版社,也不敢拍板。2004年4月,出版家劉碩良來北京辦文化公司,問我有什麽選題。我介紹了趙誠這部稿子。正好劉先生對黃萬裏的價值十分清楚,欣然接受了趙誠的書稿,經過精心打磨設計,2004年7月,此書以《長河孤旅——黃萬裏九十年人生滄桑》為名,由長江文藝出版社推出。

一個是王蕓生。他是民國時代《大公報》的總編輯。是新聞自由,獨立辦報的象征性人物。我認識了他的兒子王芝琛。王先生1961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海軍系指揮儀專業,一直從事國防科技工作。1980年,父親病重,把在外地工作的他召到身邊陪侍,向他追憶了平生的重大事件。王蕓老雖然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但畢竟是有過大閱歷的一流報人,他預感到,國人對20世紀的歷史評價,將會出現重大的變化。於是,向兒子說出了郁悶在自己心裏多年的話,談到一生經歷的很多重大歷史問題,比如中蘇關系、西安事變、《大公報》和國共雙方的關系等等。他一邊說,王芝琛一邊錄音。王蕓老體力已經很差,有些問題只是點到為止,語焉不詳,王芝琛當時不能完全理解,但畢竟留下了最重要的線索和鑰匙。父親臨終的心願,王芝琛看得很重。1991年,他54歲,決定提前退休,專門從事與《大公報》相關的歷史研究。王芝琛從小就喜歡文史。退休後如鮫龍歸海,很快發表了很多重評《大公報》的文章。他選擇的細節,往往一下子抓住要害,幹凈利索,快人快語,沒有一句廢話。2000年夏天,中國工人出版社編輯王建勳找我策劃《學燈文叢》。我建議將王芝琛的文章結集成書列入。王芝琛很高興。2001年9月26日,是王蕓生百年誕辰。2002年6月17日,是《大公報》百年紀念。這本名為《百年滄桑》的文集問世之後,引起了出人意料的反響。香港《大公報》舉行了隆重的百年慶祝,王芝琛的觀點幾乎成為輿論的共識和紀念的基調。潑在《大公報》身上的汙水蕩滌一清。以文人論政,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特色的《大公報》,重新得到學術界、思想界和新聞界高度評價。王芝琛不以新聞史研究為業,但他對新聞史研究的貢獻,卻遠遠高於許多專業人士。沈陽一家出版社的編輯也來向王先生約稿,請他寫《王蕓生傳》。為父親立傳是王芝琛的宿願。無論講資料的熟悉、理解的深刻,他都是立傳的最佳人選。2002年新年春節期間,他廢寢忘食地趕寫此書,按時完稿。那家出版社的編輯將書稿交給領導審閱。領導卻說,這本書既不能得大獎,又不能賺大錢,出它幹什麽?出版社拒絕履約,而且不作任何補償。2004年5月30日,我突然收到王芝琛的信,告訴我查出癌癥,病得不輕,希望想想辦法,讓他有生之年看到傳記問世。他那年才六十七歲,和他多次來往,覺得他精神一向很好。怎麽突然間遇到這樣的災難?於是,我把王芝琛的書稿推薦給劉碩良先生,請他盡快出版。他痛快地答應,三個月內一定讓這本書印出來。

2004年9月初,《一代報人王蕓生》問世,接著被《新京報》和《南方都市報》聯合主辦的首屆華語圖書傳媒大獎評為2004年度歷史傳記類圖書獎。鳳凰衛視《口述歷史》欄目也采訪了王芝琛,播出了題為“一代報人王蕓生”的專題節目。更感人的是,一批八十多歲的老大公報人,湊了幾萬元,要捐給王芝琛治病,向他表達為《大公報》正名的敬意。王芝琛沒有接收這筆捐款,但他感到了莫大的欣慰。一年後,王芝琛與世長辭。

一個是孫越生,他是王亞南的學生,畢生致力於研究官民關系,80年代寫了一本《官僚主義的起源和元模式》。面對古今中外的官僚政治,特別是當代社會的官民對立,他認為不是官員的作風問題,人類文明的基本矛盾。他從人類的起源、國家的職能入手,構成了一個獨創性的理論體系。對於中國實施政治改革,走向民主憲政,有深刻的啟示。他80年代末就寫成了這本出,但出版受阻。1997年他去世之後,我和邵燕祥、常大林、李輝都覺得應當讓他的遺作問世。但嘗試了多次,都功虧一簣。2008年,朋友謝泳趁著紀念廈門大學老校長王亞南的機會,寫了一篇長文《從王亞南到孫越生》,在《新京報》發表,引起了福建教育出版社編輯林冠珍的註意。今年,她從我處拿到孫越生遺稿的電子文本,我又介紹她與孫越生的女兒取得聯系,終於讓《官僚主義的起源和元模式》與公眾見面。袁偉時先生讀到這本書,感慨孫越生是又一個顧準式的人物,非常震撼!其他學者讀後也擊節稱讚。申張民權,限制官權,已成今日中國政治的當務之急。孫越生的遺著破土而出,仍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愛思想網站 2012-1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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