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紀念鄭芝龍是紀念中國民間海上英雄，是紀念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段海上盛世，鄭芝龍以海商-海盜的身份整合了中國民間力量，“雄踞海上”，又以受招撫的“海防遊擊”的身份，整合了中國內陸皇權軍事力量與民間海商海盜勢力，結束了內部陸地與海洋、官方與民間勢力的沖突，重出外洋。
鄭和是沒有後人的，與其祭奠鄭和，不如祭奠鄭芝龍。1624年福建巡撫南居益請大海盜李旦從中勸說據守澎湖的荷蘭艦隊退走台灣時，鄭芝龍還是李旦手下的一員幹將。鄭芝龍出生在福建南安的石井，曾在澳門經商，為葡萄牙人與荷蘭人做過商務通事，能說流利的葡萄牙語，可能還是受過洗的天主教徒。他在遼闊的遠東水域從事貿易，劫掠商船，去過馬尼拉，在日本九州平戶島娶了當地的一位日本姑娘。1625年大海盜李旦、顏思齊死後，鄭芝龍接替他們成為海盜集團的寨主。
鄭芝龍的歷史意義不在於他成為最大的海商海盜集團的頭目，而在於他設法取得朝廷的招撫，使海商海盜集團合法化，統合內陸政權與海上民間勢力遏制西方擴張，重建遠東水域的中國霸權。只有在中國海三方勢力沖突的格局中，才能理解鄭芝龍的業績。西方擴張勢力進入中國海域後，海上沖突就有三種力量，西方擴張主義者、代表中國內陸朝廷的水師與中國民間海商海盜。這三種力量相互攻擊也時而聯合，朝廷可以聯合西方勢力“以夷破賊”，民間海盜也可以聯合西方勢力騷擾中國海岸打擊官軍，但在官民沖突中內耗的總是中國力量，西方擴張主義者不管聯合哪一方，都是得利者。

鄭芝龍繼李旦、顏思齊後統領海上眾寨，首先整飭內部，加強海商海盜集團的軍事戰鬥力。海上貿易與移殖擴張，不能沒有陸上基地。顏思齊、楊天生、鄭芝龍等曾圖謀占據日本，舉事失敗後撤走台灣，台灣雖已有大陸移民墾殖，但仍不足供給，既不可作為軍事基地，亦不可作為貿易基地。只有占領大陸口岸根據地，有物資人員供應，才能擴張海上。1625至1628年間，鄭芝龍有計劃地侵擾閩粵海岸官軍，搶劫富戶助餉，招募饑民當兵。人們普遍註意到鄭芝龍的海盜集團軍力強大而紀律嚴整。他們不但“不許擄婦女、屠人民、縱火焚燒、榨艾稻谷”。而且“有徹貧者，且以錢米與之”。 當朝廷知道鄭芝龍已聚集起上千條艦船、數萬名勇士，強大到不可剿滅、只可招撫時，鄭芝龍的機會來了。

鄭芝龍的機會來了。1627年，一代名將、抗倭英雄俞大猷的兒子，福建總兵俞咨臯，聯合荷蘭艦隊在福建銅山圍剿鄭芝龍，幾乎全軍覆沒。福建巡撫熊文燦命戚繼光舊部、曾被鄭芝龍俘虜的盧毓英下海招撫，鄭芝龍欣然接受，要求“通行各處，庶使將士便於采買糧食”後，便入泉州接受招撫。熊文燦委任鄭芝龍“海防遊擊”，條件是“所有福建以及浙、粵海上諸盜，一力擔當平靖”。中國海商的機會來了。鄭芝龍受撫，使鄭氏海商集團合法化，海上擴張獲得了內陸支持。下一步將是通過集權化過程統一中國海商力量，壟斷整個遠東水域的貿易，與西方擴張勢力競爭。鄭芝龍逐一消滅了李魁奇、楊六、楊七、劉香老海盜集團，創造了有明一朝從末出現過的海靖奇跡。對明朝政府，這是平靖海疆，對鄭氏海商集團，重要的意義是“雄踞海上”。如今，南中國海已基本實現了“鄭氏和平”， “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舶稅三千金，歲入千萬計”。競爭對手只剩下荷蘭東印度公司。

