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江在引用艾略特時有一種隱隱的抗拒，這並不是意味著他認為艾略特在信仰上誤入歧途。古義如此愛讀但丁和艾略特，但自己卻沒有加入基督教會，引起繁的困惑。一天夜深人靜，兩人把酒暢談。作者通過繁告訴讀者，在古義很親近的人中間，有的已悄悄皈依了基督教並有了信仰，古義卻並不知道，如六隅先生、篁（著名作曲家武滿徹）和吾良（著名導演伊丹十三，大江的大舅子），他們其實都是教徒。繁說，沒有信仰者就像被洪水卷裹著的人，他們手裏抓不住任何有根柢的東西。這種悲慘生活過了一輩子也不願自殺，真是無法解釋。繁是清醒的，認識到自己隨波逐流的生活缺乏意義，雖然在從事被他稱為“unbuild”的爆破工作，也是三心二意。此前發生的一起所謂“交通事故”其實是他自殺未遂(194-195)。就在繁發表這一通意見的時候，他聽到了古義發出哭聲：“‘古義，眼下你是在哭泣嗎？咱可是聽到那哭泣了。即便你是在模仿哭泣，也是過於逼真了，因此讓咱嚇了一跳！’說完這話後，（繁——引者註）便開始在睡眠中發出粗重的呼吸”(200)。這是從古義的視角來描寫的，實際上他是在真正哭泣。繁幾天前駕車時神情恍惚，求死未成，回到生界，依然有一種“被突然的虎頭蛇尾打垮了的氣餒和疲勞”(197)。此刻他語雖沈痛，心裏卻有點麻木，很快呼呼入睡，而古義可以說徹夜不眠。

 上面的引文是小說第二部分的最後一段。從這一細節可見，古義對信仰問題看得很重。正因為這是個嚴肅的問題，他不能為了靈魂的安妥或個人的解脫匆匆入教，仿佛教會是個滿足自己情感需求、使用便捷的避難所。他為世俗的黑暗所包裹，無法像艾略特詩中所言，靜候“上帝的黑暗”（也是一片光明）降臨，為此他有刻骨銘心之痛。他讀艾略特的詩和關於他的傳記、研究著作，(11)深深感動，但又因時代、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某種獨特的個性，未能完全進入艾略特的世界。他在大量引用艾略特的同時一次次謹慎地在可能涉及積極宗教內涵的詩行前止步，這種不得已的選擇性是自己求信仰而不得的必然結果。他意識到那些詩行自己如此鐘愛，卻沒有真正成為“自己的東西”。英國哲學家麥可•泰納曾經討論過非基督教人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欣賞基督教音樂的問題(Tanner 127-47)，古義感嘆自己對艾略特的詩作畢竟還有點“隔”，為這問題的覆雜性做了很好的註解。古義是一位細心出色的讀者，他知道，《小老頭》盡管是艾略特的早期作品，也是對信仰的探索。這裏是古義痛苦的自省：

 在自己前行的途中，倘若那一天，把下面這節詩果真作為自己的東西而接受的那一天到來——

 新年又在等待春天

 猛虎基督往這裏來。［《小老頭》，第19至20行］

 如此懷著可憐的期待並流淌著淚水，即使過去了十五年。

 新年裏猛虎跳了出來。將我們，吞噬。［《小老頭》，第48行］

 也從不曾有過如此體驗，現在，已然成為一個沒有信仰的小老頭。古義人在想，在自己的心底裏，較之於五十來歲——那般帶著醉意哭泣、像是在苦苦勸說位於遠處的某人——時的自己，現在更覺得淒涼。(109)

