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0日，我們與挪威奧斯陸大學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丹•班尼克（Dan Banik）教授在廣州一起組織了“一帶一路與企業社會責任（CSR）”研討會。研討會的規模並不大，但參會人員經歷的相關性與知識來源的多樣性卻在會議準備的過程中得以重點強調。來自國內外大學相關領域的教授、智庫研究人員、國際發展機構專家、企業家、以及非政府組織（NGO）管理人員等都貢獻了自己的經驗，可以說，這是一次跨領域、多視角碰撞思想火花的嘗試。總體而言，會議實現了“二、三、四、五”探討CSR議題的初衷，即“二”為探討CSR的兩大場域（國際發展、一帶一路），“三”為三類話語（可持續發展、海外投資風險、市場地位與競爭格局），“四”為四個案例（肯尼亞、坦桑尼亞、讚比亞、莫桑比克），“五”為五大後續交流與合作設想（包括設立網路、建立海外投資指南、搜集最佳實踐案例、出版理論探討文章、以及建立資源共享庫等）。以下部分我們就會議要點與大家分享。

1.國際發展、“一帶一路”與CSR

作為作為本次會議的發起方之一，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國際發展研究中心的徐秀麗副教授首先以“國際發展視野裏的企業社會責任（以下統稱為CSR）”為題，從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上展示了CSR議題與國際發展議題發生粘連的全球趨勢和現實選擇。她進而談及國際援助與海外投資在中國案例下的某種聯系，並指出，對於發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而言，CSR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經典議題，但卻是新時代下基於中國國際發展實踐之上具有強勁知識增長點的一個研究新領域，它使經濟問題嵌入社會、文化與政治環境，也使發展研究更關註公司與企業這類私有部門的角色和作用，與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自由主義研究視角不同，發展中的CSR議題更關註本地文化與社會結構對於全球化規則的重塑和調整，從而凸顯地方因素的力量，這也是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必不可少的關鍵性支點。同樣作為一個多學科交叉領域，發展領域所關註的減貧、社區發展、社會性別、治理、資源管理、可持續發展等議題與CSR研究具有很大的交叉，兩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將為革新傳統發展研究議題，建立新發展知識做出貢獻。最後，她結合這些年在非洲，尤其是坦桑尼亞的調研數據，指出中國企業在非履行CSR時可以切入的三個要點，即第一，基於非洲當地的社會問題，減貧與農業發展是重點；第二，非洲國家建設過程中經常出現動員機制缺乏、合作機制斷裂等問題，國內政商社互動、共創發展模式可以為此提供經驗分享與啟示；第三，中國在非企業的日常運營中不斷創造“商業邊地（businessborderlands）”，可以在溝通中非雙方上發揮“第三空間”的橋梁聯系功能。

先拋開單純地講CSR，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倫理研究中心主任劉寶成教授則將註意力主要放在“一帶一路”問題上，提醒與會者思考“一帶一路”的本質是什麽。橫跨歷史的洪波，梳理“一帶一路”的歷史淵源，他認為不管是源於漢時期的“古代絲綢之路”，還是初建於秦漢時期、轉型於明朝的“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最早並非或僅僅是商業貿易之路，而更多的是古代帝國體制之下對於世界的想象，是夷夏與朝貢概念的投射，因此，經濟賬並非總是合算，比如，在明朝的“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中，中華與周邊國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交往如果單純從經濟賬上算是虧本的，即周邊國家給出一份貢品，明帝國要拿出五份回禮。新時代的“一帶一路”體現了新的關系和理念，目前來看，也並非是一種純粹商貿意義上的戰略，而是和國際發展政策、國際關系，甚至“禮品外交”（gift diplomacy）等多元背景相關。上述“一帶一路”的性質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中國“走出去”所嵌入的當地環境，因而需要加強中方對於當地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的了解，否則海外投資將面臨諸多風險。劉教授的視角代表了當今學界對於“一帶一路”性質的理解方式之一，除此之外，還有產能轉移說、南南合作說、挑戰霸權說等諸多視角，不同的視角就會指導不同的行動方略，但不管何種方略，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了解、增長中國對於其他國家的知識逐漸成為學界的共識。