鄭芝龍與荷蘭人的沖突是貿易競爭與貿易壟斷。荷蘭東印度公司早已察覺到鄭氏海商集團的威脅。1627年，福建總兵俞咨臯邀台灣的荷蘭艦隊共討鄭氏海盜集團，並許諾事成之後將恩準開放荷蘭與中國的貿易。荷蘭艦隊大敗，此後鄭芝龍開始公開在海上截獲荷蘭商船，荷蘭駐台灣的總督納茨沮喪到極點，寫信向巴達維亞求援：“（我們）沒有船舶能出現於中國大陸沿海區域。一官（鄭芝龍）完全控制了這些地區……我們只有區區350人在此等待。如果我們不能得到救援，我懷疑尊敬的閣下無法從我們這裏獲得任何東西，或許只有一條急需修覆的船……。”

中國重出大洋、海外擴張的機會來了。帝國衰落，民間力量興起。鄭芝龍在鄭和之後，創造了中國的另一種海上傳奇。1633年前後的鄭氏海商集團，已完全不同於1433年鄭和率領的船隊。鄭氏海商集團以海外貿易移殖力量統合政治組織、軍事武裝，是純粹市場動員下的海外擴張，其海上貿易與海上武裝的形式，與西方擴張者完全相同。他們已經學到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航海、貿易與私掠的技術，並可能通過貿易與截獲的形式獲得歐洲海上最先進的裝備，帆船與大炮。盡管海戰的裝備與戰術仍略遜於荷蘭人，但鄭氏集團更近於祖國的陸地補給，在整個東南亞的商港都有華族移民作為他們的民族同盟，具有西方擴張主義者沒有的優勢。中國海商具備了西方擴張的一些條件，唯一不同的是沒有明確的、與海外擴張相應的政治理念與宗教信仰。從某種意義上說，鄭氏集團就是中國的東印度公司，享有貿易、征收舶稅、調兵宣戰的權利。鄭氏集團已經有能力有條件在南中國海建立一個統一的貿易王國。

與其紀念鄭和，不如紀念鄭芝龍。在世界格局與西方擴張的歷史過程中理解鄭芝龍的成敗功過，將看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意義。傳統觀點確定在中國本土皇權中心主義視野內，評述歷史人物，總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二元對立範疇中，離不開官與盜、忠與奸、賢良與不肖。鄭芝龍或者是與朝廷對立的海盜元兇，或者是被朝廷招撫的海防將領，或者在南明朝廷擁兵自重，或者投降滿清朝廷被軟禁，一生功過，從盜賊到降臣，以皇權政治為尺度，一目了然。但是，如果換一種視野，將鄭芝龍的活動放到世界歷史中，放到西方擴張與世界的西方一體化進程中，放到中國近代的衰落與東西方沖突的歷史選擇的焦點上，鄭芝龍也許從本土皇權中心主義視野中的盜賊降臣變成世界歷史中創造時勢的英雄。

從中原朝廷看，鄭芝龍是逞兇鬥狠、殺人掠貨的大海盜，從世界格局看，鄭芝龍是中華民族競逐富強的真大英雄。17世紀遠東水域，是國際競逐、東西方沖突的焦點。鄭芝龍創造性地整合了一直處於對立內耗狀態中的中國內陸政權與民間海商，使中國海上純經濟性的貿易移殖活動獲得了政治組織與軍事武裝，以統合強大的中國力量與西方海上擴張勢力抗衡，並重新贏得遠東水域的中國霸權。如果說鄭和遠航是以內陸皇權強制利用民間航海貿易力量，不僅扼殺了民間海上擴張的生機，而且消耗性的官方航海也不得不終止，朝貢貿易難以為繼，最終使中國勢力淡出海洋。鄭芝龍則以民間武裝海商集團的力量統合內陸政治軍事權威，將中國傳統上分裂內損的兩種力量統一起來，一致挑戰外洋的西方擴張。於中國歷史，他在經濟上發展了海外貿易與移殖，在政治上平靖了海疆；於世界歷史，他創造了一次改寫西方擴張歷史與中西關系史的機會。此時中國還有可能遏制西方在中國海的擴張，重建中國海上權威，使內陸帝國面向海洋發展貿易、移民拓疆。

1633年料羅灣海戰大捷，為一個多世紀中西海上沖突做出歷史階段性的勝負評判。西方擴張被有效地遏止了，南中國海基本實現了“鄭氏和平”，“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 中國勢力自鄭和之後200年，重建了遠東水域的中國霸權，贏得了一次抵禦西方擴張、挑戰外洋、在世界現代化歷史上競逐富強的機會。