 含淚期待，但是始終無法順利抵達；與自己搏鬥，與上帝搏鬥，拒絕輕松自如地入教。古義身上透出一種絕不馬虎通融的精神，一種已經具有宗教意味的真誠。前面提到的泰納還曾在“時間的考驗”一文裏比較了艾略特與弗蘭克•雷蒙•利維斯朗讀《四個四重奏》時的不同風格。他並不欣賞艾略特為自己詩歌所作的錄音，指出那是“專為親羅馬的英國國教徒錄制的”，而利維斯在劍橋英文系講堂對該詩的誦讀卻獨具特殊的品質，那是“對宗教信仰可能性的令人激動不安的探索”（泰納209）。利維斯對艾略特的宗教選擇頗多微詞，但他本人晚期的批評論著卻多熾熱（有時是壞脾氣）的終極關懷，然而他的虔誠不能輕易納入教會軌道。古義晚年時“更覺得淒涼”，但是他從未停止探索，從未停止“帶著醉意哭泣、像是在苦苦勸說位於遠處的某人”，也許他對艾略特的閱讀與利維斯有可比之處。艾略特本人曾在比較信仰上的懷疑主義和皮羅(12)主義的差別時肯定了懷疑主義為信仰的動力一說。他認為懷疑主義——“檢驗證據的習慣和推遲決斷的能力”——是“高度文明的特征”，(13)古義幾近執拗的認真和懷疑精神實際上已經帶有一點基督教文明的色彩。他沒有像好友吾良和恩師六隅先生那樣投入教會的懷抱，但他深感無所依憑的個人是莫大的缺憾，(14)這就使得小說中有一種中國讀者可能十分容易忽略的維度。大江在訪華時多次提及魯迅，這在部分程度上是出於對中國的禮貌。魯迅從來不會感到一個獨立的、憤怒的、嘲諷的個人會有什麽不足。

 小說中來自山東高密的中國姑娘清清感覺敏銳，她在為古義朗讀艾略特的過程中發現他並不是基督徒。古義的回答十分簡短：

 “我沒有信仰。”

 “那麽，你也就不把願望寄托在死後，是嗎？”

 “也有人雖然不信仰基督教，可對自己死後的社會發展寄予了願望。然而就我而言，已不再考慮在自己死後，世界的毀滅和核武器的廢除這兩者誰更可能”。(223)

 這句話道出了古義一生最大的關切：核裁軍乃至徹底銷毀核武器。半個多世紀來核競賽使人類一直處於危險的狀態，大江堅決反對的立場在日本是極具代表意義的，中國作家和讀者一般不會感到這種關懷的緊迫感。不過古義提出“兩者誰更可能”，依然是發出警告，表明他並非真正萬念俱灰。

四

國際上某些勢力熱衷於武器和霸權，為消滅地上的所多瑪和蛾摩拉，使“硫磺與火”從天而降（《舊約•創世記》19:24）。古義為此絕望，並像創世紀中的亞伯拉罕那樣產生疑問：世界最高的仲裁公正嗎？這也許是他與基督教保持距離的一個原因。亞伯拉罕最終向上帝的絕對權威屈服了，古義依然透過一雙淚眼獨自尋尋覓覓。他“沒有信仰”可能還另有道理。那是古義和他的創造者身上帶有中國和日本文化特色的隱衷——對某些情況下自殺行為的認可。

 大江在他早期小說《我們的時代》（1959年）就寫到過自殺問題。在《別了！我的書》裏，敘述者古義依然在為是否應該自殺而煩惱。小說起首說，古義身負重傷，(15)入院治療後身體雖然慢慢覆原，卻一直在思考著究竟應該“前往彼界”還是“退回此界”。前者就是指自殺，後者則指配合醫生，接受治療。自殺的原因一則是可以結束因傷而產生的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二則是“自己老大無成且率性而為”(5)。最終古義決定忍受痛苦的煎熬，“退回此界”。小說序章的題目“看呀！他們回來了”取自艾略特《四個四重奏》中的最後一首“小吉丁”的第五部分：

 我們與瀕死者偕亡。

 看呀！他們離去了，我們也要與其同往。

 我們與死者同生。

 看呀！他們回來了，引領我們與其同歸。(9)

