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深秋的早晨，金門料羅灣，鄭芝龍指揮的大明水師，突然包圍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艦隊。那是公元1633年10月22日。鄭芝龍的戰船、火船乘東北風向九艘荷艦沖擊，炮火硝煙將寧靜的港灣燒成沸騰的地獄。恐怖不可想象，據一位荷蘭目擊者描述：“有三艘戰船包圍了（Brouckerhaven）號，其中有一條船的戰士不顧一切把自己的船點火焚燒向荷艦撞擊。他們的行為正如狂悍而決死之人那樣……完全不理會我們的槍炮和火焰。荷艦尾部起火，火藥庫爆炸，立即下沈。又一艘荷艦Sioterdijck號正在近岸處，被四艘兵船迫近，雖然在接舷戰中兩度打退了敵人，但終被俘獲。其余荷艦狼狽逃入大海，借大炮和東北風之助，逃到台灣。普特曼斯在戰鬥和台風中喪失了四艘大兵船，還有其他三艘兵艦不知去向。” 對於那些一個多世紀以來橫行海上的西方擴張主義者來說，有恃無恐的日子突然結束了。在這個早晨，一切都變了。
1633年，料羅灣海戰大捷，距離1433年鄭和遠航結束，已整整200年。很少有人知道、更不必說紀念這場海戰。在帝國朝代更叠、治亂興衰的歷史上，它的確沒有什麽特殊意義。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在世界現代化歷史、中西交流與沖突歷史上，這卻是不可忘記、不得不紀念的大事。

1433年，鄭和在古裏病逝，皇帝下詔，下洋悉令停止。大明帝國皇家船隊消失之後，西方冒險家的艦隊乘虛而入，15世紀西方向東方海域擴張，不是因為西方強大，而是因為東方海域的權力真空。西方擴張長驅直入，浪潮般地一浪壓過一浪。從西非海岸到好望角、從南印度海岸到馬六甲、跨越大西洋到美洲大陸，穿越太平洋占領菲律賓，最後，從馬六甲、呂宋島、巴達維亞到中國海岸。鄭和遠航停止後兩個世紀，明朝厲行海禁，西方持續擴張。鄭芝龍降生的時候，世界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東方各大港口，西方炮台、教堂取代了鄭和時代的“官廠”，各主要航線上，已經不見了當年宣諭天下、示中國富強的寶船，取而代之的是西方重炮滿帆的商用軍艦。

從鄭和到鄭芝龍，200年間，中國已經失去了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競逐富強的第一輪機會。西方艦隊販運貨物、劫掠商船，重炮輕帆、橫行海上，不論是中國民間海商還是皇家水師，都無法抵禦西方的海上力量；葡萄牙人占領澳門、西班牙人占領菲律賓、荷蘭東印度公司占領巴達維亞，無不對中國大陸虎視眈眈。歷史的教訓是，出不了外洋就守不住海岸，失去海洋也最終失去家鄉。西方“地理大發現”與資本主義擴張的第一波已經完成，中國是否還有抵禦擴張、挑戰外洋、競逐富強的機會？
西方擴張已經迫壓到中國海岸。16世紀是伊比利亞人的世紀，葡萄牙擴張建立了從西非海岸到印度洋的貿易、殖民體系，將海上帝國的邊際伸展到中國海岸。西班牙征服了中南美洲與菲律賓，其地跨歐、美、亞三大洲的殖民帝國的勢力同樣進逼中國。17世紀是荷蘭人的世紀。荷屬東印度公司占領巴達維亞，不僅將葡萄牙人趕出東印度群島、在馬六甲截擊葡萄牙商船，而且還將荷蘭殖民地建立到台灣島，取代葡萄牙部分地控制了中國、日本、東南亞之間的貿易。他們的船更大，炮火更猛，人也更精明殘暴。他們劫掠商船，綁架、販賣人口，占領台灣，修築要塞與居住點。1633年夏天，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台灣長官蒲陀曼率領8艘軍艦偷襲廈門港，發瘋般燒毀了當時停泊在港內的30艘中國船。鄭芝龍號令閩粵水師150艘兵船追剿荷艦。