四

紀念鄭芝龍，既是紀念中國民間海上英雄的不可重覆的成功，又是紀念他不可挽回的失敗，反思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段海上盛世失落的原因及其深遠影響。國家與民族的生機與創造力，在民間不在朝廷；在成熟的、和諧的國內政治秩序與充滿對立與挑戰的國際政治格局中；在世界歷史上一系列的野蠻殘酷而又生機勃勃的民族與國家之間的沖突與競爭中，在關於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關系的清醒的區分性意識中：國內政治在和諧的基點上寬容對立，國際政治在對立的基點上追求和諧。任何時候任何場合將這中關系倒反過來或意識不清，都是一種災難。鄭和下洋停止後中國失去的海上優勢，曾被鄭芝龍開創的“海上武裝貿易王國”挽回，此時中國還有機會參與西方擴張大潮中世界海洋的競逐。當這種勢力被葬送在皇權中心主義的內戰中，中國就徹底喪失了對抗西方擴張的力量與機會。

失而覆得、得而覆失的機會，其中有驕傲也有遺憾，需要紀念更需要反思。1633年料羅灣戰役確立了鄭氏集團的海上霸權，中國海幾乎成為鄭氏家族的內湖。1640年，朝廷又任命鄭芝龍為福建總兵，鄭氏集團更進一步地將中國的政治軍事力量用於發展海外貿易與拓殖。他用商船運幾萬饑民到台灣墾荒，從此確立了台灣的華夏文明基礎，20年後鄭成功驅荷入台，又過20年後施瑯收覆台灣，不過是文明同化的過程中的進一步的政治同化。在“鄭氏和平”中，中國已經開始5個世紀之久的東南海外貿易與移殖，出現了歷史上最光明的一刻。海氛平靖，商舶出入都懸掛著鄭氏的令旗，荷蘭人也開始向他納稅。在西方人眼裏，明朝崩潰，滿清入主的背景下，富可敵國的鄭芝龍“已矚目到帝位了。”

中國內陸政權被迫與民間海商海盜勢力結合，這種結合不是因為朝廷願意，而是因為朝廷無能為力。明朝政府禁海、剿海、開海，民間海商變成海盜、海盜歸位海商，海商又成為海盜，最後海商海盜一體化。明朝內陸政權對民間海商的關系經歷了嚴厲禁止、限制開放兩個階段後，在最後的日子裏開始了最有希望改變世界格局的合作。中國面向海洋擴張的歷史沖動在歷經兩個多世紀的磨難後，迎來光明的一幕。此時出現在遠東水域與西方擴張主義者爭強的中國勢力，已經將國家政治軍事力量與民間海外貿易移殖力量統一起來，以閩粵沿海和台灣為基地，面向整個東南亞擴張。在資本主義擴張的大潮中，中國是否可以贏下一局？

從中國歷史的大視野中看，鄭氏集團的海上霸權與鄭和船隊的海上霸權一樣，都不是歷史發展大勢，而是特殊時勢機緣下曇花一現的現象，無法持續、不可挽回、難以重現。中國內陸政權與民間海商的聯合，並不是可持續發展的歷史必然，而是某種暫時的機緣。滿清入關，明室南渡，鄭芝龍清醒地認識到，疲弱無能的殘明皇室，已不可能挽天下狂瀾。站在內陸皇權中心主義立場上，他在選擇對朱明皇朝的忠奸；站在海外貿易與移民擴張立場上，他在選擇鄭氏海商集團的存亡。再次入海為寇，失去陸地根據地，不可能競爭海上；明朝難免覆亡，他也難免新興內陸皇權的追剿。局勢又回到從前，中國海商勢力將在中國內陸追剿與西方擴張的夾擊中消亡。鄭芝龍選擇了招降。1646年，清兵進逼安平，鄭芝龍派人給博洛貝勒送去降表，前往福州受招。博洛先以最盛大的禮儀歡迎他投誠，然後又突然夜間拔營，將其挾持北上。鄭芝龍明白，一直讓他忐忑不安的事終於發生，他密書鄭成功：“眾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許龍，北有名振，汝必圖之。”在北京的朝廷裏，鄭芝龍“終日戰兢危懼”，康熙皇帝登基那年，鄭芝龍全家11人被殺。

