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邊疆、周邊與外域認知空間關聯性的思考

新環境與老問題

 “一帶一路”作為我們認識和發現中國當代與未來國際視野與認知空間的重要契機，不僅有助於我們重新去回溯歷史時期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往歷程，同時還能夠讓我們去思考未來中國與周邊及外域的新型關系與聯系網絡問題。在這過程中，我們既能夠了解古代中國在處理周邊與外域問題方面所具有的經驗與教訓，更能讓我們以更為前瞻和廣闊的視野去重新認識我們這一似乎不那麼陌生的地區。

 而我們要註意的是，當我們一旦形成對周邊和外域的總體初步認知的時候，由於總體視野對具體區域經驗的遮蔽，往往會對某些區域的歷史與社會面貌缺乏細節性的認知。而反過來，這種認知領域的缺失將直接影響到我們對於整個周邊與外域的認知準確度問題。這些新知識的確立，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而必須在認真回溯和梳理既有歷史與經驗的基礎上，以更具思想深度和視野廣度的方式，來形成我們對於相關區域的新的認知。

 當然，對區域的認識本身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知識的獲取層面上，我們需要更多的經驗與嘗試。對此，哈耶克曾提醒我們：“我們不能留給我們的‘工程師’去做，而是必須親自掌握有關事實的知識，即對具體環境的了解，僅僅是我們能夠利用成熟的技巧加以確定的那些知識。我們通過系統的努力，力求擴大有關世界和人的知識，但是這樣的努力既不能代替只有通過廣泛的經歷才能獲得的有關這個世界的知識，也不能代替埋首於偉大的文獻和我們整個文化傳統中的智慧所獲得的收獲”。[①]也就是說，如今我們對於外部世界的認知必須放在一個兼具歷史深度和當代實踐的層面上，缺失其中的任何一個方面，我們的認知都是不全面的。

 古代中國曾經有過自己對於周邊和外部世界的總體認知，並以之作為處理周邊與外域事務的理論基礎。費正清曾創造性地歸納了歷史中國視野下世界秩序圈的基本結構，他認為“以中國為中心的、等級制的中國外交關系，所包括的其他民族和國家可以分為三個大圈：第一個是漢字圈，由幾個最鄰近而文化相同的屬國組成，即朝鮮、越南（它們的一部分在古代曾受中華帝國的統治），還有琉球群島，日本在某些短暫時期也屬於此圈。第二個是內亞圈，由亞洲內陸遊牧或半遊牧民族等屬國和從屬部落構成，它們不僅在種族和文化上異於中原，而且處於中原文化區以外或外緣，有時甚至進逼長城。第三個是外圈，一般由關山阻絕、遠隔重洋的‘外夷’組成，包括在貿易時應該進貢的國家和地區，如日本、東南亞和南亞其他國家，以及歐洲”。[②]可以說，在這種類似於同心圓結構的分布，在將古代中國的周邊力量加以分層次對待的同時，我們也註意到，這種“圈型”並不是全然對稱和完整的，因為作為第二層的“內亞”圈和作為第三層的“外夷”圈在具體的歷史時段內往往會存在重疊之處，有時候甚至互相鉸接在一起，從而使得這種圈層理念顯得有些過於結構化和理想化。因此，隨著當代國際政治新環境的出現，尤其是歐亞大陸新地緣態勢的呈現，我們有必要重新去認識當代中國的對外知識圈問題。

 在這種轉變當中，我們依然面臨著之前尚未解決的問題，這就是在古代中國內部曾經對中原農耕政權形成了巨大影響的內亞圈層內部的遊牧社會及其相關力量問題，這是一個老問題，而在如今的新環境中，這種老問題再次需要我們去面對和解答。