1633年的料羅灣海戰爆發，鄭芝龍指揮的民間海商-海盜集團與皇家水師組成的中國艦隊，第一次與西方擴張者的艦隊大規模地遭遇海上。用今天的話說，這是一場爭奪制海權的戰役。海戰大捷，徹底摧毀了荷蘭人在南中國海建立的航海貿易霸權。福建巡撫的捷報引民間說法：“閩粵自有紅夷以來，數十年來，此捷創聞。”荷蘭人屈服了，他們放棄了壟斷中國海上貿易網的企圖，轉而承認鄭芝龍的海上霸權秩序。1640年，荷屬東印度公司與這位中國海上國王達成航海與貿易的若幹協定，並開始向鄭芝龍朝貢。所有在澳門、馬尼拉、廈門、台灣、日本各港口間行駛的商船，都必須接受鄭氏集團的管理，穿航在南中國海與東南亞各港口的商船，絕大多數都是懸掛鄭氏令旗的中國帆船。帕拉福克斯《韃靼征服中國史》記述：“這個海盜（指鄭芝龍）燒毀了八艘他們（指荷蘭人）最好的海船，一次三艘，另一次五艘。他們最後被迫向鄭芝龍納稅，每年三萬埃庫斯（相當於十至十二法郎）。因此，彼此相安無事，荷蘭人得到了從台灣進入中國的完全自由，並成為鄭芝龍的朋友。荷蘭人向鄭芝龍，而不是向北京派遣使節，給他種種榮譽，向他貢獻各種禮物。有一次甚至貢獻了王杖一枝，金冠一頂，企圖引起他自立為王的欲望。”

二

從1433年鄭和船隊停止下洋，到1633年料羅灣海戰大捷，是中國航海貿易暗淡的200年。我們曾經祭奠鄭和下西洋，其中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不是鄭和下西洋如何突然開始，而是這樣輝煌的遠航何以永遠結束。它在政治上揮霍理想，在經濟上揮霍財富，不但沒有持續發揚中國千年航海貿易傳統，反而斷送了民間航海、貿易與拓疆的生機。輝煌的遠航是在殘暴的海禁背景下進行的，省略這個背景就無法理解鄭和遠航發生的歷史困境。

明朝禁海，“瀕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通蕃”，泉州、明州等處的市舶司相繼關閉，斷送了中國民間航海貿易優勢傳統。12-14世紀間中國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最大的港口城市（泉州）、最優秀的水手與最有勢力的海商。朱元璋先後四次詔令“片板不許下海”，朱棣一邊派遣官方船隊下洋，一邊頒令將原有民間海船全部改造成無法遠洋航行的平頭船，並野蠻焚毀違禁的雙桅海船。禁海開始，鄭和下西洋具有雙重使命，一方面是政治擴張，建立朝貢體系，另一方面是厲行海禁，打擊中國潛通外洋的海商與私下住蕃的移民。明朝禁海200年（1370到1567年），恰好是西方地理大發現的時代。海禁政策殘酷，不僅破壞了民間海外貿易，也遏制了民間海外移民拓殖。西方擴張有兩種意義，一是貿易擴張，二是殖民擴張。西方將國家力量與民間力量統一起來向世界擴張，中國的這兩種力量卻相互矛盾，前者遏制與消滅後者。海禁扼殺了中國民間航海貿易與拓疆的生機，這是中國的災難，海禁對中國民間航海貿易與拓疆事業的破壞是致命的。雷海宗先生認為，明代是一個“整個民族與整個文化已發展到絕望的階段”，“在這種普遍的黑暗之中，只有一線的光明，就是漢族閩粵系的向外發展，證明四千年來唯一雄立東亞的民族尚未真正的走到絕境，內在的潛力與生氣仍能打開新的出路。” 遺憾的是，這最後的一線光明也將被撲滅。中國海禁，也是西方的機會。從非洲沿岸、美洲沿岸、印度次大陸與東南亞的重要港口，一直到中國的澳門與台灣，都在西方人的控制中，西方船只在世界所有大洋中暢通無阻。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在一浪一浪的野蠻擴張中逐步建立。1433年的世界仍是東方化的世界，而1633年，世界已經不可避免地開始西方化了。