歷史真正的悲劇不在於有所選擇而選擇錯誤，而在於根本就無從選擇。招降不能維持鄭氏集團的海上擴張，抵抗事實上也無法挽救，即使像他那出色的兒子鄭成功那樣：“大開海道，興販各港，選將練兵，號召天下”，鄭氏集團的結局也不可能是另外一個樣。鄭成功以反清覆明大業，動員民間海上力量對抗陸上政權，使中國大陸政治軍事勢力與民間航海貿易力量再次對立起來。反清覆明動員鄭氏海上力量對抗滿清內陸皇權，一方面將民間海商力量與內陸政權不可調和地對立起來，另一方面又在與內陸不斷的戰事中牽制與消耗了本來可以進行海外擴張的中國海上力量。鄭成功是內陸滿清皇朝的敵人，也是外洋西方擴張者的敵人。中國海三方勢力對峙沖突恢覆到從前，格局與明朝時沒有什麽改變。西方人依舊借朝廷之勢消滅海上競爭者，中國內陸政權依舊借夷人之力剿滅民間“賊寇”。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清朝結盟，1655年，荷蘭使團從巴達維亞啟程，前往北京，向朝廷表示，荷蘭艦隊願意協助清朝水師攻剿鄭成功，並“保證肅清從廣東到天津衛所有的海盜”。清朝則再行海禁。禁海使桅桿林立的港灣空空蕩蕩，遷界使千裏海岸無覆人煙。鄭成功窮鄭氏“海上王國”力量反清覆明，17年轉戰，進退無據，恢覆無期，最後的日子裏，鄭成功強撐病體，登高台，持千裏鏡，望大陸方向，搜尋海上帆影。殘酷的戰爭已使昔日帆影如雲的大海變成荒漠。
歷史的真實在於不可選擇的必然。鄭氏父子或鄭氏四世的或降或叛兩種選擇，都無法避免中國武裝海商集團最終的滅亡，都無法拯救中國海上力量，挑戰外洋西方的擴張。這是中國現代的悲劇所在。鄭氏四世海上王國的興衰，也應該在世界歷史與西方擴張東方衰落的大視野中解釋。它所揭示的殘酷的、令人痛心的歷史必然意義在於，中國帝制政權在制度與理念的本質上，是與民間海上擴張相矛盾的，天下中原政權衰落的時候，東南海商勢力興盛，皇權再度強盛時，中國民間海上擴張即被遏制扼殺。中國內陸政權將再一次消滅了具有政治組織與軍事武裝民間海外力量，再次為西方擴張讓出了整個中國海。鄭氏海上王國反清覆明，是中國海外擴張事業的悲劇。當時或事後，人們沒有想過或假設，鄭氏海上王國幾十萬將士幾萬艘戰船商船，如果在收覆台灣後利用時機與中國大陸政權議和合作，將征伐大旗指向面前的東南亞，而不是身後的大陸，世界近代歷史或西方擴張歷史將會是另一種寫法，大國興衰，東西消長，世界近代歷史與今日世界格局，都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實際上，還有一種假設，並不更荒唐：如果鄭氏海上王國放棄反清覆明的大業，放棄因皇權中心主義理念造成的與大陸朝廷的對立，選擇和平合作，集結起中國海商與移民的力量，向海洋擴張……
歷史上錯過的機會就永遠錯過了。堅船利炮才能稱霸海上、稱霸海上才能稱霸世界，這番道理，中國皇帝要到200年後，從一系列喪權辱國的可悲教訓中，才能懂得。如果500年前中國皇帝不開始禁海限船，中國仍能打造世界上最大的海舶稱雄遠東水域，也不至於500年後花巨額銀兩買西洋“夷狄”的鐵甲艦又被東洋“倭寇”擊沈，把台灣再次割讓掉。如果200年前中國不在皇權中心主義的沖突中消滅自己的海上力量，或者鄭清合作，或者大清水師收覆台灣後在鄭氏武裝海上集團的基礎上發展帝國海軍力量，開拓海外貿易與殖民，中國就不可能以陸地簡陋笨拙的炮台面對英國海軍艦艇的攻擊，輸掉可恥的鴉片戰爭。如果中國歷史上整合朝廷與民間的力量向外洋擴張，擁有競逐富強的優勢，今天的台灣問題也不致於陷入一種國際化的困境中，將中國內部的沖突置於中國與美日的國際沖突中。可悲的是，歷史不能重新開始；更可悲的是，如果歷史重新開始，將所有的教訓與災難重演一遍。（收藏自2008-05-03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