“中亞”的地緣與時空特征

 在歐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裏，中亞都跟周邊的文明區域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在這種聯系當中，中亞自身的地緣與時空特性逐漸成型並固定下來。可以說，“中亞或曰內陸亞洲（曾經一度稱為韃靼的區域）在歷史上是一個輪廓鮮明的區域，但在當代全球分類中卻無從尋覓。歐洲歷史學家很久以來都承認中亞區域的統一性和重要性，雖然它的重要性傳統上一直呈現為完全負面的表述。在歐洲的地理相像中，韃靼代表了多個世紀裏威脅文明世界的野蠻狀態的匯聚地。今天，這一存在偏見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消失，但另一種前後連貫的形象取代了原有的看法。直到最近，這個地區看起來完全從地理學視野中消失了。落入了一種‘學科裂縫之間的’地理學黑洞中”。[③]而隨著20世紀初期以麥金德、亨廷頓為代表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形成巨大影響，一時間凸顯了中亞在世界歷史中的重要地位。而隨著三四十年代環境決定論的影響衰落，中亞在學術與民眾輿論認知中的影響也隨之萎縮。在隨後的歲月中，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民族國家的神話直到最近都妨礙著對它的承認，原因很簡單，中亞只包括了蒙古這惟一的一個主權國家。然而，隨著蘇聯解體和五個新的獨立中亞地區共和國的出現，中亞西邊的那一半地區又突然重回到人們的視線當中”。[④]而這種重現，理應引起我們新的認識興趣。

 長期以來，中亞作為歐亞大陸東西段之間的交流通道而存在，我們發現，盡管這種交流通道一直在發揮著作用，但是由於中亞區域長期以來缺乏自身穩定的政治結構與歷史傳承，其社會與文化變遷過程缺乏較為穩定的整體性特征，因此該地區在這種互動中曾經長期扮演的中介角色中被消減掉了，在我們對於周邊和外域的認知框架中沒有形成清晰的看法，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我們在歷史和現實認識領域中的“黑洞”，這就意味著，隨著時代的變遷，它一方面始終在吸引著歷史研究和現實關註的目光，成為我們始終試圖認識清楚的區域，但在另一方面，這一區域卻吞噬著我們對其曾經有過的相關認知，進而形成一種始終在發生變化的總體趨向。可以說，在歷史和現實層面，我們現在所能達到的基本共識就是這一區域內部秩序的不斷變動與外部界限的混沌不清。

 中亞區域的界定與認同就是在這種不斷變動與混沌不清的基本共識上逐漸形成的，但尚未最終清晰成型。中亞是什麼？從歷史的維度來看，廣義的中亞地區正是中國古代王朝歷史視野下廣闊的西域地帶，曾經在中國古代的政治與社會歷史進程中扮演過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很大一部分區域曾經是歷史中國的邊疆地區，如今也依然是當代中國邊疆區域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深深嵌入到古代中國的邊疆、周邊與外域話語當中。而與此同時，這一區域也被周邊的其他文明政權所記錄，也在某種程度上嵌入到其他文明的邊疆、周邊與外域話語當中，從而形成具有某種覆合性特征的“被敘述”區域；如果以更大的歐亞區域來看，中亞又可以成為近代之前歐亞大陸內部交流的中間區域，形成了區域間聯系的重要接觸地帶，並以著名的絲綢之路而著稱。在這種語境下，這一區域本身則又占據了某種與歐洲、東亞世界具有同等地位的區域性位置，從而形成了在歐亞交流與信息網絡中的戰略性位置，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西部的歐洲力量；隨著俄國力量在東方的逐步擴張，中亞開始成為西方力量爭奪的重要區域，原先在這一區域具有重要影響的清朝、奧斯曼、波斯和莫臥兒帝國逐漸退出對在該區域的力量角逐，俄國與英國逐漸成為彼此競爭的兩大主角，最終以俄國控制中亞主要區域告終；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對中亞的整體性控制以及之後蘇聯對中亞統治秩序的重建，極為深刻地影響了中亞的政治與社會生態，重組了中亞原先的政治格局，形成了當代的中亞五國——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基本政治結構，並繼續衍生出新的地緣政治影響與後果。從總體的態勢而言，中亞可以被認為是一個經歷過多重階段變遷的文化-生態共生區域，同時也是一個與周邊的文明或國家力量存在特定關聯的區域，更是我們在思考中國邊疆發展進程及周邊國家關系過程中值得加以綜合考慮的區域。