作為本次研討會的另一發起方，來自挪威奧斯陸大學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丹•班尼克（Dan Banik）教授基於早期團隊的研究成果，系統回顧了CSR在中國發展的歷程，從早期的“引進來”到如今的“走出去”，CSR在中國的發展也經歷了一個從“外源式（exogenous）”發展到“內源式（endogenous）”發展、從“回應國際需求”模式到“主動制定規則”模式的轉變，是個不斷“自主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際發展機構在全球範圍內的推動、學者與智庫的引入、消化與批判性創新、前鋒企業的先行實踐，以及政府的引導與規制，都成為該領域發展起來的重要因素，而相對而言，NGO在此領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相對有限。班尼克教授還基於團隊在浙江的實地調研發現指出，與許多西方企業基於準則型的（rule-based）CSR實踐模式相比，中國企業CSR實踐更多的是維系“關系（relationship）”型。他還指出，北歐企業的CSR實踐在其境外比北歐本土更為活躍且投入更多，這是因為北歐的社會福利及公民權益保障已經很好，而企業可做的相對較少。

比較的研究方法在接下來前瑞典CSR大使、新環境AB咨詢智庫的發起人彭特•約翰遜（Bengt Johansson）先生的展示中得以進一步延伸，當我們探究中國公司海外經營時所面臨的社會文化環境時，我們自然也想了解源於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是否面臨類似的問題。約翰遜先生曾受雇於歐盟委員會，曾在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長期工作過，對中國有著較為豐富的理解。他在展示中提到，當他的關註點從中國加入WTO轉移至中國對外投資時，他開始更加關註比較西方企業在發展中國家運行發展的經驗。他提到瑞典公司在讚比亞運營的故事：某公司需要雇傭身體健康的當地員工，而這個目標的達成卻需要提高整個家庭成員乃至整個社會的健康水平，換言之，這家公司需要幫助讚比亞社會提供公共衛生、艾滋病防治等服務，以及幹凈整潔的水，提高教育水平等。對於瑞典公司而言，這些工作並非是公司的分內之事，一般也無法構成公司的責任，而更多的是當地政府的責任，然而，當地方政府的能力低下，尚不能完全承擔這些功能，而企業又需要在此地可持續經營時，那麽企業就必須需要和當地政府分擔發展的責任，這一點和我們之前所提到的中國企業在非履責的三個切入點有了很好的呼應。約翰遜先生在報告中還提到了“CSR報告疲軟”、以及中國公司與世行機構合作來落實國際CSR規則的實踐都富有啟示。


2.有關一帶一路CSR議題的三類話語：可持續發展、海外投資風險與市場地位

CSR話語與實踐在中國經歷了一個從“外源式（exogenous）”發展到“內源式（endogenous）”發展、從“回應國際需求”模式到“主動制定規則”模式的轉變，是個不斷“自主化”的過程，而“一帶一路”的推出毫無疑問加速了這個自主化過程的進展，也將在根本上塑造了中國與國際CSR發展的路徑。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國際發展機構通過國際化準則、學者與智庫通過研究與批判性思考、前鋒企業通過探路實踐，以及政府通過引導與規制，都成為塑造這個領域的重要利益相關者，而溝通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話語就變得至關重要。本次研討會還呈現出三類有關“一帶一路”CSR議題的話語體系，即可持續發展、海外投資風險，以及市場地位與競爭格局，這三類話語盡管具有各自不同的背景、理念與方式方法，但相互之間具有一定的可溝通性。

“當我們面對企業講CSR，我們一般更多的講可持續發展，而非社會責任”，這是來自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王亞琳女士的開場白。商務部、國資委、UNDP三方合作剛剛在11月初發布了首份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報告，該份報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首次較為全面系統地梳理了中國政府的相關政策和措施，並運用國際普遍認可的公司治理、經濟、環境和社會四個維度進行分析，既有助於用國際通用的語言來講述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經驗，同時也助於中國企業樹立海外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和方法。王亞琳在報告中首先將“一帶一路”8大工作領域與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進行對接，認為兩者存在許多交叉重合的地方，兩者都將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升級和農業發展作為重點關註的領域，兩者也都促進經濟發展和改善人民生計作為努力的目標。她的報告重點在於提供了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經營的基本數據，包括比如90%以上的中國受訪企業都建立了或計劃建立海外CSR管理體系，但僅有10%左右的企業定期單獨發布了海外經營的CSR報告等。中國企業落實CSR所面臨的三大限制因素主要是：缺乏理論或實踐層次的指導、缺乏激勵的動力或懲戒、財務困難等。UNDP作為聯合國的重要機構，也將搭建貫通國內外政界、金融機構、學界與媒體、國際機構、NGO與行業協會等各個利益相關者的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經營聯盟（ASCEA），加強各方溝通與集體行動，共同助力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