古義喜愛《四個四重奏》以及貝多芬晚期的弦樂四重奏（如作品第132號），因為這些作品都有著對死亡的循環往覆的思考。與艾略特截然不同的是，古義腦際時時浮上自殺的念頭（這不是艾略特作為一個基督教徒會探討的問題）和自殺者的形象。弗吉尼亞•吳爾夫曾在日記中記述，年幼時走到一個水窪邊，無法跨越過去，這時思考起自己存在的意義來。古義註意到這一細節，並說從那一刻直至投河自盡的近五十年裏，吳爾夫度過她“刻苦勤勉的一生”(266)。古義的心頭還縈繞著其他自殺者的形象。

 在政治上而言，大江與三島由紀夫代表了日本戰後背道而馳的兩種思潮。晚期的三島由紀夫所追求的恰是大江願意舍生抗拒的，兩人目標雖異，追求的方式卻可能相仿。小說裏特別提到，新出的三島由紀夫全集裏有一封信函講到古義自殺未果。有記者死皮癩臉地向古義打聽這傳言是否屬實，古義的摯友吾良不得已出面對付記者的追問。吾良搬出了古義不會自殺的理由：“因為，他害怕在但丁的《地獄篇》第十三歌中的自殺者森林裏被變成樹木！”(198)(16)這細節是古義在與繁夜間長談時回憶起來的，他們當時在討論是不是會有下意識的自殺沖動。基督教徒不主張自殺，(17)問題是古義並非教徒。

 在《愁容童子》中我們讀到這樣的內容：古義寫文章悼念導演古良之死，他引用了但丁：“吾之靈魂為憤怒所驅，願以一死擺脫誹謗，將以非妥之自殺，明證吾身之清白”(311)。經筆者查核，這些文字就是《地獄》十三章的第七十至七十二行。(18)說話的人是彼埃爾•德拉•維涅（Pier delle Vigne，約1190-1249），神聖羅馬皇帝腓特烈二世的重臣。他於1249年被控謀反，入獄後被剜目（參孫也遭此酷刑），不久飲恨自盡。但丁沒把他打入背叛者所居的地獄最底層，而將他置於自殺者的行列，大概相信他是受人讒害，有意為之申冤。按照當時的基督教神學，自殺是不赦之罪，但丁還是毫不含糊地把他扔入地獄受罰。古義用彼埃爾的語言為古良辯護，仿佛他是以小惡（自殺）求大善（清白），這種價值取向完全背離了基督教反自殺的基本原則。我國古代說到自殺，往往指忠貞節烈的人士引泱自裁，以義滅身。孟子說：“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孟子•盡心（下）》）。屈原自投汨羅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國 （或非基督教）文化傳統中缺少像奧古斯丁那種對盧克萊西亞和加圖等自殺案例的批判性分析。(19)古義是這種文化的產物，與基督教嚴禁自殺的立場難以一致。如果為局勢所逼迫，已經獻出了自己身體居所的古義會再獻出他靈魂的居所嗎？這是一個不忍的問題。

寫畢於2007年9月18日(20)

註釋：

 ①大江健三郎，《別了！我的書》276。以下該小說引文頁碼在正文中用圓括號註釋標出。

 ②見大江健三郎，《愁容童子》326。大江先生常用的一枚閑章上刻著“think，write”兩個英文動詞。

 ③“神”版聖經這一句是“我們願意你顯個神跡給我們看。”

 ④《新約•馬太福音》第12章第38節至39節。耶穌到加利的迦拿，一大臣求耶穌為他兒子治病，耶穌說：“若不看見神跡奇事（‘signs and wonders’），你們總是不信”（《新約•約翰福音》4:48）。

 ⑤《別了！我的書》第57頁提到弗拉基米爾在讀俄文版的《金閣寺》。

 ⑥小說中還提到上田保、健谷幸信合譯的《艾略特詩集》和西脅順三郎譯的《四個四重奏》。大江在《別了！我的書》中引用艾略特詩句時使用的是這三種譯本。

 ⑦為突出視覺效果，凡未被大江引用的艾略特詩句用黑體標出。下文均同。

 ⑧艾略特在《小老頭》中有類似的表述：“道中之道，說不出一個詞，／裹在黑暗中。在一年的青春期／基督老虎來了。”艾略特在這幾行詩裏引用蘭斯洛•安德魯斯的布道文，但有誤。See B. C. Southam, A Guide to the Selected Poems of T. S. Eliot, 6th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96)71. “The word within a word”應該是“The word without a word”。“裹在黑暗裏”原文是“swaddled with darkness”。“道”可以解釋為上帝、邏各斯。

 ⑨英文原文是“After such knowledge, what forgiveness?”