 中亞不是什麼？這一點涉及到我們對於這一區域的外部認同問題，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我們對於中亞的總體認識。一般而言，中亞由於其近代以來長期作為俄國-蘇聯的附屬部分存在，以及在各國獨立之後有限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因此無法成為地緣政治學意義上的某個單獨單元，在長期的歷史時段內，尤其是近代以來，它無法確立起自身的整體性話語與認同，而必須附屬於歐亞大陸周邊的某一力量單元，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現自身的能量，因此可以說，這就決定了我們無法脫離開對周邊其他力量的認知而單獨去看待和認識中亞的問題。此外，我們還要註意到，至少從目前來說，中亞依然不是一個穩定的政治-經濟共同體，它自身在經濟和生態上的脆弱性使其無法在長時間內形成一致性的力量。例如，在中亞漫長的歷史中，我們還找不到一個真正囊括這一區域，同時還本地區為政治中心的長期統一的政治共同體，即便著名的蒙古世界帝國時代，中亞也並不是蒙古帝國的中心，而只是整個帝國的一部分。而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英-俄爭奪中亞的時代，中亞在競爭雙方的戰略天平也並沒有占據主體性的角色。當然，以上的這些認識還是比較粗放的，還需要進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在更高的層次上加以充實與完善。

 不管怎麼樣，在對中亞的認知形成一種完全的共識之前，中亞的地緣與時空關系問題依然是我們值得繼續思考和關註的問題。而這種思考與關註又因為每個觀察者或觀察方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認識基礎與框架。

超越“歷史記述”與“現實政治”的“中亞認知”

 我們對於世界的認知更多地是一種對外在秩序與結構的認知，在此基礎上形成對於整個認知範圍的看法，因此，在對外視野中往往會不自覺地將一些自身觀念認為是有序的地方作為文明區域，而將一些無法把控或者認識模糊的失序區域看成是未開化的地區，並且在認知層面往往加以排斥，將其當成是一個缺乏歷史與傳統的區域。但事實上，正如沃爾夫所言，“1400年的世界已經開始迅速發展起地區的關聯和聯系；但歐洲在此後的越洋擴張將地區網絡組合成世界範圍內的交響樂，並使它們服從於全球性的節律。有著不同來源和社會結構的人民都被這些力量納入趨同活動中，他們不得不參與到一個共同世界的建構中。他們是歐洲海商和不同民族的戰士，但也包括本土的美洲人、非洲人和亞洲人。在此過程中，所有這些人民的社會與文化都經歷了重大的變化。這些變化不僅影響了那些站出來充任‘真實’歷史的承載者的人民，也深刻影響了人類學家研究的人群，他們將這些人群稱為‘原始人’，是從永恒的過去的原初延續。由歐洲擴張發動的全球化過程同樣也構成了他們的歷史。因而，不存在什麼‘當代的祖先’，也不存在沒有歷史的人民，不存在只擁有‘冷性’（用列維-斯特勞斯的術語來說）歷史的人民”。只有基於這種認知，我們才能更好地更全面、更真實地面對世界各個區域所具有的文明與歷史，而對中亞的新認知也就成為題中應有之意。

 基於這種理念，我們對於世界的知識圖景也就不應該是畸重畸輕的。對此，美國學者麥高文在20世紀初就敏銳地註意到了世界史中的敘述空白，在他看來，中亞恰恰就是這些空白中的重要部分。他站在西方的角度指出，18世紀以前的世界史在某種意義上是希臘和西歐的歷史，而隨著地理大發現以及西方殖民勢力的擴張，東方開始進入世界史的視野，“直到二十世紀開端後，史學家才普遍一致承認這些東方國家的發展，具有世界的重要性，不能和整個人類進化史分離。可是到了目前，還有一個廣大而真正重要的地域，除少數專家外，一般對它常常是太忽視了。這一地域就是中央亞細亞——其實中亞之地，對於有關人類通史的一切問題，都是具有重要性的”。

