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篇的作者是金鳳。她清華大學畢業，解放前夕參加革命，解放初是《人民日報》記者。抗美援朝擊落對方飛機最多的空軍戰鬥英雄是趙寶桐，《人民日報》讓金鳳采訪他。組織讓趙寶桐做報告，因文化水平所限，他寫講演稿有困難，請金鳳幫助。一來二去，倆人產生感情，結了婚。文革開始，金鳳到空軍采訪。當時空軍提出要把飛行的命令用毛主席語錄表達。金鳳的丈夫是空軍飛行員，她知道這樣做不行。飛行速度太快，如果先念語錄，再下命令，在空中會出風險。金鳳就寫了一個內參，說不能這麽幹。但這個事得罪了高層的一些人。不久金鳳就被關進秦城，組織對丈夫做工作，說老婆是反革命，反革命家屬不能上天，要想繼續當空軍，就必須跟老婆離婚。趙寶桐不願意離婚，扛了一年，實在抗不住了，只好離婚，組織上還給趙寶桐介紹了女士，和他結婚。9·13事件以後，金鳳平反出獄，發現丈夫跟別人結了婚。金鳳一定要跟丈夫見面。趙寶桐和金鳳有感情。第二任妻子看到這個情況，有點招架不住，急了，就給江青寫了一封信。不久江青倒台。她給江青寫信成了問題，法院判離婚。這樣，金鳳和趙寶桐覆婚。覆婚以後，金鳳觀察，覺得趙寶桐的第二任妻子人不壞，又幫她找了對象。金鳳還活著，但她不會用電腦，所以她的回憶錄，要通過紙質書籍尋找。

四如何處理彰顯與反思的關系。追尋道統，彰顯良知，是我選文的內在追求。中國主流的歷史是政治家的活動史。何家棟先生提出過一個觀點：政統比道統更深刻。就是說，思想史的線索比政治家的傳統更重要。我讚成這個觀點。所以特別關註半個多世紀以來具有探索性和超前性的思想者的命運，選取了回憶林昭、遇羅克、顧準、李慎之的文章。這些思想家有的為了表達付出了非常大的代價。擦亮這些人的名字非常重要。

一些學生懷念老師，讓我們看到過去的師道。比如錢文忠，是一個少年才子，上中學的時候，十幾歲就想學梵文。給季羨林寫信，季羨林覺得有意思，就在1984年招了一個班，共8個人，他是其中一個。結果8個學生有6個沒有學下來，只有2個學下來。季羨林把錢文忠推薦德國繼續深造。錢文忠學成回國趕上了1989年，成了一個有問題的學生，被北大開除。搞不成學術。東方不亮西方亮，他就下海經商。90年代，周一良見到錢文忠，覺得錢文忠是人才，是搞學問的料，下海經商有點可惜，就拜托上海的王元化先生把錢文忠收在門下讀博士。錢文忠成了王元化的關門弟子。他在覆旦大學讀完博士之後，留在覆旦當了教授，從商海回到了學界。他學有所成，很有名氣，非常感謝周一良、王元化對他的幫助。

還有劉道玉回憶楊小凱的文章。全球華沒有人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有人認為，全球華人裏有資格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有6個人，楊小凱是其中的一個。可惜他死得太早，才活了５０幾歲。楊小凱的學術道路很坎坷，在文革時期他是一個高中學生，他寫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國向何處去》。康生看了以後說，這篇文章絕不是中學生寫的，要追後台，把楊小凱給抓了，判了很長的徒刑，他住了十年監獄。幸好在監獄裏有很多高級知識分子，他在裏面學了高等數學，出來之後，就想走學術道路。刑滿釋放人員，連考大學的機會都沒有。他的父親跟李銳是好朋友，李銳又把楊小凱推薦給於光遠，於光遠讓楊小凱考進了社科院，出版了學術專著，但解決不了夫妻兩地生活。這時，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破格把楊小凱聘成武漢大學講師。美國的鄒至莊教授到大陸訪問，看楊小凱很有水平，就邀請他到普林斯頓大學去當訪問學者、讀博士。武漢大學有人不同意。劉道玉硬是開綠燈，讓他去了。如果不去，楊小凱也不會取得國際一流的學術成果。他死的時候是澳大利亞科學院的院士，莫納什大學的終身教授，說明在國際上承認楊小凱的學術成就。像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佳話，在當今的中國大學裏，已經很少聽到了。

回憶父母的文章，一般都是懷念父母的恩情，歌頌父母的美德。但我有意選擇了幾篇是反思父母的弱點、缺點的文章。老鬼、李南央寫母親的的文章，曾經引起很大反響，我編了進來。有一些文章，不是專門揭父母的短處，而是把父母當成活生生的人來寫，既寫優點，也寫缺點。比如北島寫回憶父親的文章。我曾經和北島家住在一個院，跟他父親很熟。在我印象中，他的父親是很好的人，待人隨和、文雅。他是一個保險專家。解放後中國不重視保險，把他父親擱在民主黨派裏。改革開放之後，要恢覆保險國際業務，只好把他的父親請回來當顧問。北島辦《今天》，遇到官方很大的壓力，他父親給了很大的支持。北島的回憶文章提到，冰心丈夫被打成右派後，官方對冰心不放心，想了解冰心的思想狀況與精神狀態。冰心是民進宣傳部長，北島的爸爸是副部長，官方讓他爸爸不時到冰心家坐坐，了解冰心的動向，後向組織匯報。北島的態度是理解性地反思。北島的爸爸把黨看得比朋友更高，當時不奇怪。如果換另外一個人，也會這樣做。這個事情放在今天，會覺得是不太光彩的事。北島把他爸爸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如實地反思，不避諱親人的缺點、弱點、局限，是一種高境界的表現。