 ⑩古義引用米蘭•昆德拉小說中一位人物說的話：“對人世間的權利所進行的戰鬥，就是對忘卻所進行的記憶之戰”，參見大江健三郎，《別了！我的書》163。

 (11)小說中提到的林德爾•戈登的艾略特傳，牛津學者海倫•嘉德納和詩人、批評家斯斯蒂•斯彭德研究艾略特的著作都是很有名的。大江對後面兩位尤為推崇。

 (12)皮羅，公元前4至3世紀希臘懷疑主義哲學家，認為來自理性和感覺的知識皆不可靠，天下沒有善惡榮恥，對一切都不應執著。皮羅哲學也含合理的文化相對主義成分，見蒙田長文“雷蒙•瑟朋讚”。

 (13)T. S. Eliot,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2)29.參看艾略特對丁尼生長詩《悼念》的評論。他指出該詩因其懷疑的品質而可以被稱為“宗教的”。T. S. Eliot, Selected Essay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1)336.

 (14)真正的存在主義者不會因此苦惱。也許強調大江早年受存在主義影響也應該有個限度。

 (15)受傷的過程中似有自殺的沖動，見《愁容童子》最後部分。在這本書的起首（第3至4頁），古義人在海邊喝了點威士忌後踏入海水，想徹底擺脫種種煩惱。筆者從許金龍先生處獲悉，在帶有自傳成分的《大江健三郎述說作家自我》（日文版2007年6月）一書中，自殺的話題一再出現。這部新作已譯畢，新世界出版社即出。

 (16)見但丁《地獄篇》第13歌。在但丁設想的地獄第七層第二環，居住著那些已變成樹的對自己施以暴力者，他們被剝奪返回肉身的資格，永世不得救贖。重新讀小說第19頁上所說的“自己的樹”，可能會體味出新的含義。“自己的樹”與自殺者森林裏的樹木也形成互文關系。

 (17)參看吳飛：《自殺與美好生活》（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

 (18)比較田德望譯文：“我的心激於憤懣的反抗情緒，想以死來逃避人們的憤怒和輕蔑，致使我對自己這正義的人做出了不正義之事。”參看田德望譯：《神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92。

 (19)見奧古斯丁：《上帝之城》，吳飛譯（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第一卷。

 (20)英國作家喬納森•雷本在“9.11，我們付出的代價“一文（載2006年9月8日《獨立報》）裏提醒讀者，在紀念“9.11”的時候我們也要記住“9.18”，在2001年的那一天，美國國會通過授權總統使用武裝力量法 （英文簡稱“AUMF”）。筆者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於2006年9月11日舉辦的“大江作品研討會”上特意介紹了這篇文章，相信在場的大江深有同感。

 【參考文獻】

 [1]　大江健三郎，《愁容童子》，許金龍譯。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

 [Kenzaburo Oe. A Child with a Melancholy Face. Trans. Xu Jinlong. Haikou: Nanhai Publishing House, 2006.]

 [2]　——：《別了！我的書》，許金龍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

 [---. Goodbye, My Book! Trans. Xu Jinlong.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6.]

 [3]　Tanner, Michael. "Sentimentality."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LXXVII(1976-1977): 127-47.

 [4]　麥克•泰納：“時間的檢驗”，陸建德譯，《重新解讀偉大的傳統——文學史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200-219。

 [---. "Test of Time." Trans. Lu Jiande. Re-Reading the Great Tradition: Essays on the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1993. 200-19.]

 [5]　裘小龍譯：《四個四重奏》，艾略特著。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年。

 [Qiu Xiaolong, trans. Four Quartets. By T. S. Eliot. Guilin: Lijiang Publishing House, 1985.]（愛思想網站2015-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