中國古代對於中亞區域的認知有其歷史記述層面上的豐富性，但同時也必然打上了歷史和時代的烙印，存在著單一“中原”觀的角度限制，因此在回望的時候有必要結合其他文明對中亞的敘述來綜合分析和思考，才能對中亞本身有更為清晰的認識。而到了近代，隨著中亞進入帝國主義爭奪的舞台，這一區域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也就更多地成為國際關系的關註議題。隨著中亞大部分區域成為俄國以及後來蘇聯的組成部分，我們對於這一區域的看法又成為俄國研究和蘇聯研究的一部分。如今隨著中亞各國的獨立，我們在新的環境下重新認識這一地區，就有必要超越原先的歷史敘述以及國際關系認知，以更為全面和連續性的視角去看待和認識，在此基礎上形成我們新的“中亞認知”。

“中亞認知”的當代重建及其可能

 隨著1991年底中亞五國相繼獨立和蘇聯解體，這塊廣大的中亞區域不再作為某一大國自身領土的一部分，而開始成為一個具有某種主體性的區域並展現自我形象。在第二年，《白銀資本》一書的作者、著名的世界體系理論家貢德•弗蘭克（AndreGunder Frank）發表著名的《中亞的中央性》一文，在探討中亞地緣與文明的同時，為我們展現了這種新主體的未來走向與可能性，他指出，中亞“是一塊巨大的黑暗區域，或者是一塊黑暗的巨大區域。中亞對那些外圍民眾所在文明而言也處於中心位置，而這些民眾的生活空間被吸入中心的黑洞當中。對於有文明的民眾與空間在哪裏終結，他們在哪裏跟中亞的民眾相互滲透，這還不大清楚。沒有哪個文明是純粹的、未受觸動的，它們全都是在跟中亞的互動中形成甚至被定義的。此外，中亞也是所有那些外圍民眾及其文明彼此交匯互動的地方。確實，幾千年來，‘亞洲的脈搏’可能來自中亞的心跳。中亞真正成為歐亞和世界歷史的‘缺失一環’”，而正是這“缺失一環”，影響著我們對於整體世界的思考。他並提示我們，對於任何試圖對世界體系史進行的系統分析來說，中亞也具有中心地位。中亞之所以是一個黑洞，就在於它必須引起世界體系史研究的關註甚至熱情。但是，中亞可能仍然是世界及其歷史當中最重要而又最被忽視的部分。而如果細究其中的原因，則可以發現，由於世界歷史的絕大部分往往都是由勝利者所書寫的，而中亞盡管在歷史上曾經有過輝煌，但自從15世紀以來，中亞在政治爭奪中敗給了周邊的文明與政權，因此這一區域也就失去了在地緣意義上的歐亞中心乃至世界中心地位，而更為致命的則是，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歐洲人的地理大發現以及由此帶來的殖民擴張以及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整個世界的力量對比，傳統的陸上力量相比之間日漸衰落，整個世界歷史的中心舞台也從數千年來的歐亞大陸開始轉移到在地理上更為邊緣的外圍區域、海洋區域和我們現在所說的西方世界。與之相應，我們認識的重心也就跟著轉到了外圍區域、海洋區域和西方世界。可以說，我們如今對於中亞的認識空白就是基於這種基本邏輯而造成的