紀念鄭芝龍，是因為我們曾經用過多的熱情與想象、過少的理性與反思地紀念鄭和，是因為我們需要更進一步的反思，在紀念鄭和代表的皇家遠航的背景下，回憶歷史上中國民間航海貿易拓殖力量的遭遇。紀念鄭芝龍的意義是，追問朝廷厲行海禁政策後，中國民間航海貿易傳統是否還有機會與能力恢覆，重出外洋？帝國官方的船隊停止下洋後，中國是否還有機會與能力挑戰西方的擴張？這種力量是否可以持續發展、這種機會是否可以重新再來？中國在世界現代化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競逐富強的力量與機會，究竟蘊藏在何處又失落在何處？

大明皇朝厲行海禁，對外給西方擴張勢力讓出外洋，西方擴張勢力乘虛而入；對內摧毀了中國自身近千年來發展起來的強大的航海貿易與移民拓殖傳統，同時也給自身制造了敵人。海禁出海盜。朝廷禁海，沿海百姓討海為生，犯禁放洋，海商也就成為海盜。海禁愈嚴，盜氛愈熾；盜氛愈熾，則海禁愈嚴。如果法律是殘暴不合理的，犯法者就可能是合理的。對朝廷海禁政策制造出的海盜，我們今天應該有準確公正的理解。海禁開啟的沖突不斷加劇，厲禁而盜興、盜興而寇入。無可奈何時，只得重新開海。隆慶元年，朝廷迫於壓力，終於開放海禁，“準販東西洋”，指定“發舶地”為月港（福建海澄），每年約150艘中國帆船從這裏領“引票”放洋。

禁海嚴，開海難。一是重出外洋的海商必須面對武裝組織的西方擴張勢力，二是必須忍受朝廷的多方限制與防範。海禁200年，中國海商與移民的世界環境，已與當年完全不一樣了。過去中國人面對的世界大洋是一個無組織性的自由世界，中國海上勢力在技術與規模上，都享有絕對的優勢。如今中國已在西方擴張浪潮的邊緣，他們面臨的西方擴張主義者，既是從事貿易航運的企業，又是從事征服與殖民的軍隊與政府。面前是強大的西方擴張勢力，身後是嚴酷的內陸朝廷，中國海商重出外洋的處境是進退維艱的。從禁海到開海，中國內陸政權面對海洋的政策有所變化，但根本立場與理念卻沒有變化，朝廷既不鼓勵海外貿易又不鼓勵海外移民。開放海禁只是朝廷迫不得已的政策，開海是有限度的，必須加以限制、防範：一是限定發舶地；二是限定每年發舶數量；三是限定過番時間；四是限定海船式樣與軍器裝備。

重出海洋的中國海商，一開始就陷入一種二難困境中：沒有政治組織軍事武裝，就無法挑戰海外西方擴張勢力；有政治組織軍事武裝，又無法見容於中國內陸政權。陷入困境的中國海商，再次面臨著艱難的選擇：面對西方擴張的海上，是作為挑戰者還是犧牲者，面對中國保守的內陸，是作為海商還是海盜。開海已使海盜歸位為海商。限制性開海又使海商重出海盜。暴虐的政府害怕百姓船上的炮口指向自己，卻不擔心這些毫無抵禦能力的商船會被異族的炮火摧毀。面對西方擴張的強大對手，個體自發結構松散的中國海商，或者組織武裝起來，生存發展下去，或者被消滅。海禁覆開，海盜歸位為海商。迫於西方擴張的競爭和中國當局的限制、壓迫，再次陷入困境的中國海商又重歸海盜。西方王室與教會支持海外政治經濟與宗教文化擴張，中國朝廷則限制、扼殺民間自發的海外擴張沖動。海禁覆開半個世紀，個體海商在艱難殘酷的環境下整合為武裝海盜集團，只有以西方的形式才能抗爭西方的擴張。中國海商海盜組織自己的船隊，在甲板上裝上從葡萄牙人賣來或荷蘭船上搶來的大炮，出沒在西方人的航線與港口，東南亞各島各港的華族移民與土著，都是他們天然的統一陣線，到1615年左右，大海商-海盜頭目李旦，已經以平戶為基地，基本上壟斷了福建、台灣、日本、菲律賓間的海上貿易。此時的中國海商海盜集團已經成為一個具有政治組織、軍事武裝的重商主義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