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文明形態，就像《周易》、像《老子》、像《孫子兵法》、像《論語》，這些文明的積澱它還是活的，它是生生不息的，它是今天還是給人能有啟示，能有啟發的一個東西。那麽《孫子兵法》就屬於第二種，跟我們現在生活還有關系的一種文化積澱。那麽《孫子兵法》它始終在提醒大家：怎麽來對待問題？怎麽來把握戰爭的機遇？怎麽來贏得戰爭的勝利？它是提醒你，它不斷地在提醒，不斷地讓人們去思考，不斷地是給大家始終留下一種探索的空間。那麽，我研究《孫子兵法》十多年，我自己一直在考慮一些問題，我認為《孫子兵法》實際上在十個層面上，對我們今天而且對整個戰爭形態，它提出了自己一種對立的統一的一種矛盾觀。因為解決任何問題，它都在矛盾的互動當中，矛盾的對立和統一當中來運作的。《孫子兵法》關鍵就圍繞著十個問題，十對矛盾，在今天都是我們繼續思考的價值和啟迪的意義。

第一個關系，我認為是義與利的關系。就是說戰爭這個東西肯定不好玩，要死人的，從道德的意義上講、從人道的意義上講，戰爭是不應該有的，但是從歷史發展角度講、從實際的利益來講，戰爭又是不可以沒有的。那麽孫子他要解決的問題，他的思想的一個困惑，或者他設法解決的這個問題，就是如何使道德和功利取得一個平衡點，找到一個結合點，統一起來。我們一直以為孫子光講功利，是，孫子特別強調利。他一開始就講了，“兵以詐立，以利動”，就是說軍隊打仗，就是根據利益的大小來決定要不要打，或者怎麽打。那麽他講“非利不動”，就是沒有利益就不要打，得不到好處就不要動，不到威脅的時候，不要動用軍隊。他首先關註的是一個利，他說“合於利而動”，就是說符合利益，有利益可取，軍隊打；“不合於利，而止”就停下來不要打，他確實是個功利主義這個立場。但是孫子難道就不講道德？孫子是很講道德的，孫子他要“上兵伐謀” ，他就是要用最小的損失來取得最大的戰爭效果。他本身就是人道的做法，他要提倡“伐謀”“伐交”，就是說要打外交戰，要謀略打敗敵人，而反對“伐兵”，就是公開打仗，他最反對的是“攻城”，認為攻城是下策，那麽他也是考慮到人員傷亡，要減輕傷亡，他本身也是有道德的含義在裏面。那麽這個就是說，他是找一種平衡點，既要講道德，實際上它給我們一個什麽啟發呢？就是說遊戲要有規則，道德要有底線。做什麽事情我認為都是既要講究利，又要講究義，道義跟功利應該有機地統一起來，這是孫子的第一對矛盾。他不斷地探索而且提出了他的看法，你可以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是你不能不承認他的思想的深邃性，掌握問題的深刻性，這是第一個方面。

第二個統一，是力與謀的統一、力與計的統一，就是說力量實力跟謀略的統一。《孫子兵法》大家都說是講謀略的，這話沒錯。但是呢，《孫子兵法》不僅僅是講謀略的，它非常註重實力，它跟《三十六計》最大的不同，就是《三十六計》是玩空手道，做無本生意的事情。《孫子兵法》它講你的謀略雖好，你必須用實力做基礎，沒有實力你的謀略就根本無所施展，但是沒有謀略你的實力也是空擺設，也沒用，兩者要有機地統一起來。

譬如說他講“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他就說一定的土地面積，可以出一定的物質資源，而一定的物質資源，可以出一定的軍隊，一定的軍隊就構成了實力的對比，那麽實力的對比決定了戰爭勝負的最後歸屬，那麽，他是很重視實力的。那麽我們今天也可以想，我們現在既要講技巧、講謀略，同時呢，也更需要講實力。這個實力當然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譬如說我們作為學生的話，文憑就是個實力，外語就是個實力，計算機方面也是實力，會開車什麽東西的現代人，本身就是一個實力。但是你有這些實力，沒有人賞識你，或者你自己沒有發揮主觀能動性去創造機遇，那麽你這個實力，你只好自己老是憤憤不平，怨命運不公。是啊，沒有人發現你，沒有人重用你，但是等到你計謀最好，你沒實力，你什麽也拿不出來。招聘的時候，它要什麽雙學位，要碩士學位，你拿不出來，那麽連談的機會都沒有，你的謀略根本用不起來。所以孫子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實力跟謀略的統一，這是他的第二個統一。