 正如筆者曾經所指出的：“基於多方面的原因，我們目前對於美國、歐洲的認識情況要遠遠超過對於處在中國周邊的中亞地區的認識水平，這固然跟我們與歐美國家在各個層面上的交往更多有關，同時也體現了美歐在當代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重要地位，但在另一方面，對於歐美之外諸多地區尤其是中亞地區的認知空白，也暴露出我們對周邊情況認識的不足，這與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的全球視野，與我們在處理好自身問題的基礎上認識和面對來自域外的機遇與挑戰的反應能力是難以契合的。在很多情況下，公眾層面對於中亞的認知往往更多的是神話性的，而不是知識性的，中亞在這種語境下成為一種遙遠而又神秘的東西。讓中亞不再遙遠，讓中亞不再神秘，這就是我們重建‘中亞’常識的目的與關鍵。”[⑤]

 但是，“中亞認知”的重新確立卻並不是個簡單的過程，在其背後存在著一些理論和實踐層面的困境，需要我們去分析和思考當代中亞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一些連帶性問題。張蘊嶺先生曾經指出，中國歷史上“長期積累和發展的這種區域性互動關系對於中國區域觀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們至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歸納它的重要性：一是區域的地緣視野，始終把周邊地區作為基礎；二是把周邊地區作為利益攸關區；三是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形成一套相處的規則和行為方式。所謂‘君臨天下’，其核心價值是要對與中國密切相連的周邊國家負責。”[⑥]而在中亞區域的歷史政治運作與實踐中，這三方面的內容都有所體現，在新的時期則面臨著變革與轉型的問題。

 一方面，中國與中亞之間在知識空間和歷史關系層面的聯系性和覆雜性，對於兩者都產生著深遠的影響。正如筆者在《統合型國家的邊疆話語困境與當代重建：對清朝邊疆“遺產”問題的一些認識與反思》一文中指出的：“隨著西方近代民族國家體系的興起，17-19世紀，中國與西方之間在國家結構上出現了遭遇與碰撞，作為統合型王朝的清朝在面對身披民族國家外衣的西洋諸國沖擊時，從最初在國家結構上的自信，逐步滑落到對西洋國家體制的追慕，並在辛亥革命後，力圖用一種民族國家形式的稱號（‘中華民國’）來涵攝原來清朝這一跨越內亞與中原的統合型王朝的疆域。但由於種種原因，這種整合的嘗試並沒有取得完全的成功。按照近代民族國家建構邏輯，本該在民國時期完成的國家認同卻由於所繼承的統合型疆域內部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而始終無法成型；而反過來，由於民族國家理念所附帶的關於民族自決等的話語影響，在外力促發下，民國內部又出現了脫離統合型疆域版圖的相關事例（如外蒙古）。可以說，在民族國家式的國家稱號與跨內亞-中原的廣闊疆域版圖之間出現了某種錯位，而這種錯位本來是可以在20世紀上半葉就加以彌合的，但形勢的變化卻將處理這種狀況的時間推到了20世紀下半葉，並在某種程度上一直延續至今。從時間長度上看，這種整體性邊疆問題的出現並不是在千年之前就形成的，也就是說並不是‘長時段’的，而與此同時，它也並不是在20世紀後半葉所形成的，也即不是‘短時段’的，而是在‘中時段’所形成的，即在19-20世紀內所逐漸形塑的。而恰恰是在這段時間內，國際地緣環境和政治背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動局面”。[⑦]在這種背景之下，我們對於自身邊疆問題尤其是西北邊疆問題的認知就不可避免地跟對中亞地區的認知態勢聯系到了一起，並在更深的認同層面上存在著微妙的競爭性關系，需要我們有更為清醒的認識。

 而在另一方面，基於中國與中亞之間的地理連接性關系，中國的“中亞認知”需要有更多面向當下與未來的面相，需要更具前瞻性地對中亞區域進行具有歷史連帶性的分析和認識，以此形成我們對於整體的周邊與外部世界的新視野。正如我們如今的“東南亞”視野逐漸超越了原先的“南洋”認知一樣，如何以新的“中亞認知”來超越歷史上的“西域認知”以及“中亞大棋局”框架，將是我們值得進一步探尋的問題。 【 本文刊發於《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註釋從略；引用請參照原文。】（收藏自2016-06-23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