五是如何處理歷史價值與文學價值的關系。回憶性屬於歷史的範疇，拒絕虛構，但從文學的角度看，有一些回憶錄也有很高的審美意義。當今中國最好的文學作品並不是小說，而是一些抒寫真人真事的散文。以《風雨同窗》裏沈睿的《殘酷的青春》為例，她回憶的是小學同學姚錦雲，兩個女孩子一塊上小學、初中，一塊插隊。作者考上了大學，姚錦雲當了出租車司機。80年代初北京出租車特別少，當時的出租車公司全是國有的，中學畢業生能當出租車司機，也是一份不錯的工作。但車隊的隊長老對她進行性騷擾，弄得她告狀無門。那時候是鐵飯碗，不在那個單位幹，就沒了飯碗。她一怒之下，開著出租車在金水橋撞死了6個人。這在當時是一個轟動北京城的大案。這篇文章一共有6萬字，寫得非常生動與細致，把文革期間那一代女孩子的追求與愛好，以及互相之間很私密的東西寫得淋漓盡致，應當說文學價值很好。這套書裏關註的一些作者，比如章詒和、野夫、徐曉、吳迪、趙越勝等，我認為他們代表了當今漢語文學的高度。他們的散文，是當今中國最好的文學作品。

下面再講一講我自己的回憶錄《精神的流浪》。

我今年61歲。一生的經歷可以分為三段。少時在北京讀書。後來到山西插隊、工作。90年代再回北京。這種經歷，使我對北京和外省的差別有比較深的感受。回想在山西大學念書的時候，江地教授介紹他治學的經驗是黃花魚溜邊，找一個別人不關註的空白而有所開拓。他在山西大學歷史系教師裏，算是學術成就很高的了，別人影響多不如他。系裏還有一位閻宗臨教授，我入學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兒子閻守誠曾經和我同事。後來閻守誠將他父親的史學文集整理出版，我才知道閻教授三四十年代研究歐洲史和中西交通史達到一流水準，因為熱愛家鄉，謝絕北京、廣州一些名牌大學的邀請，回到山西大學任教。饒宗頤在序言中說他“回山西故裏，終未能一展所學，憂悴而繼以殂謝，論者深惜之。”在山西的學術部門供職，領導人總是強調，掙山西的錢，就要為地方服務。在這種導向支配下，學術往往成為地方利益的敲門磚，自然難成大器。到了北京，知識界人士談問題開口就是中國如何，世界如何。周圍想大事的人多，無形中就起到一種拓展思維的鞭策作用。唐達成先生看了我寫的文章，很感興趣，說，可惜發在地方刊物上，沒有影響。邵燕祥先生看了我的文章，也說過類似的意思。九十年代初，我從錢理群的《周作人傳》面讀到一段話，印象很深：“歷史低潮時期，遠離政治中心，可以利用那裏相對薄弱的政治條件，進行歷史的深思，積累力量；而到了歷史高潮時期，則必須置身於政治文化的中心，投身於時代潮流的旋渦中。唯有在那裏，在各種思潮、力量的巨大撞擊中，個人的才華、智慧才能得到全面的展開，盡性的發揮，人的生命也就獲得了光輝燦爛的閃現。”的確，魯迅、周作人兄弟如果不是在五四時代來到北京，而是留在紹興，他們個人的才能再高，也不可能對中國文化產生如此之大的影響。

我在山西工作生活的體會是，身處外省，要想把握全國的思想文化脈搏，難度比較大。很容易被地域的天花板限制住。想做一些高端的事情比較難。後來我從單位提前退休，以北京知青的身份把戶口轉回北京定居。感覺取法乎上的機會比較多。

在北京，我參與的第一件值得一說的事，是推動顧準研究。顧準這個名字我在80年代就聽說過，但真正引起註意是我1993年研究文革中的民間思想以後。當時，從香港刊物上讀到顧準的《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眼睛一亮。大約1995年2月，我路過朝內大街人民出版社讀者服務部，看到門口有“《顧準文集》已到”的廣告，於是趕快買了一冊。讀過之後，便把當時的想法寫入《當代思想史的一個缺環》一文。兩月後在《讀書》上刊出。不久，和《中華讀書報》家園版的編輯蕭夏林談起顧準，他又約我寫一篇短文《愧對顧準》。接著，又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參加了《顧準文集》討論會。轉眼到了1996年1月，一天早上，我忽然接到一個電話，說他是顧準的弟弟陳敏之，到了北京，要和我見見面。我趕到陳先生下榻的上海駐京辦事處，和他談起顧準是否還留下了一些未曾發表過的文字？聽說留有一些日記，不知情況怎樣？陳敏之先生告訴我，顧準留下的日記他那裏有三本，於是，我就產生了一個念頭：應當爭取讓顧準日記與讀者見面。當然，做成這件事也不容易，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顧準文集》受到追究，形成了寒蟬效應，一些出版社不是不想出，而怕挨整。我了好幾家都不成功。最後經周實介紹，我認識了報告文學家譚合成，他找到了經濟日報出版社，社長初志英拍板，給這本書開了綠燈。與聯系出版的艱難相比，編輯過程一路順風。《顧準日記》的出版後，我又和陳敏之先生合作，編成《顧準尋思錄》。在作家出版社唐曉渡和民間投資人董懷明的支持下，推向了社會。

以後，我牽線搭橋，促成了陳敏之與顧準的兒子高粱合作，編成《顧準文存》四卷，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這樣，顧準留下的文獻，基本就都“出土”了。顧準研究再次成為思想界的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