第三個統一，是常與變的統一。孫子他特別重視軍事學的一般原則，這個一般原則就是“常”，穩定的、相對穩定的、已經成為經驗之談的那些東西，這些經驗都是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是經過戰爭實踐提出來的，他對這些東西他認為應該重視。他還講到了許多這方面的話，譬如說他裏面講到，有些基本原則，我們今天還是有啟發的，他說“窮寇勿迫” ，就是說別人――走投無路的敵人，你不要逼得太兇了。逼得太兇了，他要狗急跳墻，他要跟你拼命的。包圍敵人要留下缺口，“圍師必闕”，這些都是無數次戰爭得出來的一個經驗，所以呢，這些基本經驗，孫子非常重視。但是孫子認為，用兵更重要的是“變”，他說“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就是軍隊打仗沒有規定的一種具體的方法，但就像流水一樣沒有固定的形狀一樣，流水流到哪裏算哪裏，那麽他認為變化隨機應變，通權達變，才是用兵的最上層的那種境界。所以兩者既要遵從客觀規律，或者說一般的軍事原則，同時又要創造性地運用這些原則，去發揮去運用，這個兩者應該統一起來，這是他的第三個統一。

第四個統一是物與我的統一，尊重客觀規律與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統一。《孫子》裏面有些話我們表面看起來，是很矛盾的那樣子。他說了，“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以去強求，不可以去創造，勝利是可以預知的，但是不可以去強行創造、強求；可是他的《虛實篇》裏面又講到了“勝可為也”， 這裏他把“不”字拿掉了，這不是撰寫當中出現了錯解，可是他怎麽寫呢？“敵雖眾，可使無鬥”，就是軍隊雖然多，但是讓它打不了，沒法打。他這個話，一看，在同一本《孫子兵法》裏面，五千多字裏面怎麽會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實際上它就包含了一種深層次、一種哲理的思考。他認為，一方面，戰爭是一種客觀現象，你必須實事求是，尊重客觀的實際，不能違背客觀條件不成熟的時候去打。但同時，作為指揮員對戰爭面前不是無所作為的、不是被動的，而是應該主動的，你應該積極去創造條件，發揮你的主觀能動性，使勝利早點到來。所以這兩者之間尊重客觀和發揮主觀能動性，兩者不是對立的，甚至認為他們之間是統一的，這是他的第四個對立統一的矛盾體，他不斷給人提供一種思想上的一種啟迪。

第五個就是虛與實的統一。所謂“上兵伐謀”是他的一面旗幟，它是一種用兵的宗旨，也是最理想的境界，這是一面旗幟，是說的如何打什麽等等，那是具體做的，說的跟做的有時候表面上是不統一的。實際上孫子認為內在是統一的，基礎做好，最後才能實現遠大的目標。我們今天大家在座的你盡可以想，十年以後我成為比爾蓋茨的那種發大財、開寶馬車人。目標可以定得很高，但是具體的是你還得先把學分修滿了，把文憑先拿出來，先三千五千先幹起來，然後再掙一個月十萬八萬的，那是兩回事，所以它是有步驟和他的遠大目標之間的統一。孫子一直考慮這個問題，所以這是他的兵學裏面又一對矛盾的統一體。

那麽第六個他的統一就是利與害的統一。他認為任何事物，戰爭也一樣，都包含著利和害的兩個方面。你要接受戰爭這個事物，你光想得利，不想它的害，這是不現實的，就像喜歡一個人，你喜歡他的優點的同時，你要接受他的缺點，沒有了他的缺點，他的優點同時也不存在。所以孫子他這方面的話很多，他最高明的一句話，就是“賦智者之慮”，就是聰明人的考慮“比雜余厲害”，就是說把利與害放在一起，來辯證地對待，只有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考慮利的同時，你才會想到有可能危害；在危害的時候，你也要想到有利的一面，就叫做“塞翁失馬，焉知禍福”，因為禍與福它是在同一事物裏面保存著的，而且它是在不斷地轉化當中，這個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第七個他的統一，就是迂與直統一。就是說我們現在講，兩點之間直線連接起來，是最短的距離。曲線的話，你肯定要繞一圈，那表面上看來肯定是遠路了，實際上問題沒有這麽簡單。孫子特別強調，就是說，你不能是開門見山，或者直接軍事、沖突，而是要通過曲折的道路，來達到效率，達到你想要有的效率。比如說現在寫信，寫信的時候，我要問一個同學一本書，他上次借我的，我又特別熟，又不好意思開口要，我可以寫封信：“最近我們在一起聚餐，我們還談到你了，張三現在找了一個美眉，現在很愉快，李四那個地方工作也不錯，收入很高，然後大家都很想念你，你什麽時候來北京，大家一起聚，老同學多年不見了”，到最後信完了最後一句話“又及”，寫個“又及”，好像附帶一句，“上次你借我一本什麽書，能不能還給我？”表面上是一個實際上是曲裏拐彎，這封信寫了半天，最後一句，漫不經心這句話上面，而不是前面那些虛套，這個叫做“迂為直”，就是孫子講的“迂為直，以換為利”，實際上表面上是走遠路，實際上是走近路。這個是孫子認為，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思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